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沈葆桢还不得不应对来自官场的种种牵制和攻击。同治五年(1866年),吴棠一接任左宗棠的闽浙总督,就一反左在闽的所有改革措施,并声言“船政未必成功,即使成功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对此,沈葆桢十分气愤,指出造船是为了中国的万世之利,同时凛然表示:船政既然是我的专责,我就要不顾生死地捍卫它。通过他与左宗棠的抗疏力争,清廷于第二年将吴棠调离出闽。
同治十一年(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指斥船政耗费的经费太多,要求清廷下令暂时停办。尽管此时沈葆桢还在丧假中,他还是打破沉默,上疏指出:船政事关自强之道,不可好大喜功,而应循序渐进,绝不能借口签订了和约就废除船政,因为这是保卫国家的重要途径。如果因耗费过多而所造船质量不高就停办船政、不搞海防,无异于因学生不如老师而废书不读一样虚妄。在他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坚持下,船政局终于维持下来。
在主持船政局这样一个近代综合性企业的过程中,沈葆桢逐步对西方的制度和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以职务、勤懒、技术水平和工作量为主要标准来规定工资等级。他任用了一批熟悉西方、通晓外语的人员,并向衙门索要技术类书籍让员工阅读。
沈葆桢还向皇帝建议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毫无用处的武科,鼓励学习数学并将其作为考试科目。有关部门以没有人可以阅卷予以否定,沈葆桢毫不客气地指出:同文馆的教师李善兰、原山西道台杨宝臣就是精通数学的人。
沈葆桢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只是皮毛,掌握相关的原理才是关键。因此,他把学堂当做全部船政事业的根本,到任的第三天便亲自出题招收学生,并对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励。他在左宗棠筹办的“求是堂艺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校纪校规,开办法语学堂和英语学堂。他还向朝廷提出派遣素质高的学生到欧洲深造。
通过近八年的艰苦努力,到沈葆桢1875年卸任时止,福州船政局共造轮船16艘,培养了大批学生。至1907年停办时,共造各类轮船40艘,毕业学员628名,送出留学生106名,其中包括严复、邓世昌等近代科技人才和海军将领。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擢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在短短五年任内,沈葆桢加强水师建设,整肃吏治,整顿盐务,治蝗虫,修水利,减田租,赈灾民,做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事。但无论何时何地,沈葆桢都以身作则,秉持着清廉为官的良好作风。
两江辖有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沈葆桢一上任,就遇上严重的蝗灾。蝗虫从西北飞来,铺天盖地,绵延十数里,所过之处麦苗啮食殆尽,其麇集之处厚达尺余。沈葆桢忧心如焚,他拖着多病的身体,拄着拐杖,冒着炎炎烈日,走到蒸笼似的田间,实地察看灾情,调查研究治理蝗虫的办法。对付成虫,他发动农民集体捕捉,并命令各防营兵勇出动帮助,仅五天就捕杀蝗虫100多万斤;对幼虫采取定时捕杀的办法,并下令各地设局专门收购幼蝗,按斤论价;冬季他采用重价收买的办法,鼓励农民挖掘蝗虫蛹;同时还提出了各省联合治蝗的建议。由于沈葆桢身体力行,采取的治蝗措施有力,蝗害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两江之地,河湖纵横,水网密布,历年水灾频仍,为患甚剧。沈葆桢上任后,强调水利乃农业根本,把修筑河堤、疏通河渠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光绪四年(1878年),江西遭遇到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水,洪泽湖暴涨,汹涌的湖水冲击着湖堤两岸,堤坝多处渗漏,随时都有溃堤的危险。沈葆桢连夜赶到危急之处,下令部属严防死守,同时调派军队赶赴现场抢险,终于化险为夷。望着千顷农田,沈葆桢长长地吐了口气,两眼一黑,晕倒在侍卫的怀中。
