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正是玄学兴盛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好老庄、务清谈，这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来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对老庄的着迷使得人们更容易去亲近和老庄思想有些相似之处的佛教，对清谈的酷爱使得人们对般若之学里复杂的逻辑与玄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佛经也因此而被掺杂进了不少道家色彩，“空”“无”这些佛学概念使另一个语境下的中国译者们很容易把它们和道家思想中相似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且用后者的术语来对译前者——这既给了当时熟悉老庄的人们以一种方便的领悟契机，同时也歪曲了佛陀原本的思想。
时代使然，这一时期的僧侣精英们明显带有哲人色彩，他们的学识、风度和口才为自己塑造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清楚佛陀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还使得错误的认识得到强化之后又继续流传下去。
但佛教如果想要大范围地流传开来，高僧们仅有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神通”。从现实情况考察，如果一位僧人拥有了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拥有一分神通的话，那无疑就具有了万众归心的力量，然而，如果只有神通，却并不具备学识、风度和口才的话，这倒也无妨。在传说当中，高僧们几乎永远是和神通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不具备一些神通就不够高僧的资格似的。从这一时期的史料来看，一些著名的高僧除了专心于佛法之外，或多或少地都要承担一些为皇室与权贵的医疗和占卜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担任着皇室与权贵们的编外医生和占卜术士。
崇佛的梁武帝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宝志（也作“志公”）大师，在他圆寂之后，梁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且亲自撰写悼词，其中有“观往测来，睹微如显”的句子，赞叹宝志大师高超的占卜能力。梁武帝还在宝志大师的墓前兴建了一座用于纪念他的开善精舍，这座开善精舍在后来改朝换代的动荡中一直得到善待，明朝初年因为修建明太祖的孝陵，将之移至钟山东麓，改称为灵谷寺，该处“三绝碑”非常著名：吴道子画的宝志像，李白作的像赞，颜真卿题写，是为“三绝”。
既然后世僧侣们都能够拥有如此神通，那么，佛陀本人的神通广大就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了。而佛家既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那不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获得无上的神通吗？于是，修炼成佛之举也就具有了和道教宣扬的“羽化升仙”同样的意义和诱惑力。
《世说新语·排调》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何次道常去瓦官寺拜佛，勤快得很。阮思旷便对他说：“您真是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啊！”
何次道很是诧异，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恭维我都恭维得没边了？”
阮思旷答道：“我想求得个地方长官的职位都还很难呢，您却求成佛，这还不够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吗？”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讽刺色彩，却说明了当时很多人对佛的理解——成佛基本上等于成仙。可这又是一个误解，又是人们想当然地把佛理解成了自己心目中、期待中的样子，而不是认识到了佛本来的面目。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弱点在这里再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人们只相信他们乐于相信的事物，哪怕被相信的其实只是一个距离真相很远的假相。
那么，什么是佛？
“佛”是我们对佛陀的简称，“佛陀”这个词其实并非是专为释迦牟尼而设的，而是在印度古已有之的，意思是“觉悟的人”。释迦牟尼在这个世界中和我们一样地生老病死，只不过因着他的“觉悟”，他摆脱了生老病死之“苦”，而不是摆脱了生老病死本身——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不贪恋生、不畏惧死，却不可能做到“永生”或“不死”。
当“佛”被塑造成了一尊至高无上的“神”的时候，罗汉、菩萨这些称谓也就自然紧跟着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意义。当梁武帝在建康城里舍弃皇位、去同泰寺出家的时候，这位“皇帝菩萨”说：“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这样看来，在贪、嗔、痴三者当中，梁武帝至少已经消除了贪念，并且给全国上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他几次舍身同泰寺，却又总被众大臣以巨额金钱“赎”了回来，然后又继续以血腥手段维护着他的皇权。
五
阿格尼丝还是小姑娘时，常常跟父亲去散步。有一次，她问父亲是否相信上帝。父亲回答说：“我相信造物主的电脑。”孩子之所以记住这件事是因为这个回答很奇特。“电脑”这个词很奇特，还有“造物主”，父亲从来不说“上帝”，总是说“造物主”，仿佛他想把上帝的重要性局限于他的工程活动。造物主的电脑，人怎么才能与电脑交流呢？于是，她问父亲是否祷告。他说：“那就像电灯泡烧了向爱迪生祷告一样。”
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中的一段，它无疑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成章的寓言来给人种种丰富的启示。爱迪生当年历尽艰苦的思考和实践终于为我们指出了一个获得光明的有效方法，然而他自己却绝对不是光明本身，如果不了解电灯怎么开、灯泡怎么用，而仅仅是把爱迪生的半身像供在家里顶礼膜拜的话，我们永远也不能指望电灯会因此而亮起来。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灯的发展历史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通常不会僵化到这个地步，即仅仅认为爱迪生当年发明的那种原始电灯才是“真正的”电灯，而后来出现的种种日光灯、节能灯都是“伪灯”。
如果我们真的要判断“真灯”和“伪灯”的话，也许唯一的方法是看它通电之后能不能亮——用“通电之后能不能亮”这个标准来判断“真灯”和“伪灯”，大体就如同用“四法印”等基本原则来判断一部佛经是真经还是伪经，判断一种“佛说”是真说还是伪说。
所以，大乘佛学虽然成型于佛陀去世的数百年之后，却不大应该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认为“大乘非佛”。佛教有所谓“四万八千法门”的说法，意思是道路无限多，方法无限多，不同根基和资质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这同样意味着，对佛陀所说是不能够僵化理解的。
