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日本、中国最初遭遇的命运都一样，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被入侵，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中国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印度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则选择了“脱亚入欧”。各个国家民族都在进行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效果完全不一样。当年选择的效果在今天都很明显。
91.长征对目标的选择不是一个神灵般的预言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是神机妙算的结果，而是艰苦卓绝的实践。
就拿长征举例。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长征对目标的选择不是一个神灵般的预言，就是说红军长征之初就选定到陕北建立根据地，不是这样的结果。
长征最初没有人称之为长征，称为战略转移，因为最初选定的目标，远远不是最后确定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当时主要是考虑到湘鄂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
这个目标被国民党蒋介石一开始就认识得非常清楚，就知道红军一定会到湘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所以防范甚严。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战后锐减为3万余人，损伤过半。沉重的损失使红军彻底认识到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博古和所谓的军事顾问李德所确定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湘江之战之后怎么办？新的目标到哪里去？没有确定。
后来在黎平会议提出到贵州，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对中央从江西出发选定的湘西目标作了第一个修正，就是不到湘西了，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选定的这个根据地，在遵义会议又被否定了。
遵义会议提出的目标又是什么呢？遵义会议的决议，一方面，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军队的指挥权；另一方面，确定了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
遵义会议确定的目标，由于一渡赤水之前的作战失败，被迫放弃，就是说建立川西北的根据地也没有可能，首先因为从宜宾附近渡过长江就完全不可能。
一渡赤水之后召开的扎西会议，又把遵义会议提出的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争取赤化四川这个目标改变了。扎西会议提出的是，在云贵川边建立革命根据地。
云贵川边的根据地也没有搞成，因为川军、滇军的夹击。川军、滇军很快就到了这个区域，云贵川边也搞不成了。后来二渡赤水，二渡赤水占领了遵义，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叫遵义大捷。
遵义大捷之后，红军的主要目标变成了要解决贵州。在遵义会议之后，三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力主红军主力要歼灭国民党的追击军周浑元纵队，要与周浑元纵队进行决战，全歼周浑元纵队，进而赤化全贵州，通过赤化全贵州，进而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然后扩大到湖南及广大地区，当时这个设想实际上也是达不到的。
但二渡赤水和遵义大捷的空前胜利，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再一次急于求成。
后来因为鲁班场战斗的失利，赤化贵州的方案被迫放弃。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他所承认的，一生中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一渡赤水，鲁班场战斗的失利，被迫放弃赤化贵州——就是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长征走到遵义会议开过，走到三渡赤水之前，目标已经作了多次修正了。这个目标的修正，已经由湘西修正为川黔边区，又修正为川西北，紧接着又修正为赤化贵州，赤化贵州也不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这个过程中进行的艰辛探索，不断地撞南墙，但最珍贵的是什么？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还在反复地寻找。所以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神机妙算的结果，而是艰苦卓绝的实践。
92.国民党无疑有好故事，但共产党的故事肯定更好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的战略目标不断地变化，一个一个的目标在发生改变。
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把目光放在了黔西南地区，就是贵州的西南部，但是红军还没有到，滇军就先到了。
后人现在看四渡赤水，感觉那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伟大从来是以苦难为代价的。中央红军在这几个月里，时而东，时而西，忽而北，忽而南，无定向转移，从建立黔北根据地开始，到川西北，几次预言的根据地都没有建成，赤化四川、赤化贵州的设想，也都没有实现。四渡赤水之前，原来曾在扎西、遵义招募过几千个新兵，使湘江之战的损失得到一些弥补，红军得以喘息。但是过金沙江之前，红军的人数已减到2万余人。
86？000红军开始长征，湘江之战后，红军减到3万余人，减了大半；四渡赤水之后，到过金沙江之前，红军人数又减一半，减到了两万人。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一直到了1935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占领川西，消灭敌人，建立川西根据地。这时候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的转变。从江西出发就不断寻找北上的途径，一直走到了西南边陲，终于找到了北上的途径，就是突破金沙江，北渡大渡河。这是红军历尽了艰难困苦后的选择。
而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召开两河口会议。一、四方面军讨论会合之后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采纳了周恩来所提出来的赤化川陕甘的提议。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赤化川陕甘，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北上的问题。这是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在中央会议上记录下来。但是到了9月，由于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独自南下，毛泽东则率领少部分人北上。
发生分裂之后，北上的中央红军召开俄界会议。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讲，我们本来应该像恩来建议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是，现在只有一方面军的主力北上，只剩7000人，人数太少，那么现在怎么办？毛泽东讲，现在建立川陕甘苏区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往东发展。这是俄界会议的决议。
俄界会议的决议实际上把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又放弃了。
