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还三令五申地方官吏军民不得占路种田，不得砍伐大道两边的行道树，并责成地方官吏对于自己辖境内的道路桥梁要派专人检查；有破坏者，要及时填补、修理。这些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
唐代继承了历史上官营山泽之利的做法、加强对山林川泽的管制。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上表，以古今财用多少对比来说明当时财用困难的原因，说古时候是从山泽取得国家所用物资，现在是从贫民那里取得。依靠山林川泽，国家的财用充足，老百姓多回来种田，依靠向贫民征税来增加收入，国家财用不足，老百姓也不去种田了。所以先王的做法是，山海有官吏管理，虞衡有职权可使，权衡利弊有一定的方法，山林川泽封禁开发有规定的时间，这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农业，另一方面是使国家富强。
刘彤接着说，煮海为盐的，冶铁铸钱的，伐木为室的都不是农民，而是非农民，穷苦的是农民。应该向那些非农民索取山林川泽的出产，免除农民的沉重徭役负担，这就是损有余而益不足。建议国家征收经营盐、铁、林木等资源的税利，然后进行贸易，这样，不出数年，国库就会满满的了。
唐玄宗让下面讨论刘彤的建议，大家都认为很好，于是玄宗下令摊收山海之税。这样一来，山林川泽就完全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了。
◎故事感悟
唐代山泽国营，首先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其制度亦沿袭汉制，但能坚持对山泽的管理，这对保护自然资源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豪强大贾，这种措施有抑制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为普通百姓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可能像汉代一样，带来一些害处。但无论怎么说，这种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方法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还是有利的。
◎史海撷英
唐德宗下罪己诏
唐德宗即位后，便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利用藩镇打藩镇，结果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
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联合对抗朝廷。德宗无奈，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继玄宗、代宗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痛下“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德宗在诏书中宣布，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由于自己的失误导致的，因此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从此，唐德宗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等人见到大赦令后，也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
◎文苑拾萃
唐德宗崇陵
唐德宗的崇陵位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0公里嵯峨山上。
崇陵依山为陵，居高临下，山环水抱，墓冢高突，整座陵寝全部用方形和长方形的青石迭砌而成，石块凿出凹槽，卡有铁拴板，浇灌铁汁，因而极为坚固。
陵园共有四门，每门均有石狮一对，朱雀门外有石人十对、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鸵鸟一对和仗马五对；玄武门有仗马三对。在朱雀门外，还有立人石像八尊，均系王宾，可惜现只存下一人。而石刻虽然也遭到了破坏，但大部分仍然留存，十分雄伟壮观。
据历史记载，唐德宗的崇陵陪葬墓共有43座，今名位均无可考。近年，考古学家在其陵区边缘发现奉诏出使过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墓神道碑。
唐宋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
◎别让可爱的生灵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失。——格言
