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大大推动了唐朝与天竺的文化交流，首先表现在促进双方思想文化的了解与交流。王玄策一行在第一次出使时，在天竺国刻写碑铭，宣扬“大唐之淳化”，促进了天竺各地对唐朝的了解。更可注意的是，王玄策还着意在天竺宣传道家传统经典《道德经》。据王玄策与李义表第一次奉使归来时向太宗的报告称，唐使途经迦没路国时，发现这里除了信佛，“外道”也很兴盛，于是对其国王童子王说，中国在佛教未流行前，就已有道家经典在民间广泛传布，道经如果传到迦没路的话，这里必定也会信奉。童子王于是请求得到老子像与《道德经》。太宗令玄奘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一起参详，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此事虽因佛、道信徒相互争论不决而中辍，但它的确是古代中印思想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
◎文苑拾萃
菠菜的传入
王玄策的出使活动，推动了沿途国家或地区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如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时经过泥婆罗，曾受到其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次年（647），泥婆罗国遣使入献波稜、酢菜、浑提葱等物产。泥婆罗国与唐朝通使，显然与王玄策的外交活动有密切关系。“波稜菜”就是今天的菠菜，直到现在仍是人们最常食用的蔬菜之一。
天朝使者
◎烈士之爱国也如家。——葛洪《抱朴子》
图理琛（1167—1740），姓阿颜觉罗，先世为叶赫人，字瑶圃，号睡心主人，满洲正黄旗人。图理琛在康熙二十五年由监生任内阁中书，后晋侍读。雍正元年官至广东布政使，雍正三年晋陕西巡抚。雍正五年，任吏部侍郎，参预订立《中俄恰克图条约》，乾隆初，任内阁学士，后病免。
土尔扈特原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大约在明崇祯元年（1628），土尔扈特部因受准噶尔部压迫，五万余帐牧民离开原在塔尔巴哈台的牧地向西南方向移动，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当时俄国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即今南俄草原一带各支流沿岸游牧。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土尔扈特部逐渐为沙俄所控制，但仍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不肯臣服。沙俄统治者一直未能实现对土尔扈特部的完全征服，常采用高压政策，征调土尔扈特部军队，并积极培养亲俄贵族。随着沙俄对他们的欺压和剥削日益严重，加之风俗不同，该部始终怀念祖国。清初，土尔扈特部曾不断遣使入贡，后来贡道被准噶尔阻绝，土尔扈特便假道俄罗斯，与清朝相通。
康熙四十三年（1704），该部首领阿玉奇之嫂携子阿拉布珠儿及部众不远万里回到西藏朝佛，觐见康熙皇帝，阿拉布珠儿被康熙封为“贝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土尔扈特汗阿玉奇遣使萨穆坦“假道俄罗斯，达京师表贡方物”，旅程艰难，历经两年多才到达，表示了对祖国的向往。康熙帝“嘉其诚”，不仅赏赐大量金银财物、绫罗绸缎，还决定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使臣，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望土尔扈特部，并了解“所部疆域”。
1712年5月20日，清政府正式派图理琛使团出访土尔扈特部，使团主要成员有：太子侍读图理琛、侍读学士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厄鲁特人舒哥和米斯；另有随从武官3名、家仆22名，连同阿喇布珠尔所遣4人，总计34人。他们由北京出发，北上经张家口，越过蒙古高原，进入俄境。旅途横穿西伯利亚，经过叶尼塞河、鄂毕河和伏尔加河三大河流，跨越乌拉尔山脉，到达欧洲俄国中部。清政府由理藩院行文俄国当局，要求允许使团过境。沙俄对清政府所遣使团很猜忌，百般阻挠使团行动。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一月二日，使团才抵达俄罗斯与土尔扈特的边界萨拉托夫。又折向南行，于康熙五十三年五月底，终于抵达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游牧的草原马驽托海（今马纳特）。
阿玉奇汗及其部众接到使团到达的消息后，欣喜万分。阿玉奇立即动员组织部众，整修毡帐，制作衣服和食品，做好一切准备，并命各部台吉、喇嘛各率所属人众前往迎接，沿途陈设筵宴，排列牲畜，热情接待，欢迎仪式十分隆重。
图理琛等人向阿玉奇下达圣祖谕旨，转达康熙的问候。阿玉奇激动地对图理琛等人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他又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充分认同自己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流露出思念祖国故土之情。使团在土尔扈特逗留旬余，筵宴不绝，并观看了射箭、摔跤等民族表演，彼此都“喜之不尽”。在宴席上，阿玉奇等王公贵族详细询问祖国政治、经济情况，表达土尔扈特人对祖国的深厚情意。
