降将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信奉“不成功，便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朝鲜战争中，很多被俘的志愿军官兵在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投降和叛变是两个概念，而在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投降和叛变是一个意思。日本的《军人手令》第七条如此规定：“……叛乱、投降、越权、渎职、抗命和逃跑一律处以死刑……同交战国媾和后，被敌方遣返的军人将以投降罪论处……”
西方对军人投降的宽容和东方对军人投降的苛刻，正是西方和东方两种价值观念的具体体现：前者注重军人的“权利”，后者注重军人的“义务”。
权利强调个人的“应得快乐”和“应得利益”，义务强调个人的“应失快乐”和“应失利益”。如此，倾向于权利的西方文化重视个人的利益，即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认为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有了个人利益才有集体利益，具体表现为对战场上偷生行为的宽容；倾向于义务的东方文化重视集体利益，即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了集体利益就有个人利益，具体表现为对战场上偷生行为的苛刻。
无疑，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要求军人战斗到底。然而，“底”在何方？西方军人认为，“底”为工具失效，即失去了武器，子弹、炮弹打光了的军人可以投降以求偷生；然而，东方军人认为，“底”为器官失效，即失去了生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战斗。
于是，在战场上，美国军人衣兜里揣着“投降书”；中国军人脖子上挂着“光荣弹”。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飞行员上衣口袋里都装有一张“投降书”，是块毛巾大小的浅黄色尼龙绸，印有13种文字，中文居首，内容为：“我是美国人，请不要杀我，并设法把我送回去，我会通过美国政府交涉，给你们以报答”。
然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为了不当俘虏，中国军人的脖子上、裤腰间都挂着“光荣弹”。光荣弹是一种微型手雷，发给战士们作为自杀武器，临爆时间为1秒，而一般手雷的临爆时间为3.5秒。
“投降书”具体表现了一种权利倾向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光荣弹”具体表现了一种义务倾向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
《纽约时报》曾经发文：集体主义中国和个人主义美国谁会笑到最后？很难说。然而，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善于平衡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那个家伙。
为什么既要对得起自己，又要对得起他人
——品位需求
一个人，既不能像一头“羊”，比如杨白劳；也不能像一头“狼”，比如葛朗台。杨白劳没有品位，一个“穷光蛋”，只有失去，没有得到——“不善应得”，常常对不起自己；葛朗台没有品位，一个“守财奴”，只想得到，不想失去——“不善应失”，往往对不起他人。杨白劳体现不出一个人的尊严或权利；葛朗台体现不出一个人的道德或义务。
有品位的人，既不是无赖，也不是烈士；既不是奴隶，也不是暴君。无赖，是消极性的权利倾向型人格——只想以撒泼的方式索取一切；烈士，是积极性的义务倾向型人格——只善为他人着想。奴隶，是消极性的义务倾向型人格——只能忍受一切；暴君，是积极性的权利倾向型人格——只知征服世界。奴隶和英雄，对不起自己；无赖和暴君，对不起他人。
品位，是人格的等级，既衡量“应得”（应该得到的快乐和利益），又衡量“应失”（应该失去的快乐和利益）。品位，既善于“伸张快乐和利益”（对得起自己），又善于“节制快乐和利益”（对得起他人）。如此，品位是尊严（权利）和道德（义务）之间的平衡，及其外化形式——既外扬又内敛的穿戴，比如旗袍。
品位需求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追求尊严和道德、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及其外化形式的欲望。
品位需求的行为动力机制：趋雅避俗（趋褒避贬）。
为什么男人要当“绅士”，女人要当“淑女”