此时,江北一带旱蝗相继,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阖户自尽的惨剧,饥民纷纷逃荒。沈葆桢为此焦虑得辗转难眠。他博采众议,制定了救灾的具体措施,发放粮米,及时赈济灾民。在河南省大灾歉收、饥民成群结队涌进江苏境内时,他命令江苏藩司赶借5000金,连同各司捐赠之款,全部用于救济邻省灾民。鉴于江宁府的土地大量抛荒,他还奏请准将江宁、上元等五县应该征缴的粮米一律减免十分之三,即将五县原应上缴的92995石粮食减为只征收65097石。
针对触目惊心的盐政腐败现象,沈葆桢制定了多项措施。他派出官员分赴各地清理盐厂,仅两个月就完成了对20多个盐厂的清查工作,杜绝了虚报浮夸之风。他还派人取来各盐厂的盐样,亲自检验食盐质量,大力推广提高盐色的新技术。他还制定了惩处作伪奸商和渎职人员的具体措施。
为澄清吏治,沈葆桢经常深入察访,了解所属官员的情况,赏罚分明,宽严有度,恩威并施,所司官吏对他无不衷心敬佩。此外,沈葆桢还禁止种植罂粟、开设烟馆、民间厚殓等,又增设书院以利教育。他生活俭朴,饮食起居简单,从不铺张浪费,也不积聚钱财,所得薪俸或随手散给亲族,或赞助地方慈善事业。
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六(1879年12月18日),沈葆桢逝世于两江总督府。
沈葆桢去世后,清廷即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恩准在江南省城及各省建立专祠,谥文肃。光绪六年(1880年),闽浙总督何璟疏请于福建省城建立专祠。其妻林普晴因防卫广信之功,于光绪十年(1884年)被许附祀沈葆桢广信专祠。光绪十二年(1886年)下诏,悬沈葆桢像于紫光阁。
◎故事感悟
沈葆桢事事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百姓着想,兢兢业业,身居要职,两袖清风,为当朝文武百官做出了表率。沈葆桢这种清廉为政的精神不仅感染着大众,也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史海撷英
牡丹社事件
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日本攻打台湾。清廷闻讯后,立即派遣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紧急前往台湾筹办防务。
不久,清廷获悉日军已登陆台湾,且与当地百姓发生了激战,便改授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将福建所有镇、道归其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以便与日本及各国按约交涉。
沈葆桢临危受命后,随即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李鹤年等人联合上奏,提出了“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四项要求。清廷均予以嘉许,并命沈葆桢等人迅速办理。
是年6月,沈葆桢与福建布政使潘霨一同到达台湾。沈葆桢以府城为根本之地,于安平兴建炮台,置放西洋巨炮以为防御;同时,他又派兵分别驻守枋寮、东港等地,并请调淮军最为精锐的武毅铭军(刘铭传部)唐定奎部队六千余人,及总兵张其光、吴光亮等洋枪队及粤勇共八千余人先后抵达台湾,积极备战日军。
虽然此时台湾的情势一触即发,但清廷本身海防空虚,新疆动乱未平,所以并不希望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日本也因饱受台湾南部瘴疠之气的困扰,同时并不具备大规模对外征战的能力,因此双方最终签订了北京专约,日军撤离台湾。
◎文苑拾萃
送林惠常师南归
(清)沈葆桢
世变关心意不平,绛帏终夜侍谈兵。
九重宵旰忧群盗,三窟经纶羡钜卿。
庙算即今容败将,天心终古爱苍生。
底须惆怅江南路,百万黄巾识姓名。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臣门若市,臣心是水。——《汉书》
石瑛(1879—1943年),字蘅青。湖北省阳新县燕厦(今通山县新庄坪)人。“湖北三杰”之一,被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曾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
