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用高锰酸钾，也没有再去那家市区的中医医院性病科，但是，老者的话却给我带来极大的恐惧，他说我得了很多种性病，活不过半年，这些话像一枚烧红的铁钉，楔入了我的心中和肉体里，让我不论什么想起来，都惊惶万状，大汗淋漓。尽管这个老者用高锰酸钾来骗钱，可是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
那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坠入了极大的恐惧中，我常常在恶梦中惊叫一声醒过来，额头上是密密的汗珠。我每到一地，就先在书店里查找关于性病的书籍，我越对照越怀疑自己真的得了很多种性病，可能还有艾滋病。有时候一个人在卫生间，真想将下身割掉，天真地以为这样做就将病灶去掉了。
怎么办？治疗吧，那时候的性病动辄就要上万元，不治疗吧，生命只能维持几个月。我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中。
那时候的报纸上有很多治疗性病的广告，公共厕所的墙上也贴满了这样内容的牛皮藓，我想，可能这个世界上还有和我得了一样疾病的人，可是我又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他才能和他交流。无中生有的疾病像一个无所不在如影随形的魔鬼，而我只能一个人和他作战。
有一次，来到了一个城市里，我按照报纸上的广告，找到了这家性病专科医院。接诊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子，皮肤晒得黝黑，手掌粗糙，就像海边的渔民一样。她要看我的下身，我很不好意思，她说：“在医生面前不要害羞，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人。”我只能听从了她的话，她看后照样说我患了很多种疾病，需要赶快治疗，而治疗费也是上万元。当时，我抱定主意，不治了，死就死吧。我出门的时候，这名女医生拉住了我，她要让我交100元的诊疗费。我说：“你又没有治疗，交什么钱？”她说：“我们这行的规矩，看了就必须交钱，不能让我们白看。”没办法，我给了她10元钱，她一直在嘟嘟囔囔，说我不像男子汉，一点也不大方。
就在我走出这家医院大门的时候，一个30多岁的女人眼圈红肿，拽着一个老头的手走进来了，老头满脸尴尬。我想，可能这个女子有了性病，是那个老头传染的。
我抱着必死的信念走在大街上，突然看到大街上阳光明媚，行人如梭，充满了市井气息。生活这么美好，而我却要走了，走就走吧，人总有一死，早走晚走又有什么区别？现在，我只愿过好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几个月。
此后，我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大声说话，大口喝酒。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就大声唱歌；走路的时候，也脚步很响，咚咚咚地一步步把死亡赶到墙角，赶得它无路可逃。死亡是我的敌人，我先在气势上压倒了它，它还有什么可怕的？应该是它害怕我。
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下面没有异样的感觉了，而我居然体重增加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书上查找到，有性病和艾滋病的人是不能献血的，这样的血液不健康。有一次，经过了一座城市的广场，我专门走上献血车，护士在化验后，就抽去了血液，并把她们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一个月后，我打电话过去，她们说我的血液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放下电话后，我一口气跑到了郊外，跪倒在山坡上，泪流满面，原来我就没有病。温暖的阳光，小鸟的呢喃，远处的山巅，身边的草地，甚至棱角分明的石头，忙忙碌碌的蚂蚁……这一切如此真切，又如此令我留恋。我深深地感觉到：活着，真好！
那时候，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揭穿这些黑医院的骗人把戏，一定要让每个人不再像我当初那样上当受骗，不再像我当初那样怀着极大的恐惧与子虚乌有的死亡搏斗。进了这些黑医院的每个人，要么花费一大笔钱，要么就带着极大的心理负担。这些黑医院坏透了，浑身流着肮脏的脓水，散发着恶臭，坏得身上找不到一块完好的地方。
在我以后做了记者后，我有机会采访这些开办医院的莆田人，就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当时是依靠坑蒙拐骗起家的，“但是，我们现在合法经营，我们为国家创造税收利润。”
就像拍了三级片的那个著名演员一样，她认为她自己现在漂白了。
莆田人开办的民营医院经历了三个阶段。街头小诊所是第一阶段，挂靠公立医院是第二阶段，独立办院是第三阶段。
上面写到的那位不开医院开酒店的莆田人告诉我说，很多莆田人挂靠公立医院的时候，为了创造更高的利润，见谁说谁有性病，见谁说谁不孕症。我问：“为什么公立医院不管？公立医院难道就不害怕败坏了他们的名声？”
