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求官之人多如过江之鲫，官场上的人情练达袁世凯早已谙熟。也正因看透，他从不指望下面的官员胥吏能实心放赈，宁可自己劳碌奔波，将钱粮亲手送到可靠的士绅府上。
而士绅，这个向来被视为官民之间缓冲带的阶层也正在沦陷。袁世凯亲眼看到，一个家有良田五百亩的地主想低价抛售土地以换取粮食，找了好几个买主，出价都低得近乎白送。绝望之余，他在全家人吃的饭里放了砒霜。
袁世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
他瞥见了路边的粮仓，那是政府设在各地的官仓。
自古粮仓系国脉，可眼前这些粮仓，还有几座能承担起救济灾民的重任？倒卖官粮早已是司空见惯，硕鼠们为补亏空，在余粮中掺沙子掺石灰；为应付检查，又将粮仓改造成瞒天过海的“夹心仓”。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题；逐利，一切无所不用其极。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遗弃，自生自灭，永无救赎的可能。
袁世凯的思绪随着镜头变成了旧胶片的颜色。
充满颗粒感的画面中，儿时的袁世凯坐在小板凳上听养父袁保庆给他讲那个写过《道咸宦海见闻录》的大清官张集馨的故事……
咸丰十年，袁世凯出生那年，张集馨到福建当署理布政使（代省长），遭遇了闽浙总督庆瑞的门房张七。
在那个门房收红包不是新闻不收红包才是新闻的时代，张门房还是比较锐意改革的。估计因为看不惯那套“意思意思不好意思”的欲拒还迎，张门房定下规矩，红包当场拆封过秤，银两不足者请自觉打道回府。
张集馨走马上任后，去见庆瑞。行规他懂，红包也备了，却因过秤时少了六分（一两的百分之六），被张门房不留情面地掷出。
考虑到庆瑞说过自己性格刚硬，张集馨为了不给领导留下负面印象，只好强忍怒气，让家人再加一钱（十分），毕恭毕敬地送上，才算摆平。
事实上，张集馨已经很会来事了，之前在陕西粮道（省粮食厅厅长）任上滴水不漏的表现堪称教科书式的典范。
陕西粮道负责征收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每年过手的粮食有一万五千吨之巨。如此敏感的岗位，道光敢让张集馨去，正因为看中了他人格端正和长袖善舞。而这两项似乎很难糅合的素质，缺了哪一个，都得出事。
饶是张集馨会使双手左右互搏之术，上任第一天，头还是大了。
前任粮道叫方用仪，神奸巨蠹谈不上，最后的疯狂不能少。卸任前让家人在大雁塔底下的批发市场批了300吨麦壳掺到粮仓里，以次充好。
方用仪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接任他的是署理粮道刘源灏。
当时转发率很高的一条微博叫“署事如打抢”。由于代理某职任期很短，连打带抢成为习惯，方用仪算准了刘源灏宁可冒险背一背黑锅，也不愿放弃肥差的心理，同他顺利地办了交接手续。
但当刘源灏拿着烂账找张集馨交接时，阻力出现了。
张集馨是准备在这儿安营扎寨大展宏图的，你一本烂账扔过来，还指望对方原地不动挨砸？
刘源灏心知肚明，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他抓住了张集馨的软肋。
首先，亏空就这几千两银子，而等方用仪回来重新交接，时间和经济成本加起来也差不多这个数了。在一切以实用理性为主导思想处理问题的中国，这条很有杀伤力。
再者，较起真来不仅得罪人，还会在圈子里留下“不肯通融”的形象，非常不利于发展。这一条又击中了张集馨的要害。
确实既厚且黑，不服不行，张集馨只好认账签字。
噩梦才刚刚开始。
首先要对付好八旗驻防军，这帮人打仗不行，挑刺一个顶俩。
还好有成规可依。大军区司令“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是重点公关对象，以三节两寿（春节、端午和中秋，官员和夫人的生日）为例，张集馨一年要给将军送五千两白银。
给副都统的要少得多，毕竟二把手说了不算。但得给人安排亲戚在粮道衙门上班，而且不用走萝卜招聘的过场。
伺候好武官还有文官。不巧的是，此时此地的文官首领陕甘总督是林则徐。
虽说林文忠公“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该收的钱还得收。不收，拿什么进贡上面？不收，让下面的人情何以堪？官场最怕的是坏了规矩。于是，白沙在涅，也只有与之俱黑了。
林则徐的“三节”每节有一千两，此外还有表礼、水礼等杂费，算下来一年也有五千多两的进项。当然，这些钱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一个也不能少，只是数目依次递减。
把上下都打点好，才算刚刚及格。
事实上，西安是通往新疆和陇蜀的交通要道，凡有高官过境，粮道必须传戏备席，为其接风洗尘。
唱戏的不能少于两班，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每次宴飨不花个二三百两银子（四万元），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敬酒。
吃吃喝喝闹到半夜1点，完了还得送这帮大爷程仪（路费）。本地没来吃席的高级官员，你还得把酒肴给人送到府上去。
像这样的大小应酬，一年不下五十次。不用惊讶，粮道一职的说明书白纸黑字，就写在陕西粮道衙门大堂的楹联上：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仆僮孰知恩？
31、荒原
如此忙前忙后，殚精竭虑，还有的是人抢着当，皆因有利可图。
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上的银子大约五万两，而进项却有六万两，这意味着有一万两可以中饱私囊。
