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事实上，刘亭长当然不卖报纸，也不卖杂志，也不卖电话卡，更不兼营公用电话业务。当时的所谓邮政系统主要是传送公文用的，也负责一些地方行政治安，总之，刘邦时代的亭长比现代的亭长要牛，大小也算个基层干部。从秦朝以后，邮政系统历来都有，只是名称和功能经常有或多或少的改变，除了传送公文之外，还充当地方招待所。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把邮亭改称“驿”，梁宏志不是写过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叫《驿动的心》吗，“驿动”这个词恐怕是他生造的，我想他要取的意思就是“跟着驿站走动的心”。
可是，梁宏志如果真生活在朱元璋时代，他想“驿动”一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正是严刑峻法的时候，只有那些公务在身的人才能“驿动”，如果你想自己抒情一番，或者办办私事，或者游山玩水，那是不能住驿站的，也不能让驿站里的公务员为你运送行李，哪怕你是高官显爵或者皇亲国戚。朱元璋为这事可连驸马都杀过呢！
如此一个庞大的系统发展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有点儿路子的人经常随便“驿动”，在驿站里白吃白住白使唤人，驿站自身的管理也不牢靠，到了崇祯时代就是：财政负担不小，正事没办多少；人马成千上万，私活儿多过公干。所以这才有人提出：要减轻财政负担，先从驿站系统改革入手。
大型国企改革可从来就不是件容易事。
专家甲建议：“让国有企业上市，这一上市融资，问题就全解决了。”
专家乙一撇嘴，“呸，什么融资，说得好听，还不是忽悠老百姓的血汗钱去。”
专家丙说：“我看，还是得上市。大型国企上市，人心都能为之一振。可是，不能整个上市。”
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
专家丙解释说：“驿站系统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政府邮局功能，一个是招待所功能，这两项如果作为整个驿站系统的子公司，让驿站系统整个上市，这里就涉及一个专业问题，叫做‘多元化折扣’，嗯，不解释了，反正是不划算的，会把价值低估。所以，这就不如先把邮局和招待所拆分成两家独立公司，分别上市。”
崇祯帝一听，“好专业的意见啊！”
专家乙赶紧上奏：“皇上，您可别听他的，别被他的专业术语忽悠了，他这叫专业胡说八道。照微臣看，上市不是万灵丹，等圈完了一圈钱，该垮还是得垮。还是该从提高激励机制入手。”
专家甲又说：“要不，就对驿站系统作个资产评估，让全体驿站工作人员持股好了，这就能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了。这就叫股份制改——”
“够了，够了，”崇祯帝不胜其烦，“干脆你们就这几个方案民主表决算了，太专业了，我实在听不明白。”
专家丙忙说：“启禀皇上，这可万万使不得。”
崇祯帝一愣，“怎么，民主表决难道也有错了？”
专家丙说：“当然有错，民主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人就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表决，很多时候表决结果取决于表决顺序，这就是著名的‘阿罗悖论’。”
“我倒——”崇祯帝这回真的晕了，一摆手，“你们自己商量吧，有结果了再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还真有结果了。
专家甲说：“臣等商量了半天，一致的意见是：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管理层的积极性，所以这就需要搞MBO，为了让管理层能接受MBO，就要廉价评估国有资产——您不这么干，他们也会偷偷这么干——等国企成为这些老总自己的产业了，他们自然有生产积极性了，皇上——”
“呸！”崇祯帝大怒，“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这个MBO，你们可真是成天惦记着我大明的这点儿家当啊。你们平日里还总是以什么大儒自命，装成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还数落人家吕文焕是卖国贼，朕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卖国贼，想方设法要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啊！我后边那晚清的皇帝就说卖国也不过是割让一些地方出去，也不过是弄一些租界，可你们，这是要把国家从里边给卖光了啊！对得起朕吗？对得起全天下的那些中小股民吗？真，真，真是气死我了！”
大臣们还要辩解些什么，崇祯帝把手一摆，“如果说吕文焕是卖国贼，他那算是‘显性卖国贼’，你们这些人是‘隐性卖国贼’，我看还有些人想把自己搞成‘合法卖国贼’！”
就这样，MBO没搞成，但改革还是要进行的。那，怎么改？
精简机构！
而且马上动手，雷厉风行。
晚明驿站系统的精简机构动静极大，大体相当于现代社会把全国的招待所和邮局来一次大规模的缩编减员。等改革顺利完成之后，也确实如预期的那样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但是，问题出现了：比起节省下来的“大量经费”，数量更大的是“大量的下岗职工”。为了进行如此重大的一项改革，中央政府千算万算，偏偏就没考虑这样大规模的下岗职工如何安置的问题。于是，不好了，社会有点儿乱了。
有人可能会说：“在地方招待所和邮局工作的主要不都是女人吗？下岗女工到底是女人，那时候的女人还都是小脚，再闹能闹出个什么动静？地方官派几个衙役还不就轻轻松松全给镇压了？”
