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炎黄子孙？
大一统的时代里调和内部矛盾，强调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追到老祖宗时候全是一家人，所以现在应该相亲相爱。首先声明，我绝对支持大家相亲相爱，亲如一家，但是，就事论事，还原历史，我们真正的炎黄子孙其实并不太多。
炎黄的时代，炎帝的势力和黄帝的势力其实都远没有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当时的天下能和他们有一拼的部族还有好多呢。所以，后来的人要往前追祖宗，就会发现不少人都不是炎黄部族的后代。说不定咱们中的谁谁还是蚩尤的后人呢，那和炎黄可是有血海深仇啊！
当然了，那么早之前的事，真有仇恨，现在也没人真当回事，我也不是要挑拨人民内部矛盾，只是澄清这个概念：炎黄子孙只是后人笼统一说，认真看看那段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倒有可能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好像现代的基因研究有成果说，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够追溯到非洲的某位女性。当然了，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时代。春秋战国，轻生取义的事情可有不少感人的，不过像后来大一统时代的愚忠却不是那时候的风气。
关于孟子时代的风气，我举几个例子。一开始讲梁惠王的时候不是说过“三家分晋”吗？其实，原本在晋国当权的贵族世家一共有六家，这六家在斗争当中慢慢有两家被淘汰下去了，只剩下四家了，这四家当中，就有后来“分晋”的韩、赵、魏这三家。有意思的是，虽然最后是这三家瓜分了祖国，其实原本最强的一家却是那第四家，最强的人也正是第四家的大当家——智伯。
智伯势力最大，能耐最大，贪欲也最大，不大把另外三家放在眼里，欺负人没够。结果在斗争的最后关头，智伯本来眼看就要胜利了，却被三家突然联合，把自己倒给灭掉了。智伯有一个家臣，名叫豫让，豫让要给老主公报仇，就去行刺赵国的老大赵襄子。行刺失手，可赵襄子这人不错，觉得豫让是条好汉，就把他放了。豫让不领这个情，后来又用热炭毁了嗓子，使自己的声音变了，也毁容了，连老婆也认不出自己了，又去行刺赵襄子。可人家赵襄子福大命大，豫让又失手了。最后，赵襄子觉得再饶他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豫让也觉得再行刺也不大好意思了，就请赵襄子脱下衣服，让自己砍了几下，算是自己尽了心了，然后就自杀了。
豫让在死前，赵襄子曾很好奇地问他：“你下这么大的本钱给智伯报仇，为什么啊？”
豫让说：“智伯是我老大，我这个做小弟的当然要给他报仇了！”
赵襄子挑理了，“你在跟智伯之前不是跟过一个老大吗，也没见你给你以前的老大怎么着啊？”
豫让这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以前那个老大就把我当个普通小弟，所以我也就待他一般般，可智伯老大拿我当国士啊，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
豫让牛吧？司马迁在写《刺客列传》的时候，豫让名列前茅。当然了，司马迁是按时间顺序排的。
豫让给我们展现的老大和小弟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也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我也敬你一丈。所以，谁也别以为你敬我一尺，我就该敬你一丈，哪怕你是大哥我是马仔。
不知道我的读者里边有没有在道上混的。如果有，就好好跟咱们豫大哥学点儿规矩。
该说第二个例子了，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级别比智伯和豫让可都高了。
前面谈田齐篡姜齐的时候不是提过晏子吗？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晏子的故事。
晏子这段故事取自《左传》，后来《古文观止》收了这篇，给起了个标题。这个标题起得很好，叫《晏子不死君难》。事情是这样的——
崔武子是齐国的大贵族，权力非常大，他的老婆是个大美人，叫棠姜。当时齐国的国君齐庄公不是个好东西，见了棠姜这位大美女就走不动道儿了。这一来，可就给崔武子戴了绿帽子。这里我先解释一下，绿帽子这个词在这时候还没有呢，要到汉朝才有，我就先这么用着了。崔武子觉得绿帽子戴着不爽，要摘，怎么摘呢，就趁一次齐庄公又往自己家里跑的时候把他给杀了。
动静闹大了。
晏子闻讯赶来，站在崔家门外，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人就问他：“您是准备为国君而死吗？”
晏子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为什么要专门为他而死呢？”
旁边又问：“那您是要因为国君之死而弃国逃亡吗？”
晏子说：“国君的死，难道我有什么罪吗？我为什么要逃亡呢？”
旁边又问：“那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是要回家吗？”
晏子说：“国君都死了，我又回到哪里去呢？为人君的，怎能高踞在众人之上，凡事都应以国家为重；为人臣的也不能只贪图俸禄，而应以为社稷尽力为己任。所以，如果国君是为国家而死的，臣子就应该随他同死；如果国君是为了国家而逃亡的，臣子就应该随他一同逃亡；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若非他的亲昵之臣，谁能随他一起去死，一起去逃亡呢？况且，杀死国君的正是那位为国君器重的重臣，我只是个普通臣子罢了，为什么要为国君去死，去逃亡呢？又要往哪里去呢？”
这时候，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子进去，把齐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哭了一场，又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以尽臣子哭君主的礼仪，然后就出门走了。我这里再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哭啊，怎么跳啊什么的，就是礼制所严格规定的内容，不能哭错了，也不能跳错了。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君臣是相对的，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你为公如何了，我也为公如何；你为私如何了，那对不起，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无关。中国要到后来才形成愚忠思想，臣子要对君主无条件效忠，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等等。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事情是很宽松的，臣子在这家做得不爽了，就跳槽去另一家，这很正常的。可等到了大一统时代，你就算想跳槽也没处可跳了，所以当“君要臣死”的时候，臣想不死也没处可逃。
所以，孟子的主张在魏国行不通，那就拿到齐国来碰碰运气，反正目的是行仁政，谁行都一样。当然了，主张行苛政的也是这个路数，反正目的是行苛政，谁行都一样。这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位技术人员拿着自己的一项专利，这家公司走走，那家公司问问，反正目的是要开发专利，谁来开发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