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媒体也常常以社会新闻引爆社会舆论。药家鑫案就是一例。对比之下，中国媒体在处理这类事情时，炒作因素就显得过于强烈，或者干脆充当大家的泄气筒，很少能把极端事例和普通人联系起来。比如，药家鑫案就是个很极端的案例。我相信大部分车主出事后绝不会有同样的举动。但是，在私人车越来越普及、事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出事后的慌乱之中，车主是否有着普遍的逃避本能？在这种紧急关头，车主在为自己的责任担惊受怕的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心理调整、履行自己的责任？这些和人们切身相关的问题都很少讨论。公众全都置身事外，讨论该不该判死刑。这样，我们的社会受了伤，但伤口则很难愈合。
社会新闻当然可以耸人听闻，给媒体创造销量。但是，社会新闻本质上是社区事务，要求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当社区的悲剧发生时，大家应该觉得这样的事情仿佛出在自己孩子身上。报纸带着这样的悲悯情操和公共精神进行报道和讨论，才能促进全社会的健康。
如何建造理性的网络空间
网络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舆论空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正如任何进步一样，有时未免泥沙俱下。比如，网络人肉、网络骂战，乃至网络侵权、网络造谣等，可谓荆棘丛生，也让许多人担忧网络自由。但是，在我看来，除草固然重要，但除草的目的毕竟还是为了长庄稼。如果草除得干干净净，地里颗粒无收，除草又有什么意义呢？网络上的荆棘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网络中的各种讨论水平太差，难以形成高质量的舆论。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能五谷丰登的庄稼。
我因为长期居住在海外，又不停给国内媒体写作，经常在中英文的网络中游荡穿梭，所经验到的对比实在再强烈不过了。中文网络的讨论，多是一两句话，表达的仅仅是情绪，甚至谈不上意见。有论点论据的跟帖简直是凤毛麟角，大家动不动就转向骂战。在英文的网络，至少在我看的那些比较严肃的网站中，几乎从来没有骂人的。许多跟帖，有理有据，甚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个帖子就可能够得上一个报纸专栏的水平。
举例而言。不久前看到关于中小学教育的讨论。美国学生在国际测试中总是比不上欧洲学生，于是引发了美国学校是否不如欧洲的讨论。
一位母亲现身说法，称自己在荷兰住过，也在美国住过，在两地各有各的压力。在荷兰，你用不着担心因为贫困而上破学校，人家那里整个教体系非常平等，穷人富人的孩子一起上学。但是，学校至少每年一考，然后根据成绩分班，学生进了不同的“轨道”，好像从小就把学生都贴上标签：你是上大学的材料，他则是仅仅是上技校的材料，这太不民主了。
当然，在荷兰，你今年成绩不佳进了低班，明年成绩提高后还有机会进高班，就和足球联赛的升降级一样，并非一考定终身。但是，这样让孩子每年都有压力，有些太可怕了。还是美国这种大家都一样的制度好得多。
但是，真到了美国，虽然孩子没有了考试压力，家长则马上有了经济压力。收入不高，就只能住穷区。穷区的学校总是很差的。想想孩子被糟糕的学校耽误，家长怎么能睡得着觉呢？她这么一分析，讲的全是真人真事，非常有说服力，显得比报纸上的文章更丰富。
《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大媒体，面临网络媒体的竞争，自己开始苦心经营起网站来。这些媒体网站的一大卖点，就是根据各种题目组织起来的公共讨论区。有的时候，讨论区由一个或几个专栏作家主持。有时则聘请各方的专家联合参与。比如，《经济学人》专门开设一个中国劳动力价格是否面临着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区，先请各国的专家发表意见，然后就是读者的跟帖讨论，搞得热火朝天。《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我个人都订阅了。但是，虽然手里有报纸，我还要经常上人家的网站凑热闹。因为那里实在是热闹，有许多报纸上见不到的读者跟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youtube。我是个乐迷，也是个乐盲，喜欢古典音乐，却连谱子也不识。在 youtube不仅能听到许多古典音乐，而且底下的跟帖有许多非常专业的分析，具体到一个乐句的处理，以及几位大师处理同一作品的比较等，等于免费上音乐课了。甚至亚马逊这种购物网站产品评论中的书评，许多也不是中国报纸上的书评能望其项背的。