宋仁宗（1010—1063年），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1023—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1018年立为皇太子，改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在位41年。在位时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冗官冗兵很多，而对外战争却又屡战屡败，虽然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来虽一度推行“庆历新政”，但未克全功。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草木鸟兽鱼鳖之类生物资源的破坏，往往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造成的，唐代发生的一场对生物资源的浩劫即是如此。
唐朝初期，韦后横行，朝政腐败。宫廷生活糜烂，侈靡成风。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和韦后互比豪华，竞夸富贵。宫中的尚方官造了两条价值百万的毛裙，一条献给韦后，一条献给安乐公主。这两条毛裙，全都是用百鸟之毛织造，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在太阳底下看为一色，在遮阴处看又是一色；百鸟的形状，都可以从裙中看出。韦后还不满足，又以百兽之毛作鞯面，想高出一头。自从她们做了毛裙、鞯面之后，朝廷和地方上下百官之家争相效仿，一时间，将“江岭奇鸟异兽毛羽，几乎被搞光”。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整顿政治秩序，革除时弊。那时，姚崇、宋璟先后任宰相，两人一再劝唐玄宗要纠正奢靡之风。唐玄宗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命令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交出，当众在殿廷中付之一炬。并且还下令，不论是官是民，都不许再穿锦绣珠翠的衣服。这样一来，才刹住了滥捕滥猎奇鸟异兽的歪风，风气也渐渐好起来。
登基不久的唐玄宗能果断地下令焚烧奇装异服，避免了生物资源的进一步破坏，这是值得称道的。唐玄宗之所以能这样做，一方面是为振兴国家的需要，为了制止奢靡习气，树立淳朴的风尚；另一方面，古代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和传统，唐玄宗及姚、宋等人不会一点儿也不知道，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朝廷也需要制止捕猎之风，拯救珍贵鸟兽，使之免于减少甚至灭绝。从这个意义上讲，唐玄宗焚异服确实起到了保护生物资源的积极作用，在我国环境保护史上值得赞扬。
无独有偶。在宋朝，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有皮帽、棉帽、单帽、乌纱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但很少听说有用鹿胎做的帽子。但在北宋的时候，就出现了鹿胎做的帽子，叫鹿胎冠。想必是那时人们也挺时尚的，好赶时髦，有人领头戴起了鹿胎冠，就有人仿效，而且从中央朝廷百官到地方小吏，都以戴鹿胎冠为体面，竞相攀比，蔚然成风。这样一来，鹿胎冠花样百出，制作日益精致。但不管做工多么巧妙，没有鹿胎是造不出这种奇怪的帽子的，因此，母鹿算是倒了霉，因为要取鹿胎，它们一只只被杀掉，滥捕乱猎之风盛行全国。后人称之为鹿胎冠风。
鹿胎冠风是在宋仁宗初年越刮越盛的。当时是11世纪30年代的中期，宋朝立国后连年征战刚结束才六十来年。处于相对和平安定时期，很多官僚士绅都染上了奢靡之风，所以鹿胎冠风一刮就晕，越刮越凶。
当然，朝廷里也有一些贤臣，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有一天，总算有人把鹿胎冠风报告了仁宗皇帝。
宋仁宗在景佑三年（1036年）下诏，严斥当时盛行的以鹿胎为冠的奢侈风气。诏书说，鹿胎冠风败坏民俗，残害生灵，今后全国各地，不管是臣是民，一律不准戴鹿胎冠，任何人不得采捕鹿胎，不得以鹿胎制造冠帽，如有违犯者，即处以罚款。凡揭发采捕鹿胎属实者，发给揭发者奖金20贯，钱由采捕者出；凡揭发戴鹿胎冠的或制造鹿胎冠的，发给奖金50贯，也由被揭发的戴冠人和制冠人出。
宋仁宗的禁鹿胎冠诏发布天下，那些戴鹿胎冠的、制鹿胎冠的和采捕鹿胎的，一个个藏藏掩掩，再也不敢以玩鹿胎冠为乐了。一场全国性的破坏生物资源的鹿胎冠风才被煞住。
唐玄宗焚异服和宋仁宗制止鹿胎冠风的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保护生物资源的成功例子。而且保护主张的胜利，不是凭借什么宗教迷信，也不靠什么名胜古迹，而是封建王朝政府的最高层下令采取的行动，因而也更具典型意义。这种保护行动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自发而来，是由来已久的自觉有意识的行动。
