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1383—1442年），字伯律，号龙冈，又号如愚。江西靖安人。明朝著名廉官。永乐四年（1406年）任靖安县礼曹。十三年，由尚书吕震推荐，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二十一年升本司郎中。宣德五年（1430年），以尚书蹇义等人推荐任苏州府知府。当时，苏州府赋役繁重，很难治理，况钟为人处事刚正廉洁，不慑于权势，不畏于强暴，大力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还与江西巡抚周忱合作，减苏州府税粮，建造义仓，均徭役，免军户，招复流民，兴修水利。后来，苏州人民为其立生祠，誉之为“况青天”。正统七年（1442年）卒。著有《况太守集》。
况钟，明代著名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况钟一生出色的政绩主要表现在苏州知府任上。
明宣德五年（1430年），正逢苏州等九府缺少知府，这九府都在当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是出名的难以治理的府县。为惩恶肃贪，明宣宗要求大臣推荐廉洁无私、干练有能力的属吏去任职。尚书蹇义、胡荧等人推荐了况钟。于是，明宣宗任命况钟为苏州知府，并特地赐给他敕书。敕书中告诫况钟到苏州后，要“兴利除弊，毋为权势所胁，毋为奸吏所欺，凡公差之人，有违法害民者，即据实奏闻，所属官吏人等，作奸害民，即捉解赴京”，授予了他“便宜行事”的权力。
明朝时期，苏州是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大城市。明王朝全年税粮的十分之一都出自苏州一府（七县），比浙江的全省还要多，可见苏州府地位的重要性。但是，苏州又是一个很难管理的城市。
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况钟到苏州任知府。况钟本着施政以吏治为先的原则，大力整顿吏治，还写下了一段话作为座右铭：“卑而不可不牧者，民也；迩而不可不察者，吏也；严而不可不用者，刑也；微而不可不崇者，德也。不植其德，难施乎刑。不施乎刑，难以正吏。不正乎吏，民曷由安之？”由此告诫自己整顿吏治的重要性，同时也用于自勉。
起初，况钟装作事事糊涂，以此来试探手下的官吏。大小事情他都问属下的意见，不管回答如何，他都只是点头应允。这样，他手下的那帮贪官污吏都以为这个新上任的知府是个“吃闲饭的糊涂官儿”。对于下属的所作所为，况钟都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经过明察暗访，一个多月后，况钟查清了苏州府及所辖各地官员贪赃枉法的事实，并掌握了大量证据。
这天，况钟传唤所有僚属来到衙门前庭，说有事要宣布。等大小官吏到齐后，况钟拿出皇上的敕令，威严地说道：“从京城来到苏州已经有些日子了，带来的皇上的敕令还没有宣布，今天，就请诸位听一下！”
属下们见况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又得知敕令中的内容有“僚属不法，径自拿问”的话语，顿时吓了一身冷汗。况钟对各属县县令说：“我知道，有些官吏是借着官位给自己谋利，有些当官的假公济私，贪赃枉法，请你们尽快把自己所辖地区的官员状况搞清楚，给百姓、也给我一个交代。把官员分为善恶两类，呈报上来，好的，我将嘉奖；恶的，我要为百姓杀了他。”
接着，况钟又把手下属官召到前面，指着其中二人，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暗收贿赂，侵吞公款，掠夺民财，我没说错吧？”被指的二人面如死灰。
说完，况钟即令衙役拿出证据，然后抓住赃官的手脚，抛向空中摔死，就地正法。就这样，不几天时间，就一连摔死了六个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并陈尸于街头。
这以后，况钟仔细考核了属下的各级官吏，对违法乱纪和庸懦而不能胜任的官吏予以开除，设置“通关勘合簿”，对好、坏官吏都张榜公布于众，以示奖惩。从此，苏州府属下各地的官吏谁也不敢以身试法了。老百姓交口称赞：“况知府神威！”
苏州专门有些为朝廷操办蟋蟀、禽鸡、花木的太监。这些人在苏州横行霸道，肆无忌惮，郡守、县令等稍有怠慢就被他们辱骂鞭打，即使是太守也经常被他们斥责。其他经过苏州的大太监则更加蛮横无理。况钟任知府后不久，太监来福责打吴县主簿吴清。
况钟听说后，径直找到来福，抓住他的手，怒斥他道：“你为什么打我的主簿，县里面难道没有其他的事，只要为你一人办事吗？”
来福十分害怕，设宴道歉。
