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孟子又有重要概念出炉了。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至于普通老百姓，要是没有固定产业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定的道德观念了。人如果道德操守不牢靠了，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等这些人犯了罪，再去抓他们、关他们、惩治他们，这种做法，就等于设套儿等人钻啊！这是搞仁政的领导人做得出来的事吗！”
这个观念，孟子反复在提。恒产和恒心的问题，孟子在这一篇里用的文字不够漂亮，叫什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吧，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不过，孟子另外一篇里表达同样意思的一句话却成了千古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漂亮话，掷地有声，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
但这个观念呢，既不是孟子一个人所独有，也并非儒家所独有。往前来看，孟子在这一节里不是劈头就对齐宣王的那个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问题表示轻蔑吗？可实际上，齐桓公的名臣管仲就说过这样的主张。管仲的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也是被传诵千载的一句名言。儒家很看不起管仲这号角色，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深的共识。
就这么一个道理，孟子说的话也漂亮，管仲说的话也漂亮，都是格言警句啊！是不是有小男生已经抓来小本本要赶紧抄起来啊？别急，中国历史上谈这个恒产和恒心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漂亮话也同样多了去了。“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漂亮吧？“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也漂亮吧？要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最有文学色彩的，是这么一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文字优雅，对仗工整，对偶句能写出这种水平，这个作者的时代肯定早不了。这个作者谁都知道，他其实距离我们很近，是进入白话文时代还能写得一笔漂亮古典诗词的俞平伯。但是，这句对仗也并不能说就是俞平伯的绝对原创，他是化用古人成句而来的，化用的是顾亭林的话：“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呵呵，那顾亭林就该拿原创版权了吗？也不是，我们往前一个大步就又跨回来了，从孟子头上都跨过去了，看到的是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以上所有这些话，说的大体都是一个问题，要想接着引还能引好多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古往今来悠悠岁月，这个恒产与恒心的问题，德与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乍一看就是一个民生问题，稍微往里看看，接着就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这问题要从头慢慢来讲。
“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什么人这么强，即便到了没家没业的困顿时候还能保持道德操守？这些牛人，就是“士”。
“士”是什么？
“士”可能每个中国人都接触过，就是中国象棋里摆在老将旁边的那两个棋子。
别扔鸡蛋，我可一点儿都没胡说。
要真把“士”解释清楚了，又免不了长篇大论，所以我还是简短节说，挂一漏万。老将就是国君，可以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可以是周天子，老将的那个九宫格就是他的“国”，九宫格的边缘就是城墙——“国”不是我们现在“国”的概念，大体来说就是一座城。士就住在城里，身份算是贵族，不过级别最低。士是有政治权力的，虽然平时都不是什么牛人，可大家要真都急眼了，甚至能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我们看春秋时代诸侯打仗，去打仗的这些人就都是士，我们现在不是还说“士兵”吗？
打仗既是士的义务，也是士的权利。城里人才能当兵打仗，这是一种荣誉，乡下人是不能当兵的。平时呢，士就住在“国”里，就是城里，就像象棋里的士得待在九宫格里，待在老将旁边。这些城里人无论贫富，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有点儿架子得端着，都是很有尊严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也能看到一些士的遗风，比如，一些城里人哪怕再穷，哪怕一直失业着，可在乡下人面前也很牛气，如果你提供了工作机会给他们而他们认为这工作有失身份、跌面子，他们宁肯穷着也不会接受，当然，更不会因为穷就加入外地人的盗窃团伙什么的。他们通常也会一直守在九宫格里，不愿意去乡下生活。这就是士。当然了，高风亮节的那也是士。
这就好理解了吧，“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那么在孟子的观念里，和士相对的就是民。这些“民”如果没有产业那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民是什么？
我们就简单说是老百姓好了，乡下人什么的。
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在前面这么长的篇幅里表达“老百姓”这种意思的时候通常不说“老百姓”，我用的词一般会是“人民群众”，因为在以前，所谓“百姓”其实都是贵族，不是我们现代语言里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然我用“人民群众”不很准确，但我总觉得用“百姓”更不准确。但是，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污蔑劳动人民”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吗？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吗？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作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