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孟子趣说1:用历史擦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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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人民群众的眼睛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这个国家里都是千年老树,而是说有元老大臣。现在,大王您身边却没什么贴心的大臣了,过去给您当小弟的,现在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齐宣王满不在乎,“这些当小弟的,也未必都是好料吧。”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才,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冲破等级,让小字辈的靠前站,让新面孔牛过老面孔,这可要怀着万分谨慎才行啊。所以,如果您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好,您别急着就信;大夫们都说好,您也别急着信;国人都说好,您又实际考察了他,看他确实是好,这时候再信。如果反过来,大夫们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不行,您别急着就信;国人都这么说了,您又考察了,看他确实不行,这时候再信。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该杀,您别马上就杀;大夫们都说该杀,您也别杀;国人都说该杀,您又作调查了,看这人确实该杀,那时候再杀——所以呢,这人并不是您杀的,是举国之人杀的。您能做到这点,才是人民的父母啊!”

《孟子》这一段里又出了一句名言,叫“国人皆曰可杀”。这个短语现在我们还常用,一个人罪大恶极了,全国人民一起声讨,就用这句“国人皆曰可杀”。

但是,孟子说的这个“国人”未必就是我们现在的“国人”的意思。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在孟子这个时代,周初“国人”的传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可能还依然延续着。所以,孟子的意思到底是“整个齐国的人”,还是近乎原始意义上的“国人”,我也说不好。不过,无论取哪个意思,都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内容的理解。至于原来的“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多讲两句好了。

周初分封,诸侯到各地筑城,简单说,城里人就是“国人”,乡下人就是“野人”;国人是本族人,野人是外族人;国人有政治权力,野人没有政治权力;国人好歹也有个身份,野人完完全全就是种地的。所以,国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国人,野人也不是现在神农架的野人。野人也叫鄙人,现在这个词还在用,是一种谦称,意思是“俺是个乡巴佬”。

关于国人,大家最熟悉的事就是“国人暴动”,是说周厉王很坏,国人对他有意见,周厉王派人监视国人,不让大家乱讲话,搞得国人“道路以目”,后来大家再也受不了了,干脆把周厉王给赶出去了。然后,有人说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共伯和的人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这是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本来中国历史最早的明确纪年就是这一年,现在已经不是了,又往前推了不少。国人暴动这件事,就说明了国人是很有力量的,急了能把周天子赶跑,但国人暴动绝对不是农民起义。

各个诸侯国里类似于这次国人暴动的事件还有很多起,一般都是国君侵害了国人的利益了,国人不干了,暴动了。国人对国君和大贵族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的,国君在一些大事上都得跟国人一起商量,不能独断专行。到了孟子的时代,国人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力量了,国人和野人之间本来泾渭分明的关系也已经不再那么分明了。

简单讲完“国人”,再回过头来看看孟子的用人之道和杀人之道。嗯,这不就是后来唐太宗讲的“兼听则明”的道理吗?用人和杀人都要慎重,要认真考察,不能听了别人的话盲目就信。

是啊,历史上很多冤案都是偏听偏信造成的啊。可是,孟子这段话要实行起来可真不易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夫们也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领导去考察了也觉得该杀,好,那就杀,杀完之后就可以说这人是大家杀的,不是我做领导的一个人杀的——这是孟子所说的情况,这没错,也很好。可是,当问题不这么简单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地的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