此后，在况钟任苏州知府的十几年间，再也没有宦官敢在苏州横行。况钟不惧强权，敢于和当时气焰嚣张的太监作斗争，使他们得以收敛自己的言行，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明代时期，军人都立有军籍，并且是世袭的。在卫所中当兵的死了或逃亡了，都要在原籍勾取他的弟、子或孙子补充。宣德四年（1429年），清军御史李立等人奉命到苏州清理军籍。李立为了表功，只求军籍越多越好，于是勾结当地的贪官污吏，动用酷刑，使很多百姓无端服军役，人民惨遭残害。
况钟上任后，遇到很多受害的百姓拦路喊冤。况钟问明缘由后，对军籍作了复查，查明这些人大多是民户。于是上奏皇帝，要求派公正的清军御史与当地官员一起重新清理军籍，使李立的暴行得以揭露。最终在苏州，有160人免除了军役，1240人本人服役，免除世役。
况钟十分了解苏州历来赋税过重的状况，上任不到一个月便连上六道奏章，恳请朝廷减免苏州过重的赋税杂役，最终苏州每年减税粮70多万石。随后，况钟协同巡抚周忱制定了合理的征粮纳赋的办法，减轻了民众的不合理负担。
接着，况钟又率领苏州百姓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促进了苏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建立了济农仓，粮食有剩余的时候，就送入济农仓，用于弥补地方的亏空和赈济灾民。
况钟一生廉政清明，明察秋毫。况钟的故乡崖口村有一座况公祠，祠堂前面有一只驮印的石赑屃。传说，这是一位有名的老石匠为了感谢况钟平反冤狱，搭救了他儿子性命，特地刻下的。
正统四年（1439年），况钟任苏州知府已达九年之久，准备赴北京考绩，朝见皇帝。这一天，送行告别的人有百里长。百姓们作歌道：“太守朝京，我民不宁，太守归来，我民祈哉！”
明朝的地方官进京朝见时，一般都要带一些金银珍宝送给京城里的显宦权贵。明代流行的一首歌谣说：“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而况钟进京朝见时却两袖清风。他赴京临行时，作诗和前来饯行的苏州人民告别，其中一首是：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况钟赴京后，任期已满，理应升官。但苏州府八万百姓上书挽留，要求况钟再次回苏州。明英宗接受苏州民众的请求，升了况钟的官，赐正三品，仍回苏州做知府。
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况钟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享年60岁。况钟的灵柩运回江西时，苏州城数十万的百姓都穿着孝服为他送行。
况钟专任富庶的苏州知府十余年，却没为自己购置过一间房；在家乡靖安，也没有为家人买得一亩地。况钟死后，苏州七个县的百姓为他立祠纪念，其廉正清明的事迹被百姓永远记在心里。
在江西靖安县的况钟墓后的清风亭上，刻有一副对联：
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
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这副对联正是况钟一生真实的写照！
◎故事感悟
“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寥寥两句话把况钟毕生的光辉事迹谱写得淋漓尽致。况钟一心为国为民，在任期间两袖清风，是百姓真正的“父母官”。况钟的事迹一定会千秋万代地流传下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人。
◎文苑拾萃
谒况钟墓
佚 名
竹曳青云，松阴秀岭，苍澜满目凭陵久。
茂苑鸣条音畅，浏以飕飕，韵悠悠。
一座丰碑，千秋风范，颂歌唱与姑苏守。
傲骨冰魂，化作豪气长留，贯神州。
忆念尊翁，有多少、除贪佳话，
血凝两字青天，终教雾敛霾收，百翎羞。
愿清风遒劲，卷起兴廉洪浪，
导源清本，荡秽祛邪，滚滚奔流。
“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张伯行
张伯行（1651—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今河南兰考东）。清朝大臣，理学家。他居官清正廉明，“只饮江南一杯水”，深受百姓爱戴。康熙皇帝称赞他为“天下清官第一”，老百姓称誉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这本是一个收获果实的季节，但在江苏却发生了一件令朝野震动的科场案。
