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心焦思，不遑夙夜”
◎凡不能俭于己者，必妄取于人。——清·魏禧《目录里言》
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雍正进士，历官布政使、巡抚、总督，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在外任30余年，任经12行省，官历21职，所至颇有政绩，得乾隆帝信任。革新云南铜政，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理天津、河南、江西、南河等处水利，疏河筑堤，修圩建闸。先后两次请禁洞庭湖滨私筑堤垸，与水争地。治学以薛瑄、高攀龙为宗，为政计远大。辑有《五种遗规》。乾隆三十六年卒。谥文恭。
清乾隆朝督抚大吏中之贤者，以陈宏谋为最。《清史稿》对陈宏谋之勤政给予高度赞扬：“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这确实是陈宏谋留给世人的印象。
陈宏谋“早岁刻苦自励”，是个有抱负的人。为诸生时，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一。他曾自题座右铭：“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做之事。”及入仕，念念于民事，“本所学以为设施，莅政必计久远，规模宏大，措置审详”。他曾因保举之员犯法，以及个人脾气等原因，受到过同僚的指责乃至降调处分。但他却一如既往，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直以事业为重。他有两句名言：“是非度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学问须看胜我者，境遇须看不如我者。”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劳心焦思，不遑夙夜”，并取得显著的成绩。
史载：“公(指陈宏谋)在外三十余年，历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所至之处，无问久暂，必究悉于人心风俗之得失，及利害之当兴革者。筹其先后，以次图之。每有兴作，人多以为难成，既而辄就理。或当更代，即以闻于朝，责成受代者。”
陈宏谋在扬州任上，正值水灾，饥民流亡。他下大力气招抚流亡回籍，亲自组织救济灾民，发给口粮，并将回乡者一律纳入应赈名册中。饥民很快得到安顿。
在云南任上，正值清廷改土归流，大规模用兵，而运粮任务则落在百姓身上，百姓难于负担。陈宏谋采取“转搬递运”的办法，“民便之”。另外，云南铜矿的开采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陈宏谋对采矿者采取定额制，同时增加铜厂工本，并允许矿民将定额外的余铜自由卖出，大大调动了矿民的积极性，“民争趋之”。很快，云南开采了许多新矿，“铜日盛，遂罢购洋铜”。
在江西任上，因遇天灾，岁大饥，陈宏谋便籴粮于湖北、湖南，以赈灾民，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缮城垣，筑堰埭，修圩堤，建闸坝，南昌城南罗丝港为赣水所趋，善冲突，陈宏谋遂建石堤，以资捍卫。
在河南、江苏任上，陈宏谋尤以兴修水利为先务。他在河南组织修筑太行堤，疏浚丰乐河、古宋河、响河、巴沟河等。在江苏，疏丁家沟，展金湾坝，浚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海塘。所有这一切工程，均未向百姓摊派。陈宏谋深知民力不胜，遂请发帑浚治。乾隆帝曾赞扬说：“不但一举而数善备，汝亦因此而得名也。”
在陕西任上，陈宏谋鉴于当地贫穷，遂“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陕西地处高原，旱灾是对这里的最大威胁。陈宏谋劝民种植耐旱的山薯及杂树，同时率民“凿井二万八千有奇”，并造水车，教百姓用水车灌溉的方法。
在湖广总督任上，陈宏谋鉴于洞庭湖附近居民多筑围垦田，与水争地，认为这是图小利而未及久远，于是建议“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壤，自不敢再筑”。这个看上去十分严厉的措施，尽管有损少数百姓一时之利，但从长远看，毕竟是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因而得到乾隆帝的赞扬：“宏谋此举，不为煦妪小惠，得封疆之体。”
陈宏谋所到之处皆有惠政，这正是他“劳心焦思，不遑夙夜”的结果。与陈宏谋同时代的袁枚记载说，陈宏谋“所到处，必将各府州境内村庄、河道绘图悬壁，环复审视。又将兴革事宜分条钩考，纤屑必周，久远必计。刻苦经昼，寝食以之。久之，编次成书，了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辄来借观。公亦窃喜，自负曰：‘此吾历任官囊也。’”陈宏谋勤政的最大特点是竭尽心力，“每处一地，临一事，即就其地其事悉心讲求，以求有益，不自觉其劳也”。袁枚也说他“终日刻厉，无几微闲”。陈宏谋曾表明自己为政的态度：“仕即学也，尽吾心焉而已。”难怪乾隆初年的云贵总督张广泗推荐陈宏谋代其职，称赞他“能以民心为己心，亦视官事如家事”。
陈宏谋“劳心焦思”，还表现在他对属吏的关心，以及对工作的不分分内分外。他“每见属吏，如老妪训儿，谆谆絮语，不惮舌敝”。他“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如在湖南时，他闻知江南受灾，遂运仓米20万石以济之。在陕西时，他闻知甘肃军需少钱，遂拨局钱200万贯以济饷。为此，乾隆帝“嘉其得古大臣体”。
◎故事感悟
陈宏谋以“劳心焦思，不遑夙夜”的工作态度，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为世人树立了榜样，也使自己名垂青史。
◎史海撷英
陈宏谋著《五种遗规》
《五种遗规》是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辑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事迹，分门别类辑为遗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
五种《遗规》的成书时间不同，《养正遗规》为乾隆四年(1739年)，《从政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分别为乾隆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录》则为乾隆八年四月。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
各《遗规》单行本甚多，以单本形式收入各类丛书、类书亦甚多。而合刻本则不多，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的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16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的《学仕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文苑拾萃
陈宏谋宗祠
陈氏家祠，为陈宏谋一家之祠，位于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村外，西向铁路，有祠层三楹，建造坚实。祠内本来有匾多件，自遭日寇蹂躏后，幸存者极少。据老人回忆，仅剩“解会状”、“四元”及乾隆御赐石刻一件。
“解会状”匾和“四元”匾均为陈宏谋玄孙陈继昌中状元后所制。“解会状”即：解元、会元、状元。在“解会状”匾左端还刻有“唐宋金元明至大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三元科甲第十三人”字，其意为从唐代开创科举考中三元的第十三位，这位古今第十三人也是封建社会科举最后一名连中“三元”之人。桂林靖江王城正阳门城楼上巨大的刻石榜书“三元及第”，就是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在陈继昌连中“三元”之后书写并请人镌刻的。“四元”匾左侧有字数行，即“嘉庆丁卯年入学第一名，癸酉科乡试中试第一名，庚辰科会试中试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一名”。陈继昌曾在院试中获得过“案元”，加上解元、会元、状元，因此就有了“四元及第”的佳话，这就是“四元”匾的由来。
家祠中原有清乾隆赐诗刻石三件，“福”字刻石一件。楼上堆有培远堂文集全部刻板，数目不下千块。抗日战争中日军撤退后荡然无存，不知为其席卷东渡，抑或被其当做了柴薪。
林伯渠与人民同甘共苦
◎我并不异于常人的天资，所有成果，都是靠勤奋学习，艰苦劳动得来的。——张广厚
林伯渠(1886—1960)，原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1942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军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为了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解放区军民“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职务的林伯渠同志，除日日夜夜为边区的重大事情操劳费心外，还亲自带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开展生产活动。
清明节后的一天下午，林伯渠召集勤杂人员开了一次会，要求每人种三窝南瓜。工作人员小边当时就想不通，认为搞生产自救是下面的事情，政府工作人员发发指示，部署部署就已经够累的了，还种什么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