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信告以陈兰彬，说幼童目无尊长，“其学难期成材，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还把容闳鼓励幼童参加各种社团说成是鼓励他们入“秘密社会”（黑手党？）。
陈兰彬阅信后立刻上奏，在他的极力抹黑下，李鸿章也扛不住压力，任由朝廷分批次撤回了幼童。
耶鲁大学校长、马克·吐温，甚至格兰特总统亲自写信，也没能改变幼童们被召回的命运。
李鸿章失败了。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为留学事业保驾护航了近十年，对陈兰彬列举的幼童们“荒废中学”等所谓的“罪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为中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和外交的新式人才。
最崩溃的当属容闳，他又气又急，四处奔走，也未能拯救自己业已破灭的理想。
于是，一腔怒火发泄到了陈兰彬身上。
在容闳笔下，陈兰彬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浑然一冲锋陷阵的卫道士，整天图谋搞垮留学事业，阻挠中国进步。总之一句话：坏到掉渣。
这是事实，但并非全部的事实。人性之复杂，远远超过《罗生门》的讲述。
还原历史现场后，有两点值得注意：
1. 陈兰彬是第一任清朝驻美公使；
2. 陈兰彬是郭嵩焘的粉丝。
由于早生了二十年，郭嵩焘（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在他之前，公务员队伍里还有两个不要命的，一个是官至福建巡抚的徐继畲（音同“余”，1795—1873，一个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张树声1824—1884）。
作为最早的自由主义学者，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的议会制度，并表露出强烈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艳羡之情。
不仅如此，他还把华盛顿捧上了天，说自己见到他的画像时被他“雄毅绝伦”的气概惊呆了。对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事更是佩服得一塌糊涂。
三十年后，张树声临死前上了一道《遗折》，称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引入议会制度。
这是对洋务运动变器物不变制度的否定性总结，由于环宇之内皆是昏睡者加装睡者，真话，似乎只有留给快升天的人来讲。
幸好还有郭嵩焘。
1875年，在英国的施压下，清廷极不情愿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举等于承认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职，众官皆视为羞辱和畏途。当然，郭嵩焘也不例外。
装病、辞职，能使的招都使尽了，总理衙门就是咬紧郭嵩焘不松口。这是因为郭当过广东巡抚，思想出名的右，如果连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两次召见郭嵩焘，百般劝导，终于把他哄去了英国。
既来之则安之。早就对士大夫“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的愚蠢行为失望透顶的郭嵩焘决心利用出使的机会，寻根究底地找到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不用看《致命魔术》你也能想象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多么的生机盎然，而这一切带给郭嵩焘的无疑是震惊和倾倒。
于是便有了后来那本闹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纪程》，又名《得罪你没商量》。
得罪人群一：传统知识分子。
郭嵩焘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推衍无穷。我们视西方为夷狄，西方还视我们为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国的士大夫尚无人知晓。
对此，自带干粮的五毛王闿运编了副对联献给郭嵩焘：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领皇粮的五毛李慈铭叫得更卖力：“极意夸饰，诚不知是何居心！”
得罪人群二：洋务派官员。
被慈禧视为“同治中兴”样板工程的洋务运动都敢骂，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郭嵩焘认为，办了这么多年洋务，修个铁路还吵来吵去修不成。洋枪洋炮倒是积极仿造，就是不肯深入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
最后，来了句超前一百三十多年，一直超到今天还显得振聋发聩的话：
今言富强者，皆视为国家本计；殊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47、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不愿做他自己