依法收粮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笔横财，但中国历来有法制无法治。于是，无法有天的衙役在收粮时总会变着法地多收，简称“浮收”。
关于浮收，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块石碑上有详细的记载，花样繁多，令人叫绝。国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残害同类时才会被发挥到极致。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有：淋尖、踢斛（音同“胡”）、侧拖、虚推……（以下省略一千字）
以淋尖、踢斛为例，当你交粮时，要把粮食倒进官府准备好的斛里。你倒着倒着，最后肯定有一部分超过斛口吧？超过斛口就呈尖锥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衙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谷粒就会震落到地上。当你慌忙去捡时，衙役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
由于常年干这个，衙役都轻车熟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笔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税漏税？那是不可能的，这玩意儿从古至今都是富人的专利。针对个把实在穷得叮当响以至交不起粮的“刁民”，有知县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损招：将欠粮作为衙役的工资，拿着白条去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真可谓：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当镜头切回来时，画面中的袁世凯披麻戴孝，正跪在袁保恒的灵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离去，落暮寒鸦平添了几分秋意。孝服宽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凯的双眼，却遮不住他心底的万千疑问。
值吗？
堂叔的遗像满脸沧桑，却永远无法回答袁世凯的问题了。
袁保恒无疑是个好官，但好官的标准又是什么？
结果正义？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问手段。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原则，底线一退再退，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
程序正义？劣币天天驱逐良币的官场从来与该词绝缘。在中国，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对袁保恒来说，上报朝廷、下济万民就是好官。可这满人的朝廷当真值得一报？
顺治十二年，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跑的问题，汉官赵开心（寻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当场发飙：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差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属于八旗军专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政治高压使百官噤若寒蝉浑浑噩噩，宁可阿弥陀佛绝不冒犯天颜。
一直到曾国藩这代，闭着眼睛混不过去了。身处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一句“孔子不会打洋枪”让儒生们无言以对。
外部的压力促使权力从满人转移到汉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是个人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满族统治者从不代表汉人的利益早已老少皆知，问题是它连普通满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为不准经商的规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活活饿死的旗人不知凡几。而指望根本就没有国家概念的亲贵们代表国家利益就更不现实了。
摊上这样的统治者，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凯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农具是世代相传的犁耙，衣服是家纺的土布。住宅则一律由泥土筑成，铺上一层高粱秆抹上泥浆就算是屋顶。
而当你采访那个满脸憨直的农民，问他人生的理想时，他会告诉你：像皇帝一样每天都有大饼吃，吃饱了就休息……
不是顺民便是暴民，就是没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公民。千人一面的生活规律、思维方式固化在每一个基因的碱基对当中，不愿妥协拒绝双赢让历史只有成王败寇一种轨迹，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则裹足不前。
