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勤:尚勤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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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勤而律己(4)

“劳心焦思,不遑夙夜”

◎凡不能俭于己者,必妄取于人。——清·魏禧《目录里言》

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雍正进士,历官布政使、巡抚、总督,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在外任30余年,任经12行省,官历21职,所至颇有政绩,得乾隆帝信任。革新云南铜政,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理天津、河南、江西、南河等处水利,疏河筑堤,修圩建闸。先后两次请禁洞庭湖滨私筑堤垸,与水争地。治学以薛瑄、高攀龙为宗,为政计远大。辑有《五种遗规》。乾隆三十六年卒。谥文恭。

清乾隆朝督抚大吏中之贤者,以陈宏谋为最。《清史稿》对陈宏谋之勤政给予高度赞扬:“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这确实是陈宏谋留给世人的印象。

陈宏谋“早岁刻苦自励”,是个有抱负的人。为诸生时,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一。他曾自题座右铭:“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做之事。”及入仕,念念于民事,“本所学以为设施,莅政必计久远,规模宏大,措置审详”。他曾因保举之员犯法,以及个人脾气等原因,受到过同僚的指责乃至降调处分。但他却一如既往,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直以事业为重。他有两句名言:“是非度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学问须看胜我者,境遇须看不如我者。”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劳心焦思,不遑夙夜”,并取得显著的成绩。

史载:“公(指陈宏谋)在外三十余年,历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所至之处,无问久暂,必究悉于人心风俗之得失,及利害之当兴革者。筹其先后,以次图之。每有兴作,人多以为难成,既而辄就理。或当更代,即以闻于朝,责成受代者。”

陈宏谋在扬州任上,正值水灾,饥民流亡。他下大力气招抚流亡回籍,亲自组织救济灾民,发给口粮,并将回乡者一律纳入应赈名册中。饥民很快得到安顿。

在云南任上,正值清廷改土归流,大规模用兵,而运粮任务则落在百姓身上,百姓难于负担。陈宏谋采取“转搬递运”的办法,“民便之”。另外,云南铜矿的开采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陈宏谋对采矿者采取定额制,同时增加铜厂工本,并允许矿民将定额外的余铜自由卖出,大大调动了矿民的积极性,“民争趋之”。很快,云南开采了许多新矿,“铜日盛,遂罢购洋铜”。

在江西任上,因遇天灾,岁大饥,陈宏谋便籴粮于湖北、湖南,以赈灾民,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缮城垣,筑堰埭,修圩堤,建闸坝,南昌城南罗丝港为赣水所趋,善冲突,陈宏谋遂建石堤,以资捍卫。

在河南、江苏任上,陈宏谋尤以兴修水利为先务。他在河南组织修筑太行堤,疏浚丰乐河、古宋河、响河、巴沟河等。在江苏,疏丁家沟,展金湾坝,浚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海塘。所有这一切工程,均未向百姓摊派。陈宏谋深知民力不胜,遂请发帑浚治。乾隆帝曾赞扬说:“不但一举而数善备,汝亦因此而得名也。”

在陕西任上,陈宏谋鉴于当地贫穷,遂“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陕西地处高原,旱灾是对这里的最大威胁。陈宏谋劝民种植耐旱的山薯及杂树,同时率民“凿井二万八千有奇”,并造水车,教百姓用水车灌溉的方法。

在湖广总督任上,陈宏谋鉴于洞庭湖附近居民多筑围垦田,与水争地,认为这是图小利而未及久远,于是建议“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壤,自不敢再筑”。这个看上去十分严厉的措施,尽管有损少数百姓一时之利,但从长远看,毕竟是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因而得到乾隆帝的赞扬:“宏谋此举,不为煦妪小惠,得封疆之体。”

陈宏谋所到之处皆有惠政,这正是他“劳心焦思,不遑夙夜”的结果。与陈宏谋同时代的袁枚记载说,陈宏谋“所到处,必将各府州境内村庄、河道绘图悬壁,环复审视。又将兴革事宜分条钩考,纤屑必周,久远必计。刻苦经昼,寝食以之。久之,编次成书,了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辄来借观。公亦窃喜,自负曰:‘此吾历任官囊也。’”陈宏谋勤政的最大特点是竭尽心力,“每处一地,临一事,即就其地其事悉心讲求,以求有益,不自觉其劳也”。袁枚也说他“终日刻厉,无几微闲”。陈宏谋曾表明自己为政的态度:“仕即学也,尽吾心焉而已。”难怪乾隆初年的云贵总督张广泗推荐陈宏谋代其职,称赞他“能以民心为己心,亦视官事如家事”。

陈宏谋“劳心焦思”,还表现在他对属吏的关心,以及对工作的不分分内分外。他“每见属吏,如老妪训儿,谆谆絮语,不惮舌敝”。他“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如在湖南时,他闻知江南受灾,遂运仓米20万石以济之。在陕西时,他闻知甘肃军需少钱,遂拨局钱200万贯以济饷。为此,乾隆帝“嘉其得古大臣体”。

◎故事感悟

陈宏谋以“劳心焦思,不遑夙夜”的工作态度,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为世人树立了榜样,也使自己名垂青史。

◎史海撷英

陈宏谋著《五种遗规》

《五种遗规》是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辑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事迹,分门别类辑为遗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

五种《遗规》的成书时间不同,《养正遗规》为乾隆四年(1739年),《从政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分别为乾隆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录》则为乾隆八年四月。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

各《遗规》单行本甚多,以单本形式收入各类丛书、类书亦甚多。而合刻本则不多,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的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16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的《学仕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文苑拾萃

陈宏谋宗祠

陈氏家祠,为陈宏谋一家之祠,位于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村外,西向铁路,有祠层三楹,建造坚实。祠内本来有匾多件,自遭日寇蹂躏后,幸存者极少。据老人回忆,仅剩“解会状”、“四元”及乾隆御赐石刻一件。

“解会状”匾和“四元”匾均为陈宏谋玄孙陈继昌中状元后所制。“解会状”即:解元、会元、状元。在“解会状”匾左端还刻有“唐宋金元明至大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三元科甲第十三人”字,其意为从唐代开创科举考中三元的第十三位,这位古今第十三人也是封建社会科举最后一名连中“三元”之人。桂林靖江王城正阳门城楼上巨大的刻石榜书“三元及第”,就是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在陈继昌连中“三元”之后书写并请人镌刻的。“四元”匾左侧有字数行,即“嘉庆丁卯年入学第一名,癸酉科乡试中试第一名,庚辰科会试中试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一名”。陈继昌曾在院试中获得过“案元”,加上解元、会元、状元,因此就有了“四元及第”的佳话,这就是“四元”匾的由来。

家祠中原有清乾隆赐诗刻石三件,“福”字刻石一件。楼上堆有培远堂文集全部刻板,数目不下千块。抗日战争中日军撤退后荡然无存,不知为其席卷东渡,抑或被其当做了柴薪。

林伯渠与人民同甘共苦

◎我并不异于常人的天资,所有成果,都是靠勤奋学习,艰苦劳动得来的。——张广厚

林伯渠(1886—1960),原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1942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军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为了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解放区军民“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职务的林伯渠同志,除日日夜夜为边区的重大事情操劳费心外,还亲自带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开展生产活动。

清明节后的一天下午,林伯渠召集勤杂人员开了一次会,要求每人种三窝南瓜。工作人员小边当时就想不通,认为搞生产自救是下面的事情,政府工作人员发发指示,部署部署就已经够累的了,还种什么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