但是，僵化地理解问题、把抽象问题具象化，这却是人性的一个通病。当佛陀如襄楷向汉桓帝的上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是真的）面对天神派来试探自己的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了句：“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原文是“革囊盛血”。）这并不意味着修佛的男性们就应该同样地对所有女性都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即便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都能找到同类的僵化理解的事情：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里，一个骑士面对着维纳斯说：“啊！维纳斯，我美丽的新妇，你是一个妖妇！”
但这种心态却真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曾讲过一个“巴塞尔夜莺”的故事：
在一次宗教会议期间，一群僧侣到巴塞尔附近的森林中散步，他们边走边讨论诸如主教就职后把第一年薪俸献给教皇的年贡、僧职继承权、托马斯·阿奎那是否比波那文都更伟大之类的神学问题，剔精究微、详加论考。正当他们热衷于教义的、抽象的议论时，他们突然中止了议论，宛然像脚下生了根一样，停在一株盛开的菩提树前。那树上正栖止着一只夜莺，千回百啭地在高唱着它那悠扬悦耳的歌声。这时学者们都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心情，煦和的春天的曲调渗透到他们那些饱受经院教规束缚的心灵，他们的感情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以惊愕雀跃的心情互相注视。最后，其中有一个人说这只夜莺可能是一个妖怪，想用它悦耳的歌声引诱我们离开基督教问题的交谈，并引诱我们享受快乐和犯其他甜蜜的罪。于是，这个人就念起了当时的咒语，开始赶鬼。鸟儿被赶走了，但听到它的歌声的人，据说当天都病倒了，并不久就死去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做妖魔来诅咒的时代的寓言。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
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上述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在他身上纷纷出现。
梁武帝以“有我”之心大做功德，他的几次舍身同泰寺使寺院收到了天文数字的赎身费用。可问题是：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梁帝国之中承担纳税人义务却不大享受得到纳税人权利的子民恐怕是不乐于见到他们的皇帝如此之慷慨的。佛陀当年所宣扬的众生平等的思想被梁武帝抛诸脑后，他一次次的慷慨无疑大大加剧了众生之间的不平等，也无疑是在以子民们的血肉来成就自己的所谓“功德”。当他在同泰寺内摆出了泱泱大国的帝王风范和排场的时候，帝国子民们便不再具有“众生”或者“有情”的身份，而仅仅是被当做了梁武帝的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私人财产。
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梁武帝却还有着惊人的俭朴和克己的另一面。他在信佛之后，不近女色了，不吃荤腥了，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从这点来说，梁武帝倒是堪称历代帝王中的典范，他不但自己如此，还“己所欲，施于人”，要求全国上下一起效仿，其中的一条禁令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出家人不准吃肉。
佛门弟子本来是不戒吃肉的，按照戒律来说，鸡鸭鱼肉百无禁忌，要戒的是荤和杀生。
“荤”字的本意并非是指肉食，它是草字头的，古义通“熏”，指的是具有辛辣气味的食物，比如大葱、大蒜之类。但也许是出于对“有我”的“六道轮回”的理解，吃猪肉的人来生很可能会变成猪被别人吃，所以，戒食肉类看上去就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梁武帝以帝王身份召集了全国僧侣代表开会，严正宣布今后大家不许吃肉、只许吃素，据说这还招来了很多僧侣的非议，但任何异议在皇权面前都是渺小得可怜的。
所以，在梁武帝时代里，鸡鸭鱼获得了短暂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合法生存权，但“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一片佛心的梁武帝对作奸犯科的皇室子弟和官僚权贵们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慈悲”，放任这些胃口超大的豺狼虎豹肆虐百姓、盘剥无度、草菅人命，而对其中任何一项天怒人怨的罪过几乎都不会给予实质性的惩罚。
六
当佛陀的形象被塑成一尊尊的泥塑木雕并被人们供奉起来之后，佛陀的思想也就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那么，南朝四百八十寺里香烟缭绕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佛门原本是反对造像的，既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造像之举岂不是和佛陀真意背道而驰吗？
但是，反对无效，造像之风很快便如野火一般地蔓延开来，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佛陀再一次地输给了人性。
就普遍意义来说，人们需要的不是智者，而是神灵；不是谦卑的智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古往今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莫不如此。
从现代基督教的兴盛程度来看，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出，基督当初在传教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新约》的记载里看，他与其说是以“神之子”的面目出现的，倒不如说是以一位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谦卑的、苦难的，并不高于他同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许正是这一点使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他的种种成功之举却大多依靠了神通和“神之子”的消息的流传。
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早期也是反对造像的，不仅反对，而且严禁。纯正的基督教徒一直视偶像崇拜为对天主的亵渎和异教复活的标志，于是，正统的信仰与人性中的对偶像崇拜的渴望激烈交锋达数百年之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
原始基督教徒对于使用或滥用偶像怀有刻骨的仇恨，而这种强烈的反感可能由于他们来源于犹太人，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戒律严格禁止采用任何形式的神像，这一观念在上帝的选民的宗教原则和实践中早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基督教的辩护士们不停地嘲笑那些对着自己用手制作出来的玩艺儿礼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者；那些用铜或石头做成的神像，如果它们真的具有灵性和力量，倒应该从自己的座位上爬下来，对那些艺术家的创造才能膜拜。
吉本同时还梳理出了这一偶像崇拜的发展脉络——崇拜行为是怎样从对圣人的遗物的崇拜变成了对各种各样的复制品和完全没有真正模特的画像的崇拜，而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膜拜仪式又是怎么悄悄地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