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称霸海上
◎登高莫问顶，途中耳目新。——潘刚
包玉刚（1918—1991），名起然。浙江宁波人。世界上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12位华人富豪之一，世人公推的华人世界船王。1978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稳坐世界十大船王第一把交椅，香港十大财团之一，创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成为第一个进入英资汇丰银行的华人董事。1976年，包玉刚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热情支持祖国建设，除捐献巨资为家乡兴建兆龙学校、中兴中学、宁波大学外，还建造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设立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等。
包玉刚是事业成就远比声名大的人，只要在香港，他每天都照例要做一件事：早晨7点半过几分的时候，他总是身穿游泳裤，从家里坐车下山，到附近美丽的深水湾去游泳。不管夏热冬凉，包玉刚都至少游上一刻钟，而且总是以一个方式——蛙式，头伸出水面，动作舒缓而极有规律，他决心前进，毫不松懈，能够一直那样游下去。
有人认为，包玉刚的晨泳与他做生意的方式差不多。包玉刚是个船东——航运界的人所谓的“独立”船东，以示与拥有船队的石油公司或其他企业不同。
包玉刚事业风险很大。世界知名的独立船东，有海派作风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稳健而不爱出风头的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香港船王董浩云，包玉刚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可是，他的作风与那些人不同，他避免风险，稳扎稳打而有条不紊，与海派作风刚刚相反。别的大船东都是在自己的帝国里保持一人高高在上的地位，而包玉刚却在他的公司里有合伙人和股东；别的船东都是把握机会牟取暴利，包玉刚却只求薄利。他的谨慎小心，以至以冒险自豪的航运界传统派有时诋毁他是“银行家”，甚至简直就不把他看成搞航运的。
然而，包玉刚却是个杰出的航运家。他一心一意购置新船，掌握了全球最大的独立船队。他的公司设于香港，总机构为“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有大约70艘干货船和油船，总吨位皮重480万吨。
包玉刚既不是航海世家出身，也不是早年就从事航运业的。他年轻时曾是个银行家，来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经商。1955年，37岁的包玉刚买下一艘8200吨的烧煤旧船进入航运业。他把那艘名为“英谖纳”的船改名为“金安号”。
按照他的作风与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包玉刚应该是个镇定而谨慎的人。然而他却是个拥有无限干劲和精力的人，而且又好胜。他的态度热诚而积极，与人有一见如故之感。他身高1.73米，157磅，身体极佳；他性格坦率、笑容可掬、健步如飞。一个和他相识的西方商界人士形容包玉刚是“配有中国音乐的神经汉”。
包玉刚是宁波人，父亲是殷商，由于中日战争，包玉刚没有读完大学，后来在衡阳搞银行业务。日军占领衡阳后，他逃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包玉刚在上海出任市立银行高级职员，设法应付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1948年，他把全家都送到了香港。
包家是抛弃了在上海的一家纸厂股份来香港的，不过手头仍有一笔钱，可以再做小生意。银行、纺织似乎都没法搞，包玉刚和父亲包兆龙先生还有一些亲戚，便开始经商，起初只是做本地生意，后来又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他们都在商言商。更要紧的是贸易不大好做，到了50年代中期，他们寻找另一种辅助性的生意做。
包老先生主张搞房地产，但包玉刚认为房屋是死的，只能收租，而且就像他们在上海的纸厂，有被充公没收的危险。他主张搞船，船是“动产”，航运业的范围很广，牵涉到金融、经济、政治，甚至于工程，他极有兴趣。公司里没有人赞同，但他最终说服家里人，以70万美元买下“金安号”。
说来凑巧，那时正是投入航运业最好的时机。1956年，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造成国际危机，航运费大增。包家运气很好，他们购入的“金安号”原本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租约刚好期满，包立刻和那家公司续订新约，租费却提高许多。用包氏的口头禅来说，那艘船赚了“许多钱”，包玉刚非常得意，利用赚的钱再买船，1956年底他已有7艘船。