图理琛使团在土尔扈特停留了14天。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使团在阿玉奇汗和土尔扈特人欢送下，离开伏尔加河下游踏上归途，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回到北京，完成了康熙交付的出使探访使命，受到嘉奖。
图理琛使团在出使期间，始终遵循康熙皇帝的训旨：“尔等随役，不可无礼妄行，须严加约束。”“尔等须庄重行事，不可轻于戏谑。若馈赠等物，毋据收受，必须再三却辞。”严于律己，极为严谨，树立了令人尊敬的“天朝使者”的形象。彼得大帝曾回话嘱令托波尔斯克总督等官员：“尔等须当钦敬护送至阿玉奇处，一应马匹不可延误。”各地地方官们也“排兵列帜，鸣炮放枪，鼓吹迎接”。图理琛思维敏捷，通晓天文地理，眼界开阔，对待异邦官员人士，或中国外迁的土尔扈特部众，无论阐事析理，还是回应诸询，都能对答如流，俄国官员多折服，曾在向沙皇的报告中称图理琛为“天朝使者”、“知识高明”。图理琛使团作为清朝派往马驽托海的第一个使团，虽然不是直接出使俄国首都，但大部分行程和时间都在俄罗斯。作为中国官方派遣的第一个到达俄国境内的人，图理琛对中俄两国的文化交往功不可没。
图理琛使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慰问土尔扈特蒙古族。这次出行，增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民族团结，增强了土尔扈特部和祖国人民的联系与感情，为后来该部万里迢迢回归祖国打下了基础。
◎故事感悟
图理琛作为中俄关系的重要人物被载入史册，他对中俄关系所作的贡献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值得后人缅怀。
◎史海撷英
中俄中段边境的相关条约
康熙年间，图理琛由于出使有功，办事完满，很受朝廷重视，此后又多次奉命去中俄边境办理两国交涉事宜。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政府军东征准噶尔部，图理琛曾奉派出使至楚库柏兴，致书西伯利亚总督解释局势，宣传中方的意图。此后，他又参与了划分中俄中段边界的谈判。
康熙年间，沙俄大规模入侵中国。不仅向中国黑龙江流域渗透，还把侵略的魔掌伸进我国北部的喀尔喀蒙古地区。沙俄一方面对喀尔喀蒙古威逼利诱，一方面积极支持准噶尔部噶尔丹叛军攻击喀尔喀。在他们的夹击下，喀尔喀被迫举族南迁。沙俄趁机向南扩展势力，占据了喀尔喀大片土地。噶尔丹叛乱平定之后，喀尔喀蒙古重返家园，沙俄仍然不断蚕食侵扰，中俄中段边界的形势日趋紧张。
《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中段边界被搁置。此后，清政府曾一再要求划定中段边界，均遭拒绝，被迫于1722年4月宣布中断两国贸易。直到雍正三年（1725），彼得一世去世，其妻叶卡捷琳娜一世鉴于内政不稳，加上同瑞典、波斯（今伊朗）连年作战，无力再在中国边境挑起战事，同时担心中俄边界问题长期拖延不决，将使其对华贸易受到更大影响，不得不派遣萨瓦·拉占津斯基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谈判贸易和边界问题。使团共有120人，由1500人的庞大卫队护送。次年，萨瓦到达北京。
清政府组成了兵部侍郎图理琛、吏部尚书察毕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经过数十次艰苦的会谈，历时半年之久，终于达成初步协议，商定了处理边界和贸易问题的一些原则。
雍正五年（1727），双方转移到色楞格河支流的布尔河畔举行边界谈判，图理琛、四格、隆科多等奉命为谈判代表。萨瓦在谈判中调遣军队，公然以武力相威胁，隆科多不肯示弱，与之力争。为免谈判破裂，雍正帝将隆科多撤回，改由策凌充首席代表。策凌态度软弱，终于接受了俄方的划界方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界定了中俄中段边界：以恰克图为起点，由此向东至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北属俄罗斯，以南属中国。
◎文苑拾萃
《异域录》
图理琛根据自己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见闻，撰写成了《异域录》，成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旅俄游记。该书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述了使团途经喀尔喀蒙古、西伯利亚等地的所见所闻，包括道里、方位、山川、物产、城邑、要塞、民族、宗教、风土、人情、礼仪、习俗等，并涉及了俄国官制、议政、什一税、兵饷、度量衡、钱币和民族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国内广泛流传，促进了中国人对俄国的了解，并被译成法、俄、德、英、日等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舆地史上享有盛名。此书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奠定中国近代外交基础的大臣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风云变态中。——宋·程颢