这一年的江苏省乡试，副考官赵晋与同考官王日俞等内外勾结，接受了考生的贿赂，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受贿于科场。发榜后，苏州士子全体哗然，1000多人抬着财神涌入供奉着圣贤的文庙，以此来讥讽考官见钱眼开、以钱择人的丑行。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朝廷，康熙帝立即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赶赴江苏，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等人共同审理此案。通过调查、审理，举人吴泌、程光奎对暗中贿赂考官一事供认不讳，证实了赵晋及同考官王日俞、方名等勾结受贿的事实，但因供词中涉及到噶礼从中受贿索银50万两，使案情复杂化，审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任何结果。
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对此事异常愤慨。他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毅然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为，力主彻查此案。张伯行在奏书中说：外间舆论先是盛传总督与考官、提调各官暗中受贿而出卖举人衔，事情败露后，又传总督勒索银50万两。这或许不完全是事实，但为了便于案件的审理，请解降噶礼的职务，让他接受审查。
噶礼知道这件事后，大为不安，便私下买通官吏，得到了张伯行弹劾自己的奏稿。随后，噶礼捏造事实，罗列了七大“罪状”，上章诬陷张伯行，说张伯行是“阴谋诬陷”，并指出张伯行专门从事著书，猜忌糊涂，不能很好地审理案件等失职行为。甚至还抓住当时刚刚发生的戴名世文字狱案，企图委罪于张伯行，说：“《南山集》刻版在苏州印行，张伯行难辞其咎；进士方苞由于为此书作序而遭到连坐，张伯行一向与他交往颇深，因此才不肯对他逮捕治罪。”
至此，案情越来越趋于复杂，而办案官员又惧于噶礼的权势，不敢秉公审理，反而逢迎巴结，使案件无法审结。
康熙在审阅了张、噶二人的奏疏后，也感到无奈，只好下令一同免去噶礼、张伯行二人的职务，由张鹏翮、赫寿（此时已调任漕运总督）继续办理此案。
然而，张鹏翮等人在办案过程中，褒噶而贬张，最后形成了汇报材料和处理意见：赵晋、王日俞、方名及所取士子行贿受贿成立，应按科场舞弊律论罪；噶礼弹劾张伯行不能很好审理案子属实，其余都是总督、巡抚联名上奏的旧事；方苞是张伯行逮捕送交刑部的，《南山集》刻版在江宁，都免予论罪，而张伯行胡乱弹劾噶礼出卖举人衔，应当撤职。
虽然案件的审理结果出来了，但康熙对张鹏翮的这个调查结论很不满，觉得张、赫二人有徇私之嫌，于是另派尚书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可是，二人的审理结果仍然与张鹏翮等作的结论相同。康熙无奈之下，只得在奏报上亲笔批示：“张伯行为官清正，天下所知；而噶礼才干有余，却天性喜无是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此结论是非颠倒。”
张伯行为什么会得到康熙皇帝如此的信任和宠信呢？这还得从康熙的批示和谈话中寻找答案。
张伯行出生于河南仪封（今兰考）的一个书香之家，其祖父、父亲都是儒士，在当地号称有德之人。受家庭的熏陶，张伯行从小就学习儒家学说，到13岁时便已读完四书五经，初通翰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张伯行考取进士，但直到七年以后，才补为内阁中书，步入仕途。
张伯行的仕途刚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两年后他才升任中书科中书舍人，以至在随后为父亲守孝的三年里，醉心于与名儒冉太史相与讲学，萌生出不再出仕的念头。
转折点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1697年）。这一年，仪封一带暴雨成灾，城北的河堤被洪水冲垮。在这危急时刻，张伯行挺身而出，紧急招募和指挥民工用沙袋修筑防洪大堤，奋起抗洪，保住了仪封城的安全。河道总督张鹏翮得悉张伯行的事迹后，大为赞叹，特地向朝廷推荐张伯行，把他推到治理河务第一线。张伯行不负众望，日夜在河堤工地上指挥，督修了200余里的黄河南岸堤，并主持完成了马家港、东坎、高家堰等工程。
由于工作出色，张伯行被委以山东济宁道之职。刚刚上任，济宁便遇上了灾荒，饥民流离失所，张伯行立即投入到救灾工作之中。他想办法从家乡运来粮食、棉衣，救济饥寒交迫的百姓。在接到皇帝下达的救济指示后，张伯行动用仓谷赈济灾民，仅汶上、阳谷二县，就动用了2.6万余石。事后，山东布政使指责他擅自动用仓谷，准备奏准朝廷给予革职处分。张伯行不为所惧，慷慨陈词：“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擅自动用。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还是以人命为重？”答案自然是不言自明，布政司无可奈何，只好宣布免予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