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甘英没有完成出使大秦的使命，他却尽心尽力地了解了沿途的地理风情，丰富了国人对中亚各国的知识，为以后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66年，大秦安敦王朝的使臣来到东汉，这是欧洲同我国直接友好交往的开始，作为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被载入史册。
◎故事感悟
甘英作为历史上记载的最早到过伊拉克的中国使臣，也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使臣。虽然他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他亲自勘踏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甘英的出使也使他成为一位让人崇敬的英雄。
◎史海撷英
甘英出使大秦的历史意义
甘英的出使，是东方走进西方的一次伟大尝试。而西方向东方的迈进，则要比甘英晚了半个世纪。150年，希腊地理学者马利努斯首次记载下了希腊的商人到过中国的事实。166年，大秦安敦王朝才第一次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并赠送了象牙等礼物给汉桓帝。这一史实，记载于《后汉书》里，这是我国同欧洲国家往来最早记载。此后的280—289年间，大秦使节再次抵达中国。
◎文苑拾萃
子继父业
在西域班超年老思归，永元十二年（100）上疏：“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故遣其子班勇上书求归。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妹班昭也上书，言其兄通西域已三十年，“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力不从心”。请求和帝开恩，令其兄生还朝廷。帝准奏，征班超还。是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病故，终年71岁。班超一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班超子班勇继承父亲事业，曾任东汉王朝驻西域长史，也多年在西域领兵作战，进一步巩固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
出使南海的使者
◎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朱应、康泰（生卒年均不详），三国时期吴国人。孙权当政期间，朱应官至宣化从事，康泰官至中郎将。二人曾奉交州刺史吕岱之命，扬帆出海，出使南海诸国，进行外交活动，这次航海远行，他们出访了东南亚各国，航经南海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古代的“南海”与现代的南海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的南海，又称南中国海，包括从台湾海峡向南，一直到曾母暗沙附近的辽阔海域，它地处太平洋、印度洋之间的航道要冲，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非洲、欧洲以及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等地的海上必经之路；而古代的“南海”，根据元代以前的中国史籍，则是指南中国海以南通过海路所有可达到地方的统称。
朱应、康泰得以顺利出使南海，完全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盛。
东汉时期，中国与南海交通频繁，曾有扶南（今柬埔寨）、掸国（今缅甸）、叶调（今爪哇）等东南亚国家派遣使者访问中国，并到达京城洛阳。通过这些活动，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战乱频繁，终至三国鼎立。此时，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由于相对稳定，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当时作为南海“丝绸之路”中心基地和对外贸易港口的岭南，生产发展、商业繁荣，中原人民大批南迁，促进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融合和进一步的繁荣发展。
关于这次出使，《三国志》没有记载，而是记载于《梁书》。《梁书》中三次叙及此事。《海南诸国传·总叙》中说：“海南诸国……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扶南国传》记载：“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天竺国传》中则指出：“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
康泰和朱应出使南海诸国的外交活动，范围广泛，影响深远。这次活动远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诸国，据说他们经历之地和得到传闻的国家有一百几十个。据史家考证，大抵林邑、扶南等国与“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岛）诸国是朱应、康泰所亲身经历之地，大秦、天竺等国则得自传闻。朱应和康泰二人在出使期间，不仅与当地展开贸易，缔结了友好关系，而且对沿途的所见所闻、地理概貌、风土人情、文化特点等一一进行了细心考察。
回国后，朱应写下了《扶南异物志》一卷，记述他出使扶南等国的见闻，并对南海诸岛的地理情况做了准确的记载。该书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著作普遍征录，今已失传。康泰则写出了《吴时外国传》（又名《吴时外国志》、《扶南记》或《扶南传》），已亡佚，《水经注》、《艺文类聚》、《梁书》、《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有所征引。这两部书也成为研究中国和南海诸国早期经济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
朱应、康泰出使南海，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被载入史册，而他们在书中所留下的许多珍贵史料，在科学技术、文化传播、地理舆情等方面，成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在科技方面，朱应、康泰对扶南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格外关注，并做了详尽考察。在《吴时外国传》中，康泰写道：“扶南国伐木为舡，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作，随舡大小。立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当上应声如一。”
在舆地方面，《吴时外国传》对西沙群岛一带的珊瑚礁石作了记载。他不仅提到了南沙群岛，而且记录下了这一带的海情：“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古……”这也从侧面解释了“朱应滩”、“康泰礁”等岛屿的由来，并说明这条海上新航线在孙权黄武年间康泰、朱应出使扶南时已经通航，出使船队已经从这里经过。
朱应、康泰的这次出使，也使得中外宗教交流日益频繁。此后，僧人频频来往于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推广。佛教开始在江南传播，孙权于247年特地造了一座“建初寺”，地点就在最繁华的大市之后，所以也叫“大市寺”，这是江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佛寺。与此同时，佛经佛像等也大量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少中国僧人也开始到印度取经，法显即为其中的出色代表。