确定去陕北根据地的会议，是9月27日的榜罗镇会议，榜罗镇会议之前，毛泽东查阅缴获的当地邮局的报纸，通过报纸上阎锡山的讲话，终于发现：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毛泽东看了消息之后，迅速地修改了在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的设想，提出到陕北去，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保卫扩大革命的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的革命。
回顾整个长征过程，可以看出来，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不断转移，从最初考虑到湘鄂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区，到遵义会议的川西北，到扎西会议的云贵川边，到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到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为陕北。这是红军的队伍，一路硝烟，一路烈火，撞得头破血流，最后终于在夹缝之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根据地。红军长征一年来，经过无数牺牲奋斗，和不懈地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所以说，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到陕北建立根据地，是历尽艰难，经过无数牺牲，不懈地实践和探索，最终在不断地选择变化之中，完成了最终的战略目标选择。而在脱离了根据地一年后，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根据地。
这是历尽艰难选择的结果。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它不是一个神灵的预言，不是来自于神机妙算，而是来自于艰苦卓绝的实践，不屈不挠，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从这一点上，就像一个作者所讲的，他说国民党无疑有好故事，但共产党的故事，肯定更好。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共产党打了败仗也不散，继续艰苦奋斗，最后玉汝于成。这话讲得是非常正确的。
1986年，索尔兹伯里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了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翻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位美国老人以76岁高龄跋涉1万多公里，完成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写出了这本书，成为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
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其所言极是。你可以忘记中央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
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有许多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获得今天这样的世界性号音？
你或许可以抱怨，如今鲜见这样的共产党员了。但你不得不惊叹：我们拥有过如此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了。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了。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
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以令世人深深感动。
93.中国革命，从全球化进程开始
现在把整个东方20世纪的历史加以回顾。
中国革命，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中国革命，如果放在一个东方大背景之下看，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它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光看一个高光点，光看一个局部是看不清楚的。只有把它并不很清晰的背景全部看清楚了，那么这个高光点，这个着力描述的地方，就会凸显得更加厉害。所以，在回顾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应该看到一个更为巨大的里程碑。
就像现在谈论全球化一样，真正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从发现新大陆，发现新航线，从达·伽马，从哥伦布，从麦哲伦环球航行开始的。
这一点，非常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于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异族最顽强仇外心理的重炮，他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采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变成资产者。一句话，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毫无疑问，这就是全球化的进程。
所以，要看中国革命，实际上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开始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向全世界的掠夺。当时的亚洲国家，几乎都面临危险，不光是中国。
当然，中国面临的危险是最直接的。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能迫使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江宁条约》——我们后来称为《南京条约》。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25000多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前不久有关“十二生肖兽首铜像的流失”的话题，圆明园内十二生肖的流失，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25？000多人长驱直入我们首都，杀人放火，把圆明园付之一炬，将十二生肖掠走。我们现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购买的方法把它们拿回来，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把这些牛首、马首、兔首买回来就算终结了那段历史，那我们把自己看得太简单了。
中国近代以来，这种积贫积弱，这种丧权辱国，其中的教训非常多，非常值得思考，不是用重金把十二生肖买回来就能了断这段历史的。
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开始了空前的割地赔款。甲午战争结束，实际上国土已经被多个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瓜分，中国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过抗争吗？
在这其中，有过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有过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有过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有过慈禧太后对十三国宣战，结果怎么样？一次败得比一次惨。而且国内还有太平天国起义，有捻军起义，有白莲教起义，有义和团运动，也都一次一次归于失败。
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命运，这是中国大革命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发生革命，就像鲁迅所讲的一样，地火在地下奔腾运行，熔浆一旦喷出，将要燃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