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中原河工爆发了反元大起义。郭子兴闻讯，率领几千人在濠州起兵响应。不久，走投无路的贫苦和尚朱元璋加入了郭子兴领导的队伍。
朱元璋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很受郭子兴的赏识。马皇后对这位贫苦青年的胆略和才能十分爱慕。于是，郭子兴和夫人张氏作主，将义女嫁给了朱元璋。这桩姻缘成了朱元璋日后发展的一个契机。朱元璋做了主帅的女婿后，职位不断提升，在军中也被另眼相看。
但郭子兴性情暴躁，不能容人，又好听闲话，经常与同僚、部下伤了和气。朱元璋则为人精细，办事有耐心，有魄力，做事果断，作战勇敢，上上下下都夸他人缘好。郭子兴虽然器重朱元璋，又招他为婿，但因为朱元璋人缘好，郭子兴反倒不喜欢他了。再加上有人在他们中间拨弄是非，郭子兴对这位女婿越发猜忌了。
有一次，郭子兴因为一点小事将朱元璋监禁起来，不准他吃饭。马皇后得知后，亲自到厨房偷了刚出炉的炊饼，正要送给丈夫时，不巧碰到义母张氏，只得慌忙把饼藏进怀里。张氏见马皇后神色慌张，便把她叫住仔细盘问。马皇后因热饼贴身疼痛难忍，顿时泣不成声。张氏令马皇后解开衣衫拿出炊饼时，她的胸口已经严重烫伤了。张氏问明情由，不禁感动得掉下眼泪，立即命人给朱元璋送饭，并亲自劝说丈夫，释放了朱元璋。
马皇后深情厚意，救了朱元璋一命。
朱元璋带兵打仗时，一向秋毫无犯，即使缴获一些战利品也全数分给部下。而别的将领出征时，总要掠夺一些财物献给郭子兴。马皇后怕义父不察实情，耿耿于怀，便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他向义父说情。这样，朱元璋在军中的地位才逐渐得到巩固。
朱元璋做皇帝后，经常回忆当年的艰难岁月，把马皇后比作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却说：“常听说夫妇相保容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和我贫贱时过的日子，也希望能够不忘和群臣百姓过得艰难日子。经常这样想，有始有终才好！”
洪武十三年（1380年），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案而获罪，朱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朝开国“文学之首臣”，又是太子的师傅，这时他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朱元璋搞胡党扩大化，宋濂眼看要遭殃，马皇后及时出面救援，她说：“老百姓请一位先生，还知道终生不忘尊师的礼节；再说他致仕回籍，京中的事必定不知道，可别冤枉了他。”但是朱元璋一心想惩办胡党，不听马皇后的劝告。
一次，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她既不喝酒也不吃肉，朱元璋问她为什么不吃不饮。她说：“听说宋先生获咎，我不近荤酒，为他祈福，希望他免祸。”听了这番话，朱元璋动了恻隐之心，饭也不吃了，第二天赦免了宋濂的死罪。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马皇后病重期间，大臣纷纷为她祈祷，并多方寻求名医。
马皇后对朱元璋说：“死生都是命中注定的，祈祷没有什么用，我的病治不好了。假如服药后没有效果，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而连累各位医生。”临终时，朱元璋问马皇后有什么话想说，她只说：“愿陛下广求贤才，虚心纳谏，始终如一；愿子孙贤良，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马皇后去世后，朱元璋十分悲痛，总是高兴不起来，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
有一次，太子进谏时顶撞了朱元璋，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追着要打。太子一边跑，一边掏出怀中的画扔到地上。朱元璋拾起一看，原来是马皇后背着他逃跑的画面。这不禁令他触动旧情，竟失声痛哭起来，便不去追太子了。
朱元璋一直到晚年始终对马皇后充满深情，终身没有再立第二个皇后。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与马皇后合葬于南京孝陵。
◎故事感悟
家有贤妻，是男人的福音，况且是帝王之家。这段皇帝与皇后的爱情非比寻常，马皇后用爱情保护了朱元璋，用爱情确保了大明王朝的稳固。同时，马皇后也用爱情的力量保护了不少功臣将相，使得朱元璋少杀了不少人。由此可见，真挚的爱情力量是巨大的。
◎史海撷英
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官署名。明朝时期直属中央政府管理的一级行政区，简称“布政使司”，民间简称“行省”或“省”。明初，沿元制，明朝洪武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明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行政区有2个直隶和13个“布政使司”，即合称15省。
◎文苑拾萃
明孝陵
明孝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合葬于此。
明孝陵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动工，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规模巨大。当时从朝阳门（今中山门）至孝陵卫到陵墓西、北所筑的皇墙有45里长，护陵驻军有5000多人。那时候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养长生鹿千头。鹿鸣其间，气势非凡。因屡遭兵火，现仅存一些遗迹。如神烈山碑、下马牌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功对德碑、神道石兽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等6种24只，神道石柱二，文臣武将各四。
陵墓的神道从四方城开始。四方城是一座碑亭，位于卫桥与中山陵之间，是明成祖朱棣为其父朱元璋建的“大明孝陵神圣功德碑”。其顶部已毁，仅存方形四壁，内有立于龟趺座上的石碑一块，碑高8.78米。碑文由朱棣亲撰，计2746字，详述明太祖的功德。
梁启超得力于爱妻支持
◎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所爱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谈什么爱与不爱。当然，帮助不等于爱情，但爱情不能不包括帮助。──鲁迅
梁启超（1873—1929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891年，19岁的梁启超与李蕙仙结婚。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的堂妹。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瑞以内阁大学士衔典试广东，当时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试，他的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瑞的赏识而中举。李端当即看上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做主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婚礼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端亲手操办。他们完婚后始终恩爱如初，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李蕙仙虽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家庭生活也较优裕，父亲很宠爱她，但她这宦门闺秀与寒素之家的梁启超结婚后，第二年就随丈夫一起回到老家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这也是她堂兄李端对她的要求，觉得她应当回去拜见长辈，去尽晚辈的礼仪。梁家是个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尽管清贫，但梁启超的父亲还是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在这里。
这间书屋起名“怡堂书室”，是梁启超的曾祖父建的。这种环境对自小在北方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姑娘来说的确十分艰苦，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及语言的不通，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李蕙仙没有任何怨言和不悦。她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当时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莲涧）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然有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梁启超惦念着家眷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信。在1898年9月15日的家书中，梁启超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当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使梁启超很感动，家书中不断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梁启超最挂念父亲，家书中写道：“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唯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唯望南天叩托而已。”
同年10月6日他又在一家书中写道：“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唯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
从这些家书中，可见梁启超对父母的孝心和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互相信任的不寻常的感情。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也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李蕙仙接济他们上学，并让他们长年住在梁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八年，又读燕京大学四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
李蕙仙同时也是一位进步女性，她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