朱应、康泰的出使，最大贡献在于推动了此后大批中外使者的频繁交往，为中原地区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中外官方使者频频的朝贡贸易交往使得这一时期南海“丝绸之路”格外繁盛起来。233年，孙权派将军贺达率兵一万航海出使辽东。242年，他再度派将军聂友、贺达、孙怡等，分别带兵共约三万人航海至辽东、珠崖、儋耳（今海南岛）等地。243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送来一个乐队及地方特产，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造了一座“扶南乐署”，请乐人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教给东吴的宫女。林邑、堂明等国王也遣使来吴聘问。在此期间，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
此外，盘盘国（中南半岛）、顿逊国（马来半岛）、丹丹国（马来半岛）、刊范利国（马来半岛）、狼牙修国（马来半岛）、啊罗单国（马来群岛）、阁婆婆达国（马来群岛）、婆利国（马来群岛）、师子国（斯里兰卡）、天竺（印度）、波斯（伊朗）等国先后派遣使者，携带礼品货物前来朝贡访问和贸易，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加丰富多彩。南海诸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奇珍异果等，从此源源不断地运到建业来；中国的蚕丝、丝绸、瓷器等也不断传入东南亚及欧洲。
◎故事感悟
朱应、康泰作为中国古代外交家和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航海到东南亚、南亚的旅行家，为中国与东南亚等国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苑拾萃
台湾与大陆密切往来的最早纪录
在正式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之前，孙权曾于230年（黄龙二年）组织了一次探寻南海国家和地区的行动。据《三国志》记载，孙权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领兵十万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湾省），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密切往来的最早的正式记录。
王玄策三出天竺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王玄策（生卒年不详），河南洛阳人，在唐太宗与唐高宗时期曾四次出使印度，前后历时11年之久，与唐玄奘一起，被誉为发展古代中印关系的代表人物。
唐朝初年，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大发展时期，王玄策出使天竺诸国的活动，就是唐太宗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至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天竺，对唐朝对外交通和古代中国与印度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玄策将前后出使经过写成了《中天竺国行记》（或称《西国行传》），文字部分10卷，图3卷，到宋代时这部书就散佚了。唐高宗麟德三年（666），唐朝官方曾在王玄策和唐玄奘有关著述的基础上，修撰了《西域志》（或称《西域图》）一书，全书100卷，文60卷，图40卷。不幸的是，这部书也在宋时散佚。《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为王玄策立传，他的事迹散见于唐代僧传转引《中天竺国行记》和《西域记》两部书的内容及官书的零星记载。
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在贞观十七年（643），这时唐玄奘已从天竺诸国返回我国西域境内，在和田等候朝旨，准备东返长安。此前，当唐玄奘到达中天竺摩伽陀国时，曾向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详细介绍唐朝的情况。尸罗逸多于贞观十五年（641）派遣使节入唐，希望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命令云骑尉梁怀礅持节抚慰出使天竺，尸罗逸多再次派遣使节随唐使梁怀礅入朝。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唐太宗再命卫尉丞李义表为正使，率随从22人，送天竺使节返国。这时王玄策任融州黄水县（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西）县令，他作为梁怀礅的副使，随同唐朝使团出使天竺。同年十二月，使团抵达摩伽陀国，游历天竺各地，并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在著名的灵鹫山勒铭留念；同年二月十一日，又“奉敕”在摩诃菩提寺立碑，二篇铭文现存于《法苑珠林》一书中。一直到贞观二十年（646），王玄策才与唐朝使团一起返回长安。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前后历时四年左右，往返都经过泥婆罗国（今尼泊尔）。
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作为正使，率副使蒋师仁等30余人再次出使天竺诸国。这次当使团到达中天竺时，恰恰碰上摩伽陀国王尸罗逸多去世，摩伽陀国大臣阿罗那顺发兵拒斥唐使，并劫夺其他天竺诸国献给唐朝的贡物。王玄策率领的使团随从人员悉数被俘，他本人则逃奔到了吐蕃国。王玄策在吐蕃国征发了1200人的精锐部队，又调发泥婆罗国7000骑，返回中天竺，攻打阿罗那顺。经过激战，生擒阿罗那顺，斩首3000余级，俘虏1.2万人，获牛马3万头，于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648年6月16日）将阿罗那顺带回了长安。王玄策本人也因功被拜为朝散大夫。第二次出使历时二年。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唐高宗第三次派遣王玄策出使天竺，送佛袈裟。近年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以北约4.5公里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的摩崖石刻《大唐天竺使出铭》，明确记载“显庆三年（658）六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经“小杨童之西”出使天竺的经历，为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增添了新的实物证据。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王玄策一行到达摩诃菩提寺，十月一日离开此地返唐。《法苑珠林》卷二十九在谈到唐朝奉的佛顶骨时，明确记载，“至大唐龙朔元年（661）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王玄策到达长安的时间应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这次出使历时五年之久。
◎故事感悟
中国古代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官方派出的使节、求法僧人和商人进行的。王玄策的出使活动，不仅对中国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而且也为了解和研究古代官方对外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具体例证，我们佩服他的勇气。
◎史海撷英
《道德经》首次被译为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