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把时代拖得气喘吁吁。
还得防着后面的人放冷箭。
郭嵩焘就是被冷箭给扎残的。放箭者，驻英副使刘锡鸿。
刘副使一向以守旧派的面目示人，反对修铁路之类拖时代后腿的事没少干。这次，他潜伏在郭嵩焘身边，事事打小报告，处处与郭为难。连郭嵩焘披了洋人的雨衣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还恶狠狠道“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郭嵩焘写《使西纪程》，他就写《英轺私记》；郭嵩焘说英国好，他说那是因为英国最早进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总之，刘锡鸿的种种举动让郭嵩焘觉得他就是不想让中国“窥见西洋的好处”。
在一片喊杀声中（挺郭的不过李鸿章、沈葆桢区区数人），郭嵩焘被召回，仕途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这场争斗表面看是中西文化冲突，刘锡鸿坚定地站在“排西”的立场上。然而，真相永远超出你的想象。刘锡鸿不是瞎子，耳濡目染之下，他内心深处其实根本就不排西！
赴英时，船上有洋客对刘锡鸿的仆人无礼。低人一等惯了，刘倒没在意。不想英国船长却很愤怒，中途停靠也门，要把该洋客赶下船，经刘求情方才作罢。
使馆开张后，某馆员出去购物，被一英国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出头，却有四个英国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到警察局。法院判了他两个月徒刑，中国使馆致书英国首相，请免其罪。伦敦的报纸在谴责醉汉的同时赞扬了中国人的大度。
刘锡鸿慨叹不已，在日记中说，以前以为英国人“唯知逞强”，现在才发现人家上下一心，懂得礼让。
在微服私访，低调参观了监狱、学校和养老院后，刘锡鸿不禁心服口服地说，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他甚至发现，英国人也忠君孝父。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不等于纵容弑君犯上。真孝子，何须父权恫吓？真忠臣，何必生杀予夺？
于是，刘锡鸿悲哀地发现，谈民主我们固然理短，谈曾经引以为豪的仁义道德还是不如人家！
认识这么深刻，让人不禁怀疑刘锡鸿是一个披着五毛外衣的右愤。就凭他日记里那些对英式民主的褒扬之词，郭嵩焘要想告倒刘锡鸿易如反掌。
那么刘锡鸿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诋毁和他立场相同的郭嵩焘呢？
因为个人恩怨。
刘锡鸿只是一个举人，早年给郭嵩焘当幕僚，“亢直无私”，受到郭的青睐，成为其得力助手。
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副使一职空缺，刘锡鸿以为非他莫属，没想到郭只提名他为低一级的从四品参赞，梁子就此结下。
后来，刘锡鸿因为滥支经费遭到郭嵩焘参劾，矛盾集中爆发。
两人都是直性子，刘锡鸿心眼更小。在他看来，郭嵩焘学英语是错，不喝茶是错，效仿洋人用伞不用扇是错，在宴会上随英国人起立欢迎到访的巴西国王更是错上加错。总之一句话：动辄得咎。
而反观那个在《留美幼童》中饰演大反派的陈兰彬，于《大清公使郭嵩焘》一剧里竟客串了一把正面角色！
作为郭嵩焘的骨灰级粉丝，陈兰彬自始至终为偶像鸣不平。所有人都怀疑郭在美化西方，开明如薛福成亦不信，写信垂询当过驻美公使的陈兰彬，陈回道：
其说不诬。
陈兰彬出使美国后，内心感受一如郭嵩焘，私下里经常“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何以在公开场合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莫非他是双重人格？
薛福成说，陈兰彬之所以反复无常是因为胆小怕事。他怕留美幼童真的全盘西化，怕不顺着吴嘉善的话说最后捅了娄子自己要承担责任。
言及此，唐绍仪告诉袁世凯自己在对比了中美朝三国之后的一个发现。
三个国家的壁画和传说中都有“飞天”这一意象，体现出人类对飞行和自由的憧憬。而这也说明，即使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对于一些特定价值观的渴望却是相同的。
“中国没有宪政思想的基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人还没发明飞机呢，结果中国上空的飞机比哪个国家都多。
同样，民主宪政也不是西方的传统，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就恨民主恨得咬牙切齿—都是从茹毛饮血的非洲草原走出来的猿人，谁也不比谁进化得更快。
民主也是陈兰彬和刘锡鸿的渴求，然而我们看到，内心的恐惧和仇恨腐蚀了他们对民主的坚持。
在私欲和公理之间，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选择私欲，那他们只配被专制奴役；如果一半的人选择公理，那他们可以享有君主立宪；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选择公理，那他们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
