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分，孔子就说过，把名分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这是个尴尬的问题。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用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自己武装夺权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点的话，就等于在暗示别人：等我做得不好了，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夺我的权。
对商汤放桀和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孟子后面还会不断提起，又生出了一些新的很有趣的话题，这就等后面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