那可是明朝，招待所没有女服务员，全是男人，邮局工作也不是坐窗口，而是跑腿送EMS（邮政快递），都是大小伙子。如此全国性的下岗大军，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是一股多么令人不安的力量啊！
就在陕西米脂，这个著名的出美女的地方，如今游荡着一个粗豪大汉。此人遥望京城方向，“呸”了一声，恨恨说道：“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谁动了我的奶酪？”在遥远的京城，崇祯帝也正念叨着这句话，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是大臣刚刚送来的。
崇祯帝吩咐说：“传旨，把《谁动了我的奶酪》和《没有任何借口》这两本新书迅速颁发各地，发到每一个下岗驿卒的手上，让他们学习，让他们好好领会这两本书里的精神，要听命令好好下岗，不要埋怨谁，赶紧想办法自谋生路吧！”
崇祯帝这时才察觉到大量下岗职工无法安置的问题，试图补救。但是，这么多书要想颁布到全国各地，那是一定要通过驿站系统来运送的，可驿站正经历着裁员恐慌呢，谁还有心情干工作啊？
陕西米脂。那个大汉“幸运地”领到了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翻都不翻便把书一扔。
旁边有个矮个汉子问道：“大哥，这书里说，奶酪不见了，就再想办法去别的地方找找新奶酪，说不定新奶酪更大、更好吃呢。”
那大汉又“呸”了一声，“老子的逻辑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就从谁手里夺回来！我李自成反啦！”
从此，邮电局兼招待所的下岗职工李自成走上了造反之路。当然，在这个时候，他还仅仅是各地风起云涌的造反浪潮中微不足道的一名小兵。
下岗大军加上难民潮，很快便汇集成一路路的造反武装，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开仓夺粮，而且每到一处便应者云集。崇祯帝可急了，心想：怎么我让他们下岗，他们就要让我下台啊？他们应该“没有任何借口”服从我的命令才对啊！
对此曾有人沉痛地评论：年轻的崇祯帝没有搞明白先祖的用心良苦，驿站是不能撤的，职工是不能裁的。朱元璋当年设立驿站制度，其中隐含着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功用，那就是给全国闲散的青壮年劳动力一个安置，给他们一口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口粮，不是要指望他们真能为国家派什么用场，而是让他们多做无用功，消磨体力，这样他们就不会吃饱了撑的去闹事了。
这是多么深沉的用心啊，崇祯帝却体会不到这层深意。我们从这里也大可窥见改革之艰难，社会运转的巨大惯性一旦被加上外力，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崇祯帝改革驿站系统，确实也省了不少开销，可带来的危害却远远大于得到的那点儿利益啊。所以，想想我们现代的改革，真是不易。
如何解决闲散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或者说是失业问题，这是朱元璋曾经操心过的问题，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点课题。所以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很早很早以前就想出了很有效的方法。”——真的很早，比朱元璋还早。
先说朱元璋，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失业问题是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他那时候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失业问题不必非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朱元璋的思路是，让这批人（失业人口或者潜在失业人口）上山下乡做无用功去，当然，能多创造点儿价值更好，不能的话也没关系，不闹事就行。这就好比让这些人挖沟，挖完大沟再把沟填上，然后再挖，然后再填——挖沟这个比喻已经是凯恩斯的思想了，可见中国人多聪明啊！而且，用驿站来安置这么多人，驿站工作本身确实也很重要，这就是一举两得啊。所以，即便驿站有大量冗员，即便机构臃肿，即便人浮于事，那也是轻易裁撤不得的！
宋朝皇帝更早就认识到了这点。我们知道，北宋地盘不大，可常备军规模空前，为什么？不是单单为了加强国防，而是在用军队来安置失业人口，所以北宋一到灾荒年景军队就会大量征兵，就是怕这些人流落在社会上会成为不安定因素，会闹事。
闹事大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孟子说的“无恒产”，二是有精力。所以，针对这两点，第一，给你个安置，吃不饱也饿不死；第二，让你不断运动，在驿站跑腿也好，在军队操练也好，每天把精力消耗光了，你也就老实了。这样做看上去既折腾人又缺乏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既劳民又伤财，可是，对社会的稳定却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比如，我想踏踏实实地看看书，可小外甥实在闹得不行，我就：第一，吃饭最多给他吃到七成饱；第二，给他一个铅球，让他搬到楼下再搬上来，搬完十个来回才有饭吃。
当然，我对小外甥只能这么想想，实际上他再怎么闹我也得陪着，但治国之道哪还有什么人情，一看失业率百分之十，影响到社会稳定，怎么办？
好办，把这百分之十一拨拉，开荒去。
再回过头来看看狄更斯笔下使用童工的资本家，可不就是“饭不让吃饱，活儿派得不少”？只不过资本家安排的活儿还是确有经济效益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