文祥（1818—1876），中国晚清洋务派大臣，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文祥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咸丰八年（1858），文祥任军机大臣行走，后授礼部侍郎，又历任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文祥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与奕一起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波及内政外交的洋务运动，成为中外闻名的“中兴”名臣。
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帝出走热河（今河北承德）时，文祥随恭亲王奕留在北京与英法议和。由于此前从未与外国人打过交道，文祥对敌情知之甚少。9月26日，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并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皇家艺术宝库大肆掠夺，疯狂抢劫，而后纵火焚烧。在敌人枪炮胁迫之下，文祥与奕代表清朝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使节可以常驻北京，开放天津并增加巨额赔款，英国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九龙租借权。俄国在双方谈判僵持阶段，以“调停者”的身份落井下石，抢走了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
屈辱的《北京条约》、骄横傲慢的侵略者使得文祥和奕痛定思痛。他们在反思中得到了教训：洋人的武器和军队远非中国所能比，“师夷长技”势在必行！这次屈辱使他们大受刺激，也坚定了中国欲图自强，必须先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想和决心。这为他们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央首脑奠定了基础。
为争取时间实现自强，奕和文祥制定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内政方面，首要的就是请外国教官来训练中国军队，购买洋枪洋炮充实装备。外交方面，他们改变了仇视洋人的态度，希望通过谨守和约，避免和外国开战。这和地方实力派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等的思想不谋而合。晚清洋务运动的勃兴，也就在此时发端并在不久之后蔚然成风。
咸丰十年底（1860），作为军机大臣的文祥与奕在签订《北京条约》后，筹议善后事宜，与大学士桂良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倡导洋务“新政”，首请开设专门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提出了理由：“各国事件，自由外省督抚奏，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皇帝下谕批准。自此，文祥等成为清朝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务派首领。
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清政府内政大权归军机处，一切涉外事务尽归总理衙门。随着对外交涉的日益频繁，总理衙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总理衙门的建立，打破了清朝旧的官制，加强了外交工作的分量。总理衙门也受到了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他们甚至认为这个机构是“专门事鬼”的卖国组织。
尽管如此，总理衙门建立之后，逐渐成为与军机处平行的军国大政决策和执行机构。在文祥等洋务领袖的主持下，清朝与欧美主要国家建立了商务和外交关系。由于缺乏精通海关、国际关系甚至外语的人才，他们只好聘请英国人赫德主管海关，派美国人浦安臣为巡回使节。他们冒着被顽固派攻击、辱骂的风险，力排众议，终于在保守的大清王朝开辟了一丝外交的新气象。
为充实外交人才，洋务派开始为举办现代教育多方筹措，并于1862年成立京师同文馆（北京大学前身），给一些选拔出来的贵族少年教授外语。此外，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开办近代企业、修铁路、造轮船，“师夷长技”一时蔚然成风。
在奕、文祥等人的支持下，1876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国公使郭嵩焘被派常驻伦敦，为近代外交制度走向职业化开启了一条通道。
◎故事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