他说：“那时候的人们普遍对性病缺乏认识，以为治愈性病就需要上万元。再说，公立医院院长在性病科室入股，收入越多，分红越多，他对性病科室的乱收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些年里，性病开始出现，艾滋病也第一次出现在了铅字中，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患有这些人们意识里的“脏病”的患者，都感到无颜面对所有人，他们不敢去正规公立医院求诊，担心在那里遇到熟人，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这些开在隐秘角落里的小诊所或者外地小医院的性病科室，所以，这些莆田人从来就不缺生意。
这些莆田人的生意也一直做得很成功。他们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也在不断壮大，他们开始承包一些效益不好的医院，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丰硕的利润。而以前这些医院效益不好，一般都是因为开办的是传统科室（内外儿妇）和收费低廉。而莆田人接手后，还是依靠性病和不孕症打天下，打下了一片灿烂江山。
来这些医院求诊的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女性更容易听信别人的说词，女性更没有戒备心。而妇科病更是一种常见的病症，但在这些民营医院的口中却可以说得异常严重。
然而，尽管他们创办了医院，跻身于民营企业家行列，但是，就我所接触到的民营医院，还是以骗钱为目的，他们就像西装革履的小偷，去出席贵族的晚宴，一不留神就会把餐纸勺子叉子装进西服口袋里，阔绰后的他们依然保存着小偷小摸的习惯，而且这个习惯一直无法更改。
然而，总是有人不断地走进他们的医院，总是有人不断地给他们送钱。他们的实力还在扩大，后来，他们开始创办医药集团。这个集团下面的医院都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名字：男性专科医院、女子医院、皮肤病医院、不孕不育医院、整形美容医院，还有一些名字听起来充满了爱心的医院，比如什么博，什么新，什么仁……为了让更多人相信他们的实力，这些医院往往号称香港某某医院的分院，全国某某机构指定医院，但他们就是不说自己是莆田人办的医院，从小诊所发展起来的医院。
在不同的城市里，都有大大小小的民营医院，他们名称不同，注册不同，经理不同，医生不同，然而他们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相同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并不会出现在工商营业执照中，也不会出现在对外宣传的所有资料中，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板和经理。他是一名莆田人。
到了这个时候，从小诊所起家，依靠坑蒙拐骗发家的莆田人，到现在已经成了集团经营，他富可敌国。
还有人不满足。
一些了解医药行业的人对我说，有些莆田人几年前开始涉足医药制造行业，他们攫取更大的利润。
早些年，医药市场订货会和医疗器械订货会每年春节过后，都会在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举办，莆田人重乡土观念和民风民俗，春节时期都会回家团聚，医疗商家就盯准了这个时机，向莆田人推销自己的产品。精明的莆田人看到了医疗市场这一块商机，他们开医院的同时，也开始涉足医药行业和医疗器械行业。
医药价格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尺，它和别的商品不同。大葱一年两元，二十元肯定就没有人买；新书有定价，如果比定价还高几倍，你还愿意买，你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然而，医药没有市场参考价，没有统一定价，治疗同一种疾病的药物，多达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医生开具不同的药物，其间的价格差距高达几十倍上百倍。
医药和我在《暗访黑工窝点》中写到的化妆品一样，没有一个价格尺度可以参考。
莆田人制造的药物几乎都自己冠以特效药的名称，在自己的医院出售，由自己的医生开处方，这些药物在外面见不到，你根本就无法参考，你问为什么这些药物这么贵？他们回答这是自己研制的特效药。你问检查费为什么这么贵？他们说医院的器械是罗马尼亚斯里兰卡阿尔巴尼亚进口的，别的医院也没有这些尖端设备。
莆田人一定很不同意我的观点，尤其是那些新一代的民营医院的掌门人，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富二代”，他们含着金钥匙出生，他们拥有医学背景和工商管理学历。但是，我还是要说，民营医院有着无法涂抹的原罪，即使现在，他们的收费还是高于公立医院。
我了解到的医托，都是在公立医院向黑医院拉客，没有见过一例从黑医院向公立医院拉客的现象。
而那些黑医院，都自称民营医院。
