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象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轰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吗，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是个叫益的家伙，禹对益到底存了什么心，我们没证据来指控，反正事情的结果是：禹要下台的时候，益被酋长议会认为资历太浅，功劳也不大，反正大家伙心里谁也没把益这小子当棵葱，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个好样的，美名传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启一接班，虽然大家觉得不合规矩，但也没什么意见，谁让启是个好孩子呢！可是，从此，总统的职位就再没别人家孩子的份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故事再联系起后面的历史，还会展示给我们一个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集权政治。呵呵，能掌权的人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有点儿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炼毒虫似的，一大群毒虫在罐子里互相咬，越咬数量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了。我们的先哲们不大研究这个问题，时代差不多的亚里士多德倒是描述过可能的三个政治制度及其风险，值得拿来看看。亚老师说：独裁政治，这最怕独裁皇帝私心太重；贵族政治，这最怕变成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最怕变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时代，贵族政治变寡头都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开始讲梁惠王讲到的“三家分晋”就属于寡头们连寡头都不满足做了，要做寡人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是时代开始呼唤专制了。
那么，上面关于尧舜禹这一大段话我说得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就对，我只能说，现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诉我们这些。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这么贫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许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个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评判，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历史。有时我会想，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图书报纸，全国各地的资料都证实了我们在那个时期已经“亩产万斤粮”了，他们会不会相信呢？尤其是，当时间久远，其他佐证遭到毁坏之后？
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年代，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吗，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作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我的举措而造反，会对我不利，如果我觉得他们不会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那我才不管他们呢。
这就是作为一名理性人的一位帝王的合理选择，他需要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清楚了，权衡利弊，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这个帝王天性温和，后天又受到很多善良一面的影响，那还好些，如果他是个叛逆青年，追求随心所欲，脑筋又聪明到无论怎么胡作非为都不会触犯政权安全的底限，那岂不是太可怕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要先强调出这个“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习惯去干扰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不要认为在私天下的时代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既然天下都是个人私产，那么帝王作为理性人，自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社会舆论和他的良知、性格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所以，如果是帝王“卖国”，其性质就等同于我卖了自家的老宅子，无非是觉得没守住祖宗留下的产业，有点儿不好意思罢了；如果是开国君主卖国或亡国呢？——梁武帝就是南朝梁帝国的开国皇帝，他在晚年的时候就面临了亡国。梁武帝这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的是：“我打来的天下又从我手里失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看看，这就是私天下时代的典型帝王心态。帝王们卖国也好，亡国也罢，玩的都是自家产业，再由此说一句我们现代人，我们不过是在帝王们的老宅基上重打鼓另开张，我们自然会受这老宅基的历史河流和思想河流的影响，这里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感情，但是，那些古代帝王把自家的家业玩大了、玩小了，我们犯得上跟着瞎激动、瞎操心吗？
话说回来，所以，到了私天下时代，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和帝王的财产私有权发生冲突了——我要是三天没擦我的电脑显示器，显示器就胆敢理直气壮地在我开机的时候不显示画面了？！这还了得！
有冲突？没关系，我们有调和，于是，民本的意思就开始变了，就变成了我前面说的那个“爱护私有财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