在电影《罗马假日》中扮演一对情侣的格利高里·派克和奥黛丽·赫本，他们诞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演绎绅士和淑女。赫本和派克先后走了，从此天堂有了最美的淑女和最帅的绅士。
派克，是奥斯卡影帝。无论银幕上或银幕下，派克高雅的绅士风度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在现实中，派克是一位同情黑人的民权运动参与者，在公益事业上享有崇高的名望，并获得了琼·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
赫本，是奥斯卡影后，被誉为“落入凡间的天使”、“世界上最优雅的女人”。息影后，赫本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被媒体称为“圣·奥黛丽”、“圣·赫本”。然而，赫本既非辣女如玛丽莲·梦露，也非修女如特雷莎。人有两只手，赫本说：“一只用来帮助自己，另一只用来帮助别人。”
派克和赫本，才貌双全，德艺双馨，活得很有品位，是典型的绅士和淑女。做男人就要像派克，做女人就要像赫本。不妨欣赏圣得西西服的一则电视广告。
画面：大雨中，一位男士和一个小孩同在一个屋檐下避雨，小孩冷得瑟瑟发抖，男士脱下西服给小男孩披上。两个人一起在屋檐下高兴地学拍着翅膀飞翔的样子。
旁白：关爱他人，善待自己，圣得西西服。
字幕：圣得西SUNDANCE
品位的核心是既善于得到，又善于失去。“善于得到”意味着善待自己，“善于失去”意味着善待他人。如果只对“善于应得”实行褒扬，那就是“尊严”或“权利”；如果只对“善于应失”实行褒扬，那就是“道德”或“义务”。如果既褒扬“善于应得”，又褒扬“善于应失”，那就是“品位”。只有既善待自己，又善待他人，才能满足品位需求。
杉杉西服也试图成为绅士——品位男人的道具。
主题：好一个穿杉杉西服的男子！
画面一：一女士在路上款款而行，后面缓缓驶来一辆轿车。突然路边滚出一只足球，并冲出两个踢球的男孩。
画面二：轿车猛然刹车，从车上下来一位端庄、潇洒、穿着西装的男士。他捡起足球递给男孩，然后上车而去。
画面三：女士目睹一切。
画外音：“好一个穿杉杉西服的男子！”
画面四：推出杉杉集团标记。
画外音：“杉杉集团”。
绅士，既是一个利我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又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或集体主义者。绅士，既不应是一只羊，太温顺，不够勇敢、坚强，也不应是一头狼，太凶猛，不够矜持、谦和。
男人，应该活得像个绅士；女人，应该活得像个淑女——既对得起自己，又对得起他人。
为什么“抹零头”显得俗、“给小费”透着雅
在中国餐馆，人们喜欢“抹零头”。餐费103元，食客一抹嘴巴，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对服务员说：“那零头就别要了吧。”相反，在美国餐馆，人们喜欢“给小费”。如果餐费100元，那么就再多给10元或20元压在碟子底下。
“抹零头”显得俗，“给小费”透着雅，为什么？
小费，是一种赏钱。《犹太法典》上说：“人以三事见性格：赏钱、酒量和脾气”。小费或赏钱，特别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人格——品位。因为通过小费或赏钱，一方面可以显示一个人是否“善于应得”——是否善于搂钱（阔绰或寒酸），从而体现出尊贵或卑贱；一方面可以显示一个人是否“善于应失”——是否善于撒钱（慷慨或抠门），从而体现为善良或邪恶。在《红楼梦》里，每逢过年，贾府上下热热闹闹，摆酒席，行酒令，看大戏，听小曲，当然少不了的是给戏子们派发赏钱，以显示贾府的阔绰和慷慨。
确实，“给小费”显示了阔绰和慷慨，品位高，于是被褒扬为“高雅”或“优雅”；
相反，“抹零头”显示了寒酸和抠门，品位低，于是被贬抑为“低俗”或“庸俗”。
在美国，住宾馆，进餐馆，都得付小费。然而，付多付少在美国已经有了一种“约定俗成”，比如，在餐馆，按照税前总费用，小费午餐付10%，晚餐付15%。工资很低的服务员收入基本靠小费。有的餐馆索性把小费打入账单。如此，小费中“价格”的成分越来越多，“赏钱”的成分越来越少。
幸亏，美国人还有一些特别的去处，可以让人尽情体验一种风度、一种潇洒，比如，位于美国匹兹堡的顾客定价餐馆——朱利奥餐馆。
“朱利奥餐馆”由原本的餐馆定价改为现在的顾客定价，它的菜单上写着这么几句话：“在朱利奥餐馆，相信上帝会给我们带来好运。因此，菜单上没有价格，请您自己决定菜价。”不论出价高低，老板都无异议。结果，顾客定价时期的营业额要比餐馆定价时期的高出75%，利润更是大幅上升。因为多数顾客的付款大大高于原来的定价，虽然在狼吞虎咽之后，分文不给、扬长而去的也有。
在市场上，卖方总想多要点，买方总想少给点。那么，为什么“买方定价付费”比“卖方定价付费”赚得更多呢？因为“买方定价付费”实际上具有一种小费或赏钱的性质，特别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品位。
