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掩护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了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已分别长达六年，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令任弼时激动不已。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地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任弼时按党的指示，负责秘密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展罢工罢课的斗争，处境非常危险，但他们时刻相依伴，风雨共担。
1928年秋天，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爬上一辆货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重又赶回上海去与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见任弼时遍体伤痕，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来。这时，任弼时也得知，女儿在此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了。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难分难舍。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在狱中半年，她抱着孩子向任弼时学习，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受到很多折磨。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出狱，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死里逃生。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夹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一边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远征只好也送回老家湘阴去。一家三口，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并共同赴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他乡生活。
1940年3月，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被视为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当时任弼时常常是通宵工作，忙到天亮后才睡觉。陈琮英也是这样围着他忙，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就是忙着发电报，打印和装订文件……由于任弼时在被捕和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特别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身体每况愈下。陈琮英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样子，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她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延安时，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长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果来。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特别珍贵。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都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的保姆。
后来，为了自力更生，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纺线织布，人人都有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英手把手地教给他，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周恩来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当时中央机关分两部工作，朱德、刘少奇带一部去华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毛、周、任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任弼时任“直属司令部”司令员。这一时期，他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移，甚至连夜长途奔波。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孩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服侍在任弼时身旁，使他能够坚持工作，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全国大反攻。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在一起住了八天，让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这个孩子找到了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在这半年里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让任弼时非常感动。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众子女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提出拍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作为七大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缱绻之情和深深的敬意，她说：“与弼时相爱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故事感悟
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世界，革命者也不例外。任弼时与陈琮英的传奇爱情故事，令人感动。他们不但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而且在情感世界中也令后人敬重。
◎史海撷英
大生产运动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经过三年奋战，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
◎文苑拾萃
童养媳
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养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后正式结婚。童养媳在清代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童养的女孩年龄都很小，有的达到了清代法定婚龄也待在婆家，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一些贫困家庭无力抚养儿女，就把女儿卖与富家子弟或家境较好的家庭作童养媳，而家境一般的家庭为了节省儿子娶妻的费用，于儿子年幼时买一个女孩回家来当儿子的妻子。这样男家多了一个帮助劳动的成员，而女家则减轻经济负担，一举两得。也有些家庭为了让女儿得到较好的生活环境，就把女儿给较富裕的人家收养作童养媳。亦有少数是男家较为贫穷，为了攀附而为年幼儿子娶富贵人家的年幼女儿为妻。童养媳一般都比男方年纪大，这样可以照顾未婚夫。
刑场上的婚礼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曹禺
周文雍（1905—1928年），1905年8月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出身于华侨商人家庭，在“五卅”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她由一个追求个人上进的大学生，转变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革命者，并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件，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这时共产党派她协助周文雍同志工作。周文雍是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正夜以继日地准备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因为工作需要，党指示周文雍和陈铁军合租一个房子，建立秘密联络点。为了掩护工作，他们假称夫妻，进行活动。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和生死与共的斗争，把这两个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他们都以事业为重，顾不上谈个人的感情。
1927年爆发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陷入敌人大屠杀的血海之中。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周文雍和陈铁军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两人同时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周文雍在墙上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1928年3月，乌云翻滚，树枝乱舞，珠江的浊浪冲击着两岸。敌人将周文雍和陈铁军押向刑场。在通往刑场的路上，周文雍、陈铁军态度十分从容，不断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激昂、悲壮的声音回荡在羊城上空，萦绕在人们心头。当敌人的魔爪即将夺去他们宝贵的生命的时刻，他们满怀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强决心，向同志们告别了！无数的人用钦佩、爱戴的目光遥送他们；许多人一面掩面饮泣，一面跟在车子的后面走向刑场，形成了一个长长的送别行列。人们在为自己的亲人送别，在为英雄的共产党员送别啊！
敌人气急败坏地把他们推向刑场——红花岗。那里的木棉树高大挺拔，花蕾结满了枝头。周文雍、陈铁军挺直地站在这块土地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深深地呼吸着祖国的空气。陈铁军深情地将自己的围巾披在身受重伤的周文雍身上，然后用深沉热情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接着又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群众，激动地说：
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我们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民众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牺牲，同胞们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遗憾！
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一个机关，我们工作合作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革命利益，我们还没顾上谈私人的爱情，因此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没有结婚。
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就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周文雍、陈铁军两人激动地高呼：
“同胞们！同志们！永别了！希望你们勇敢地战斗！”
“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工农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卖国的国民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对革命情侣，就以这样的英勇气概慷慨就义了。
◎故事感悟
陈铁军与周文雍的婚礼可谓震古烁今。面对敌人的枪声，他们毫无畏惧，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见证了他们伟大的爱情！
◎史海撷英
广州起义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州，准备再次北伐。此时，粤桂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这正是工农革命潮流的高涨的大好时机。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秘密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国民党武汉政府当局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第四军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五千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三千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两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