为什么会出现民营医院这个“怪胎”？如何治理民营医院？专家说，相关部门制定了《全国诚信民营医院十条准则》，希望民营医院都能讲诚信，讲廉洁，讲道德，讲自律。
我不知道效果是否好？
我的入“托”介绍人
我的暗访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必须打入医托行业，了解他们的组织结构和体系，了解他们和黑医院是如何勾结的。
我来到了省会城市里，经过长达一个多星期的观察，我了解到，凡是大型公立医院旁边的公交车站，每天中午12时左右，站牌边都会聚集一大批医托。医托和路人不一样，他们的手中往往拿着一本书，一张报纸，一本病例，或者空着双手，病历装在口袋里。他们的眼睛总会像小偷一样左右观望，观察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是不是病人。而到了下午四点过后，公交站牌旁边明显就会人流稀少，医托们都回去了。
医托的上班时间是早晨十点到下午四点，中午12点是上班高峰期。医托的诈骗对象都是外地人，外地人在早晨10点左右才能来到医院，而下午四点就要早早回去。中午12点的时候，医院休息，医托们就倾巢出动。
医托在观察病人，我在观察医托。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我的目标对准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老太太满头白发，身材矮小，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她的那张脸苦大仇深，皱纹密布，皮肤黝黑，就像大型泥塑《收租院》里的人物。这样一张劳苦大众的脸很能博得人们的信任。
老太太说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她每天中午12点才会出现，坐在那座三甲医院旁边的花园矮墙上，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看到有疑似患者的人走过，就抖抖索索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本皱皱巴巴的病历，问疑似患者：“同志，打搅一下，到这个医院咋走？”她口中的这个医院，就是一家民营黑医院。而她手中的病历，则就写着这家黑医院的名字。
如果你和她搭话，老太太就开始对你嘘寒问暖，这样一张慈祥的老脸，让人毫无戒备心，你会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你的病情，你的担忧，你的痛苦，而她则像老奶奶一样耐心倾听着，然后向你推荐她手中病历上所写的这家医院，她说她在这家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身体恢复很好，今天是来复查身体的。如果你相信了，她会一直带着你，一路打听着，走向这家黑医院的方向；如果你不相信，她会把你交给下一个医托。
在这里，有60岁的老太太做医托并不稀奇，还有不到十岁的孩子做医托。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儿童，满脸稚气，跟在一名中年妇女的后面，中年妇女对一名患者说：“孩子吃了一个疗程的药，症状全部消失了。”
在这里，你患有什么病，医托就说自己或者家人也患有这种病；你说你是哪个省份的人，医托也说自己是哪个省份的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出门在外，你不相信老乡，还能相信谁？而你被所谓的老乡骗了后，才会明白，老乡见老乡，背后使黑枪。
我曾经留意过医托们的交谈，医托和医托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会说河南话、四川话、湖南话，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个公立医院的附近，活动着河南帮、四川帮、湖南帮。每个帮派之间为了争夺患者，经常会发生战争。四川人来自南充，湖南人则来自衡阳。
医托们在医院附近交谈，从来不说与医院和医疗有关的事情。这是他们的行规。
我也会说河南话，我决定以老太太作为突破口。
在那条街道上，我的身份是一名捡拾垃圾的人，我身上背着一个大大的塑料编织袋，袋子里装着饮料瓶子和别人扔在地上的废报纸和宣传单。我每天要在这条街道上转悠两次，他们熟悉捡拾垃圾的我，就像我熟悉他们一样。
有一天，我看到老太太手中拿着半瓶绿茶，我就跟在她的后面，用河南话说：“奶奶，你喝完了把瓶子给我。”
老太太很惊异，她问我：“河南人？”
我淳朴地笑着，点点头，然后问她：“奶奶哪里人？”
她说洛阳的，我赶紧说自己也是洛阳的。我记得多年前旅游的时候，去过洛阳的王城公园，便说自己家就在王城公园附近。
老太太说：“你那里有公园，你肯定是城里人。”
我说：“现在的城里人还不如农村人，农村人还有地，城里人什么都没有。”
老太太张开没牙的嘴巴笑了。后来，我以老太太的小老乡自居。我向老太太介绍这座城市火车站周边的环境，没想到老太太居然比我还熟悉。
她说，她来到这座城市已经好多年了。
多年前，老太太在火车站附近从事换零钱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