当张献忠得知李自成称帝时，立刻在四川大开杀戒，其行为逻辑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稳。于是，一个个充满了小聪明的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闷雷轰鸣，震得袁世凯微微扬起了头。
脸色依旧阴沉。
外面传来“下雨了”的人声，兴奋中透着惊诧。
秋风秋雨愁煞人，此刻带来的却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袁世凯缓缓起身，踱至门前。
大雨溅起的泥水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戏水的儿童，跪谢上苍的老人，喜极而泣的妇女……
而同时，他们又是失去亲人的孤儿、鳏寡。
遥远的时空，隐隐传来陶渊明的歌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去的人们啊，早早安息吧，因为亲人的悲痛也不会持续太久。活在旧中国，是一种修行。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再深沉的苦难也只能化为前行的动力，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草民或许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道理，但心中一定都装着一个书名：《活着》。
而从全知视角看，那些怀揣着自私与虚伪，在荒漠中自相残杀的人们又是何等的可悲可怜！
雨水模糊了袁世凯的双眼，眼前出现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画面。
一个知县，把锁链戴在手腕和脚踝上，步履艰难地穿过县城，去城郊的龙王庙求雨。庞大的人群默然无声地跟在他后面，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柳条帽；
一个20岁出头乘坐渡船的少妇，犹豫着要不要把怀里的婴儿扔进河里。最终还是母爱占了上风，她神色痛苦地把婴儿紧紧搂住。
几天后，又是这个女人，出现在一个妇女买卖市场。买主都是从灾情很轻的地方来的男人，对“商品”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带孩子。女人被一个光棍相中，喂完最后一次奶，她难舍难分地搁下了孩子……
镜头摇上，千里饿殍。
惨象，使袁世凯目不忍视。狂风暴雨中，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泪。
32、亡了清廷，给人民一个交代
脚下的土地，是地球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即使是强大到让整个世界都颤抖的蒙元，也未曾撼动其文化根基。然而，这一切的代价是它的苦难从未中断。
一个国家，最为深重的苦难莫过于易子相食，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人伦悲剧却屡见不鲜。
紧闭的双眼终于屏蔽了幻觉，袁世凯的耳边却又荡漾起了幻听。
那是悠扬的低吟浅唱，沉寂中带着些伤感。是怀念吗？在这片炎黄的浩土之上，神话的遗迹已然湮没，女娲离开了她的孩子，唯有五帝还挂念着留下自己的魂灵。
在这片法度凌夷道德沦丧理想崩溃真爱无踪的四无大地上，祈祷已是惘然。每个人，每个生灵，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丛林法则的指引下，汲汲于争得宿命之外和生存之上的些许幸福。
废土，比科恩兄弟荒诞的废土，比蒂姆·伯顿魔幻的废土，每天都上演着欺骗和杀戮。你以为是男主角，下一秒他就横尸街头；你以为是路人甲，最终他却成了大BOSS。一切皆有可能，杀人不分左右。
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你曾是如此地坚信光明，正如你现在如此地笃信黑暗。
千古一夜。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堆砌的过程中，大人无德、中人无耻、小人无赖。各种荒诞不经的剧目每天都在上演，每个人既是灾难的制造者，又是痛苦的承受者。岸，在哪里？
袁世凯伸出手去，举过头顶。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鸣。
大野龙方蛰（蛰伏），中原鹿正肥。（13岁）
如果你觉得反意森然，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大头。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14岁）
如果你觉得反意森然，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大头。
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于一个由异族统治，上层故步自封、中层百般渔利、下层愚昧无知，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的君主专制国平稳过渡到民主共和国，何异于痴人说梦？
即使清廷出于维稳压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颁的法令也只会沦为官员盘剥民众的新式武器，从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贿越多”的怪圈之中。
内忧外患下，最坏的结果是爆发革命。从汤武革命开始，中国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