品位的核心是尊严和义务之间、利己和利他之间的平衡——既对得起自己，又对得起他人。付费太多，对不起自己，会有一种“自责感”（心疼）；付费太少，对不起他人，会有一种“内疚感”（脸红）。如此，为了消除自责感和内疚感，人们总会付出一个合理的价钱。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曾说：小费，给多了，像小傻瓜；给少了，像大傻瓜。小傻瓜是“大头鬼”，大傻瓜是“小气鬼”。如此，买方定价付费是一个平衡利我和利他的过程，是一个满足品位需求的过程。于是，很多人为了体验一种品位，纷纷慕名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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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少数人喜欢显得“雅”，多数人喜欢显得“俗”
扯着“娘娘腔”，戴着发卡，穿着苏格兰裙子，举着“我是处男”的牌子，还高喊着：“我是纯爷们！”这个人是谁？小沈阳。在2009年春晚，凭着小品《不差钱》一炮走红。2010年，美国《新闻周刊》以《最低俗的中国人》（The Dirtiest Man in China）为题报道了小沈阳。
为此，小沈阳在接受采访时回应：“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低俗，我只知道，观众喜欢我的表演。”
那么，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低俗？为什么少数人喜欢的东西显得高雅，多数人喜欢的东西显得低俗？如同尊贵和卑贱、善良和邪恶，高雅和低俗是一对价值评价体系。
很难对高雅和低俗下一个定义。只知道，阳春白雪高雅，下里巴人低俗；玩高尔夫球高雅，搓麻将低俗；杨丽萍的舞蹈跳得高雅，流氓燕的博客写得低俗；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一个比一个高雅，小沈阳、周立波、郭德纲一个比一个低俗。小品，看的人越来越多，显得越来越低俗；京剧，看的人越来越少，显得越来越高雅。
人格的品位，是尊严和道德、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同时满足尊严（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程度较高，一种行为可以被褒扬为高雅——品位高；同时满足尊严（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程度较低，一种行为可以被贬抑为低俗——品位低。
中国古人总结了“十大低俗”行为：
一、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
二、每与人言必谈及贵戚；
三、遇美人急索登床；
四、见到问路之人必作傲睨之态；
五、与朋友相聚便喋喋不休高吟其酸腐诗文；
六、头已花白却喜唱艳曲；
七、施人一小惠便广布于众；
八、与人交谈便借刁才以逞才；
九、借人之债时其脸如乞丐而被人索偿时则其态如王；
十、见人常多蜜语而背地必揭人短处。
人们有时过于显示自己的“善于应得”（阔绰或尊严）——“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有时过于显示自己的“善于应失”（慷慨或义务）——“施人一小惠便广布于众”，如此，便“俗”到家了。当面说好话（献媚），有失尊严；背后说坏话（谗言），有失道德。借债时像乞丐，有失尊严；还债时像霸王，有失道德。“急索登床”、“喜唱艳曲”表明：既不善伸张快乐（权利），又不善节制快乐（义务）……
真实世界如此，模拟世界也如此，比如比赛、游戏、电影、电视、戏剧、舞蹈、歌曲、绘画和小说等，有的品位高雅（表现形式为温和、严肃、庄重、含蓄、潇洒、斯文等），有的品位低俗（表现形式为暴烈、诙谐、轻浮、露骨、猥琐、粗鲁等）。如此，网球高雅，需要观众的宁静；足球低俗，需要观众的呐喊。“交响乐”高雅，“二人转”低俗。“二人转”男扮丑角，女扮旦角，两人打情骂俏，讲些个黄段子，公公与儿媳、婆婆与女婿往往无法同时观看。
因为品位高雅的人少，所以喜欢高雅运动或艺术的人也少；因为品位低俗的人多，所以喜欢低俗运动或艺术的人也多。
阳春白雪，因为和者寡而高雅；下里巴人，因为和者众而低俗。
为什么过去，谁“穷”谁光荣；现在，谁“富”谁光荣
——荣誉需求
亚当·斯密认为：最荣耀的莫过于富裕，最耻辱的莫过于贫穷。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78年以前，人们以富为“耻”，以穷为“荣”；1978年以后，以富为“荣”，以穷为“耻”。“荣耀”或“耻辱”取决于价值观念。过去，以穷人的价值观念为标准：“谁富谁丢人、谁穷谁光荣”；现在，以富人的价值观念为标准：“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