48、寓教于乐
带路党并未死绝。金玉均等残余势力日夜盼望着东山再起，见闵妃联俄拒清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一帮人如蚁附膻，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亲华派由于大院君归国，也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以金允植和闵泳翊为代表，朝中遍布着袁世凯的眼线。
金玉均晚上睡不着觉时经常在想：要是袁世凯他爸妈当年把那十分钟用来散步该多好。
不喜欢袁世凯的人多了去了，金玉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远的不说，各国驻朝公使就都不喜欢大头。
袁世凯晋谒国王，乘舆可以进到宫内，坐在侧面同李熙谈话；而列强公使觐见，则必须在王宫门口下车，步行入内，谈话时须肃立面对国王。
各国使节的聚会袁世凯也很少出席，只派下属到场，以标榜自己“上国”使臣的地位。
其实，洋人看袁世凯不爽，袁世凯看洋人更不爽。
在大头看来，要不是这帮洋人整天在汉城晃来晃去，给他一千人马，把朝鲜收为郡县不过弹指间事。倘若真能出此奇兵立此奇功，则又离他的理想近了一大步。
挑起战端也不怕，仗打得越多才升得越快，不冒险怎么上位？毕竟看过的兵书已车载斗量，这点儿自信还是有的。
当然，决定权在李鸿章手上。李鸿章又不亡清，也无需“不世之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只希望袁世凯积极推行自己的“控制论”，即对朝鲜政治上干预，外交上监控，财政上扼制。
取其高者得其中。正因为李鸿章只要半块饼，而袁世凯想要一整块，故其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带路党的鼓荡下，李熙频繁秘会俄国公使韦贝，说朝鲜不日将独立，要求军事保护。
韦贝迟疑未许，说朝鲜近中远俄，动起兵来俄国占不了先机，容他三思再定。
正逢闵泳翊回宫，李熙便找他商量决断此事。这一举动充分暴露了李熙的智商在平均线以下。
闵泳翊假装赞同，敷衍了几句，出门就跑去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深感事态严重。之前的换约只是通商条约，而现在竟然准备驱虎吞狼了。他一方面嘱咐闵泳翊搜集证据，尤其是文字密约，一方面急电北洋，在略表危局后献策说只要其引俄主张暴露，中国就迅速派水师东渡，废了这个昏君（原话），另立贤者（大院君）。
李鸿章的应对措施是三条：
1.袁世凯同大院君筹商计议，随时准备帮助其接管朝政；
2.上奏总署（总理衙门），获得首肯后命丁汝昌率北洋舰船赴朝鲜近海巡视，一俟袁世凯抓到李熙联俄的铁证，便下令登陆；
3.命驻日公使知照日本外务省。
小旋风袁世凯的特点是快，不待上命就行动起来。
俄使韦贝，比较点儿背，给国内发电报时发现电线损坏未能发出。袁世凯大眼珠一转，马上找到邮政局的报务员，告其：以后凡是俄国人发电报，均以电线没修好对之。
大头怀疑韦贝发的就是朝俄密约，为抓住证据，敦促闵泳翊去宫里盗出密件。结果密件没找到，倒找着一封署名领议政大臣沈舜泽致韦贝的密函，大意是要求军事保护。
当然你会问，沈舜泽不是亲华派吗，怎么也勾搭上俄国人了？
因为这封密函根本就是假的。
英国人在风闻李熙准备投俄的传言后，为了进一步离间中俄，伪造了这封密函。
蒙在鼓里的袁世凯一边火速电告北洋，一边设宴邀请朝鲜军政大员，席间出示密函，威胁说北洋水师不日即到，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
接着又进宫面见国王，要求其“索还文约，查办小人”，不然天朝将兴兵问罪。
一连数日，沈舜泽往返于王宫和袁府，反复解释实无此事。袁世凯就是不信，拍桌子瞪眼，把这个年长他35岁的老臣训得悚惧交加。
李熙无奈，只好将一干主张联俄的大臣就地免职。但密约一事系子虚乌有，李熙死活不认，形成僵局。
袁世凯觉得李熙纯属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遂接连致电李鸿章，请求速派钦差，率兵查办。并激进地建议说，要是给自己五百士兵，必可废黜国王捉拿群小。
可惜这次大头栽了。日本人不支持，俄国人不承认，李熙更是哭爹喊娘说冤枉，李鸿章也不禁怀疑密函的真实性。
拖到最后，以朝鲜政府宣布密函作废，派使臣赴北洋谢罪了事。
袁世凯犯了众怒，尤其是日俄公使，闹得很凶。总理衙门也颇为不满，若非李鸿章力保，说人才难得，大头非翻船不可。
对此，袁世凯感佩于心，在给哥哥袁世廉的家信中写道：傅相（李鸿章曾受封太子太傅）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
最倒霉的还是朝鲜，刚联上俄国就被打断了。
李鸿章写信给李熙，说你要再不惩前毖后，亲贤远佞，老夫都忧虑你无以为国。
而袁世凯觉得，李熙之所以不学好，问题出在教育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满脑子都是反动思想你还指望他当个明君？
深感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袁世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培养李熙身上。
第一课，类比法。袁世凯形象地把朝鲜比喻为一条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