这样的公共讨论，当然和国民素质有重要关系。中国的大学语文都不能好好教学生如何写文章，如何指望网络媒体的高水平呢？不过，媒体本身对这种讨论的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媒体的网站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很少有这种由专栏作家或专家组织的和网友的互动。另外，既有的网络讨论中，也缺乏基本的准入资格，大家随便乱骂，讨论区马上成了垃圾桶。英文媒体中的许多讨论区，并不都是来者不拒。你要骂人，经常发现文字根本上不去。你可以提问，可以论述自己的观点，但讨论区已经形成了冷静理性的风格，不容许你把这里当出气筒，要出气就请去别的地方。这就像个俱乐部，成员有一定的准入资格。这和因为观点不同而封杀言论并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媒体和网络，应该鼓励这种理性风气的形成。在起步阶段，应该投入一定的资源，聘请一些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或公共人物主持若干讨论区。网友参加讨论，则如同投稿一样，尺度虽然很宽松，但至少需要有论点论据，或提出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渐渐地，大家随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汇集到各自喜欢的地方。总之，理性的网络意见是需要培养的。那些在网络上捞到“第一桶金”的大门户网站，以及各地的大媒体，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世界最聪明的地方
早晨起来读到的最开心的新闻，莫过于自己是住在世界最聪明的地方。
多少年来，麻省一直蝉联美国“最聪明的州”。根据考夫曼基金会的统计分析，该州16%的人口具有高级学位，将近62%的人口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进而具有全美素质最优的劳动力。另外，在近年来中小学生的学术能力测试中，麻省也一直领先。其实，这主要是归功于大波士顿地区的表现。麻省人口650多万，其中大波士顿地区人口450万（其中波士顿本城60多万），占了绝大部分。全州最好的公立学校，几乎全集中在这个地区。更不用说，这里集中了52所高等院校，平均8600多人一所大学，有哈佛、MIT这种世界一流学府，有塔夫脱、布兰代斯、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这种第二梯队的全美名校，有卫斯理这种“第一夫人”的学院，全美顶尖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有马萨诸塞大学的几个分校以及像我所任教的萨福克大学这种基层大学，还有一系列的地方社区学院，笼罩了各个层级的高等教育。
最近《波士顿环球报》上的一篇报道，则提供了几个更为新鲜的事实。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路易斯·贝当古（LuisBettencourt）对世界三大顶级科学杂志的论文作者背景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他收集的1989年、1999年和2009年这三年的数据中，大波士顿地区“盛产”的作者多于世界任何大都市区，尽管在普通的科学学刊中波士顿并不占据这么大的数量优势。另一科技及医学情报出版机构爱思唯尔（Elsevier）的研究，则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评价出1700个领域中前5所顶尖研究机构。结果发现，在969个领域中，波士顿都有一家进入前5名的研究机构。这个数字，比起人口多得多的首都华盛顿地区（人口558多万）、大纽约地区（人口接近1900万）要高得多。
为什么大波士顿地区能够在智力上独步于世？哈佛、MIT并不能解释一切。不管这两个学校多么顶尖，毕竟规模有限，难以一手遮天。于是，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城市的构造。比如，前述的路易斯·贝当古用2005年的数据计算出：按常规的创新率，大波士顿地区大致和人口多出一倍的地方的创新数量相当。但从犯罪率上看，波士顿则仅相当于人口是其三分之二的小城市。波士顿地区收入高，犯罪率低，对人才有吸引力。哈佛医学院的两位研究人员艾萨克·科汉（Isaac Kohane）和李庆俊（Kyungjoon Lee）用GPS和地图等技术追踪研究人员的日常旅程，结果发现：科学论文引用率越高，其合作者的工作地点越近。首先，有5位以上作者的论文，要比有不到5位作者的论文的引用率高。而在有5位作者以上的论文中，作者在不同城市工作的，引用次数平均不到60次；作者在同一城市的，引用次数在65次上下；作者在一个建筑里工作的，引用次数则高达75次左右。在有5位以下作者的论文中，作者工作在不同城市的，引用次数仅为30多次，作者在同一城市工作的，引用次数45次上下，作者在一栋建筑中工作的，引用次数50次出头。