包玉刚的经营作风似乎与当时航运业的兴旺不合，却与他的性格十分相合。一般船东通常是尽量把握市场上升的大好良机，也愿意冒无生意的风险，而把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船留作单程租用或“散租”。包玉刚是搞银行出身，不喜欢冒风险，宁愿把船“长租修”，就是中期或长期租用，这样收入虽然平淡无奇，但却稳当。
例如，1956年“金安号”的租金虽然不错，但如果“散租修”，租金还要高。包玉刚记得航运业的朋友讥诮他的稳健作风时，说他“是个初出茅庐的傻瓜”。但这些人不久便不作声了。因为1957年初，航运市场价格跌到最低点，只有像包玉刚那样采取“长租”办法的船东才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包玉刚的稳健作风深受银行家的欢迎，不久便获得汇丰银行的支持。这家英国银行资产超过50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是它发行，大部分贸易由它支持，总而言之，它操纵香港的方式，是任何地方的银行都少有的。
稍后的一笔生意，奠定了包玉刚与汇丰银行的关系。他告诉银行的桑达士，他有机会以100万元买一艘7200吨的船，并把它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五年。那家公司急欲用船，还愿意出面请它的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包玉刚想那银行会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给他，这数额略等于他租船给该公司的第一年租金收入，也是包玉刚想跟汇丰借贷买船的数额。他对桑达士说，他将以那175万美元信用状向汇丰作抵押，汇丰不会有任何风险。
桑达士同意了这笔生意，但是认为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不会得到信用状，他说可以贷款，只要包玉刚能迅速拿出信用状。桑达士后来碰见包玉刚的一个同事，私下对那人说：“你们的包先生疯了。”
这大概是桑达士最后一次小看了包玉刚。包玉刚立刻动身到了日本，带着信用状回来了，一批日本银行家还在莫名其妙：他们怎么会无端支持这个陌生人的呢？
此后，汇丰银行便一再支持包玉刚。不过，桑达士说银行里的人有时候对包玉刚那些庞大的计划不得不删减、踌躇，并细察有无危险。后来，包玉刚的银行业务大部分都由汇丰银行处理，因为航运生意是资本集中性质的，而且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它实际处理的事务很多。
桑达士在1962年升任汇丰银行首脑，不到两年，汇丰便初次投资包玉刚成立的新公司World Maritime Bahamas Ltd，汇丰所占股份为1/3。这个公司后来成为包玉刚集团中最大的机构。
1970年，汇丰和包玉刚再度合资成立一个公司“环球船运投资有限公司（汇丰这一次占的股份是45%），一年后，包玉刚成为汇丰银行董事，也是汇丰银行董事会里的第一个东方人。
1971年底，桑达士退休了，赛耶继任银行首脑。他显然对双方合作十分满意，上台以后又对包玉刚的一个新公司“环球租船国际有限公司”，投资股份37.7%，还向包玉刚本人买下“亚洲航业”10%的股份。这个公司是公开发行股票的，在包氏集团中是第二大的机构。总的说来，汇丰对包氏集团的投资账面值超过5000万美元，市面价值当然要大得多。
在海洋上，包玉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他并不就此满足。20世纪70年代，包玉刚决定逐步把生意的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
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包玉刚曾与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九龙仓”之战。
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江，大涨了华人的志气，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包玉刚在谈笑之间，就调集了20个亿的事情，也成为一个传奇。
1985年，包玉刚又以5亿新加坡币夺得了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1986年，包玉刚又一举收购香港另一个发钞银行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船王“弃舟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故事感悟
正确的选择比盲目的努力更加重要，在创业的道路上尤其如此。包玉刚在航运道路上越走越红火，凭借的正是不断进取的决心和对生意把握的宏谋大略。
◎史海撷英
包拯第29代嫡孙
1964年，包玉刚意外得知自己竟然是包拯的后代，可谓欣喜异常。
1964年10月，已离开故乡多年的包玉刚怀着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回到了浙江省宁波访问。这次回乡，他参观了江南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这一天，“天一阁”的古籍管理工作人员听说来访者是香港船王包玉刚，就特意将“天一阁”中珍藏的一套《包氏家谱》捧出给包玉刚看。