石瑛是湖北阳新县人,同盟会欧洲支部的创建者,曾历任孙中山总统的军事秘书、国民党中央执委、南京市市长、湖北参议会会长等职,后来还曾协助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培养了一大批的新四军骨干。
石瑛在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时,有一天,一位衣着整齐、头发梳得光光的高个儿青年走进了厅长办公室。他向石厅长自我介绍说:“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并且双手呈上了蒋介石手书的推荐信。
石瑛在看完蒋介石的推荐信后,一边与青年交谈,一边观察他的行为举止。石瑛觉得,此人表面虽然谦虚恭敬,其实骨子里甚为傲慢,言行举止也轻浮自大,只会夸夸其谈,却无真才实学,因此决定不用。
于是,石瑛致电蒋介石说:“钧座命我为湖北人民办事,又命我为钧座推荐的人安排官职,这样我就不好办了。我要治好湖北,必须选用廉能干练的官员,军座推荐的人,我认为不合条件,不能安置。”
1933年12月中旬,石瑛任南京市长刚刚十个月,便去参加国府主席林森主持的中央会议。在会议上,林主席以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周年为由,提议扩建中山陵园,添建亭榭,并要新建国府礼堂,要南京市政府辟地修建。
与会者当中,大多数都随声附和,或者沉默不语,而石瑛却毅然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他说:“纪念总理,固然是党国大事,但是要扩大陵园界址,新建国府礼堂,就势必要驱逐原来住在那里的百姓,你叫他们去哪里落脚谋生呢?总理是提倡民生主义的,是总理的忠实信徒,就要按照总理的意志来办事,不能随便扰民。何况现在是什么时候?许多穷人都需要政府来安置,日本的炮火就在眼前,而扩建中山陵园、修建国府礼堂就势必会影响国防、市政建设的开支。总理倘若九泉有知,也绝不会同意此举的!”
虽然石瑛坚决反对,可此议案还是被通过了。石瑛十分生气,愤而提出辞职。
此时正在西南的蒋介石听说这件事后,立即致电挽留石瑛,并命令林森将提案搁置。国民党元老冯自由为此事还特意挽诗赞曰:
世风日下竞贪污,高洁如君德不孤;
铁面无私继包拯,园陵界址不含糊。
石瑛对老百姓和蔼可亲,常常能急百姓之急,想百姓所想,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布衣市长”、“土老儿”、“可亲可敬的长者和朋友”。
石瑛一生历任要职,可谓高官厚禄,可是他却布衣粗食,坐车坐三等,乘船坐统舱。他廉洁奉公,安贫如素,不拿公家一针一线,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在病危时,石瑛还对家人说;“我是不同流合污,我如同流合污不至如此,但我还能如此,是他们拿我无法。”
◎故事感悟
石瑛出淤泥而不染,廉洁奉公,依法办事,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敢于讲真话,堂堂正正做事,潇潇洒洒做人。他甘于清贫,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可以说,“民国第一清官”的名号便是其最有力的评价,也是其为官一生的行为佐证。
◎史海撷英
石瑛敢灭洋人傲气
1928年初,石瑛出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在那时,汉口长江边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为英、法、德、俄、日五国的租界区,这些国家相继在这里建租界、开洋行、办工厂。
英国驻汉官员得知建设厅新上任了一位厅长后,便想拉拉关系,因此致函建设厅,邀请石瑛参加他们举办的舞会。
可是石瑛却拒绝了英国官员的邀请,英国官员只好从汉口过江到武昌来亲自拜访石瑛。英国人以为自己是优等的民族,可以做事不拘小节,因此便径直闯入石瑛的办公室。正在伏案工作的石瑛听到响动后,抬头一看,是一个蓝眼黄发的英国人,便厉声说:“你,错了,如此擅闯,不合一般礼节!”
英国官员自知理屈,连忙圆场说:“不要紧,我只说两句话就离开了。”
石瑛依然义正言辞地说:“在这样的情形下说半句话也不行,请你马上出去,再敲响我的门,我说‘请进’,你再进来说话,这才合乎惯例。”
英国官员没办法,只好出去后重新敲门,听到石瑛说“请进”后,才进入办公室,与石厅长握手谈话。
当时石瑛手下的一些办事员目睹了这场“表演”,顿时感到扬眉吐气。一时间,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让武汉的小报记者们十分过瘾地“炒”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