这些数据揭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从“孤独的天才”的努力，转化为团队合作，团队越大，往往成果越有价值。第二，虽然互联网时代使瞬息间的信息传递和思想交流成为家常便饭，但有创意的合作还是要求研究者们在物理距离上十分接近。这一点，被许多波士顿地区的科研人员的日常经验所验证。有些重要成果的合作伙伴，竟然是在研究大楼的电梯里偶尔聊天相识的。
这种面对面的知识交流，是波士顿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波士顿是个世界名城，有许多顶尖的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和高科技公司。但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地方其实又很小，本城60万人口。我在市中心的萨福克大学任教，从办公室到最著名的戏院、教堂、医院、名胜、餐馆、海滨，都是步行可及。州政府则被我们学校的建筑松松散散地包围了三分之一，同事和学生戏称州政府就在我们的校园里。参议员克里，有世纪经理之称的前GE总裁韦尔奇等名流的住所，不过几分钟的步行距离。乘地铁三四站，就到了MIT和哈佛。两座学府坐落的剑桥，也不过10万人口。也许你乘地铁时身边坐着位诺奖得主而浑然不知。所以，波士顿文化之灿烂、之包罗万象，几乎有些纽约、伦敦、巴黎那种世界大都市的气象。而与这些城市不同的是，在波士顿，这样的文化距离你近得能够触摸得到。所以，我每每骄傲地说，世界级大都市有许多，但波士顿只有一个。
微博类的东西不是那么好玩的
据说国内的微博是从国外的Twitter来的，两者大致是一码事。这些东西，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令人兴奋，也充满了陷阱。
不久前，国内一成功人士微博私奔，引起媒体狂欢。连《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可见新媒体的威力。不过，刚刚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则十分悲惨。一位民主党的政治新星，不小心玩Twitter玩出性丑闻来。声名狼藉后还在那里信誓旦旦：自己没有沾腥，没有在婚外有过性关系。全是自己在那里意淫。大概，这算是第一个没有性关系的性丑闻了。
此公名叫安东尼·维纳（Anthony D. Weiner），是位年轻英俊的纽约民主党众议员。他的长处是善于运用Twitter等新媒体进行政治动员，笼络了一群粉丝作为其政治资源。他的近期目标，是当纽约市长，而且也确实被许多人看好。其中最看好他的一位，大概是当朝国务卿希拉里的贴身高级美女助手，两人迅速热络起来，结成夫妻，被政界看做是耀眼的一对。
这样一位新星，在Twitter中自然很火。据说有一次一位女粉丝发来个短信，称他最近的一次演讲很“火”。他一下子被“火”烧得有些沸腾了，一个自己半裸的照片传过去。一而再，再而三，这种互动多起来。收到这类照片的女粉丝，最年轻的仅16岁。其中有一张是他穿着内裤、里面那玩意勃起的照片，非常令人作呕。最后，这类照片终于传到了专挖民主党丑闻的保守派的网站手里，一下子演化为性丑闻。
安东尼·维纳显然反应不及。他先是否认自己发过这些照片，说是黑客侵入他的账户。最后发现越抹越黑，终于声泪俱下地在记者会上认错。但是，民主党的一些女议员，已经开始呼吁他辞职。他坚决拒绝，还说其中一个理由是妻子正跟着希拉里进行国际旅行，他无法决定。后来，他又宣布暂休一段，以接受心理治疗。他没犯法，也确实没被发现有过婚外的性关系。但议员的位置怕是很难保住，当纽约市长的美梦则肯定泡汤了。
此案让论者无不感到拍案惊奇。一位政治高手，居然犯了个中学生的错误。这怎么解释？有人说，这和施瓦辛格等人的行为一样，是所谓“高处娶妻，低处偷腥”。前程远大的男子要和身份高贵的女人结婚。但结婚后，可能是觉得和如此之高的女性相处太累，索性到不用负责的地方偷点腥。施瓦辛格找了崇拜自己的女佣。安东尼·维纳则更简单，找网上“相识”的女人，对方连女佣都不是，仿佛是个虚拟的人，根本不用照面。这样获得自我满足，是多么轻松？然而，最后发现接收者确有其人。轻松一下的结果，是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