这套线装古本的《包氏家谱》中，记录了包家绵延繁衍的根系。包玉刚当即查看了《包氏家谱》，并顺着包氏绵延脉络查下去，意外地发现自己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高兴得喊起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霍英东的艰难创业路
◎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业。——戚继光
霍英东（1922—2006年），汉族，广东番禺人。1953年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及有荣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先后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国际足联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3年3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现代香港发迹奇特的亿万富豪中，霍英东算是突出的一位。至于霍英东的发迹经历及其业绩，香港内外的报刊多有述评。其中，香港有一篇文章曾用16个字概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名成利就，爱国爱乡。”这一段文字虽然朴质无华，却画龙点睛似地道出了霍氏的生平。
霍英东今天不仅是香港工商界的巨擘，而且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人之列。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竟是一个穷苦出身者。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父亲移居香港后，仅靠一叶舢板搞驳运小业为生，尽管终年劳碌，到头来还是一家人难得温饱。
1922年，霍英东就在这个水上穷苦人家里呱呱坠地了。当他在凄风苦雨中长到7岁的时候，一场风灾连船带人夺去了父亲的生命，使霍家生活几乎陷入绝境，霍母无奈之下，只好带着霍英东及其两位姐妹迁移至香港湾仔一座摇摇欲坠的旧楼里栖身。
多舛的命运，并未能把霍母压倒，她以顽强的意志挺起腰来，惨淡经营先夫遗留下来的那份驳运小业。她经常出海与外来货轮接洽，代替他们把煤炭转运到岸上的货仓里，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养家糊口。她一不会写，二不会读，深知没有文化之苦，因此，哪怕生活再艰难，也总设法省吃俭用，把从小聪颖的霍英东送到小学去念书。
到霍英东12岁那年，母亲又送他进入皇仁书院就读。而霍英东也不辜负母亲的苦心，在学校总是加倍用功，克勤克俭。
霍英东回忆当年学校生活的情景时曾说：“在学校我勤奋读书，课余协助母亲记账，送发票，由于日夜奔忙和营养不良，一天下来实在精疲力尽。”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尤其在日寇占领香港期间，霍家生活每况愈下，霍英东不得不辍学踏入社会寻找工作，先后当过苦力、学徒和工人，可谓历经各种坎坷。
据有关文介绍，霍英东在日本人的机场当苦力时，所得报酬还不够糊口，一天只吃一碗粥和一块丝糕，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有一天搬运煤油桶时被压断了一个手指。无奈，他便转当修理货车的学徒，却又因惹出了事故，被老板辞退。
此后，霍英东便到处打零工，既到船上做过铆钉工，又到实验室当过试糖工等，吃了不少苦头。有人形容霍英东踏入社会后的这一段生活，就像卓别林在电影中扮演的主人公一样，充满着失意、潦倒和辛酸。
直得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军撤出香港后，霍英东才趁机借用母亲多年积攒的有限佣金，又东拼西凑了一笔钱，参与转卖日本战后的战余物资，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逐渐积累起一些资本来。这个时候，也就是霍英东白手起家的开端和艰苦创业的起步。
霍英东创业过程中，开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日寇战败不久，日本商人到港出高价收购一种能制药物的海草。霍英东获悉，这种海草生长在太平洋柏拉达斯岛周围的海底。于是，他就购买了一艘摩托艇，联络80多个想赚钱的渔民，一道往该岛进发。
没想到的是，这个岛上的天气燥热不堪，又极缺食物、淡水和药品，面临着重重困难。他们在岛上一待就是六个多月，每天半裸着身子，拼命地采集着海草。等当他们完成任务返回香港时，个个都披着一头长发，又黑又瘦，简直就像一群野人。可是待到海草全部脱手，一算账，才仅够开销而已，毫无所获，弄得他们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