再以保护青蛙为例。保护青蛙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唐宋之际，人们已认识到青蛙能捕捉农业害虫，所以青蛙和农业的关系极为密切，如唐朝章孝标《长安秋夜》中有“田家无五行，水旱听蛙声”的说法。宋朝大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也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都是说蛙声是农业丰收的先兆。宋朝人叶梦得写的《避暑录话》中说“蛙有跃而登木捕蝉者”，和唐朝陈藏器所说的“蛤蟆背有黑点，身小能跳，接百虫”的说法一脉相承，都是讲蛙能捕虫，有助于农作物的丰收。
宋代官府通过行政措施，禁民捕蛙，肯定是为了农业。据11世纪宋神宗年间人彭乘写的《黑客挥犀》记载：“浙人喜食蛙，沈文通（1025—1067年）在钱唐（即今杭州）日切禁之”，这是很有见识的做法。又据南宋赵葵（1186—1266年）的《行营杂录》记载，宋代不但禁止捕蛙，对犯禁者还要抓起来。
◎故事感悟
唐宋之际这些保护生物资源的举措说明了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在利用生物资源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保护，使其能够增殖、繁衍，以满足人类对它继续利用的要求。自然界中各种事物之间都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改变其中的一个事物必然会对其他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保护生物，就是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这个道理。
◎史海撷英
宋仁宗忍饿
有一天早上，宋仁宗起床后便对身边的大臣说：“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得肚子很饿，特别想吃烧羊！”
大臣听到后，便问仁宗：“那圣上为何不吩咐小的去取些来？”
仁宗听后回答说：“你听说过在皇宫里只要什么事情都索要，臣民百姓也会效仿的吗？我是真的担心，如果这次我向你们索要了，你们以后就会连夜宰杀，以备我的急需！那么久而久之，就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宰杀多少畜生呀？为什么不能忍下一时的饥饿，而结束无止境地杀羊呢？”
◎文苑拾萃
莲花经赞
（宋）宋仁宗
六万余言七轴装，无边妙义内含藏。
溢心甘露时时润，灌顶醍醐滴滴凉。
白玉齿边流舍利，红莲舌上放毫光。
假饶造罪如山岳，只消妙法两三行。
苏轼徐州战洪水
◎大自然只有一个。失去它，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家园？——格言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为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江苏省徐州市市区的庆云桥东，黄河南岸大堤上，矗立着一座双层飞檐的黄色高楼，歇山抱厦，光彩熠熠，这便是新修复的黄楼。
历史上的黄楼，是九百年前徐州知州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洪水之后，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在徐州城东门之上建造的。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由密州（山东诸城）调任徐州知州。苏轼在徐州的一年又十一月，为徐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也写下了许多描绘徐州风土人情的名篇佳作。
徐州比密州的面积要大，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七月中旬，黄河发大水，尽管朝廷在这之前已经花了五千缗来进行疏通黄河，然而却毫无效果。黄河终于在澶州曹村埽决口，猛兽般汹涌的洪水淹没了四十五个县，冲毁农田三百多万亩，人畜死伤无数。幸存下来的百姓，也都是饥寒交迫，号哭于野，其状惨不忍睹。
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冲到了徐州城下。城内百姓人心大乱，有钱人家都纷纷携带家眷财物，准备出城逃难；穷苦人家逃不了的，就只能在城内坐以待毙。
为了安定人心，苏轼亲自坐镇城门，下令不准任何人出城逃跑。他郑重地宣布：“只要有我苏轼在，就绝不会让洪水进城。”
大家见太守都没有走，惊慌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接着，苏轼将全城的百姓都组织起来，划分地段，分区防洪。他也和老百姓一起指挥加固外堤，还从家里搬来被褥，住在城墙顶上的小棚内，彻夜指挥抗洪救灾。
当时，徐州城内有一支禁军，直接归皇帝所调遣。苏轼脚蹬麻窝子草鞋，手拄木杖，赶到军营，找到卒长说：“徐州城危在旦夕，抗洪抢险，迫在眉睫，虽是禁军，也当出力！”
卒长见苏太守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十分感动，立即召集部队，高声宣布道：“堂堂太守率先垂范，我等区区小民又何足惜！大家全力以赴，军民全作，共战洪魔。”
卒长亲自率领三千名士兵，肩扛木桩、竹兜，冲出城去，在徐州的城东南筑起了一座长堤。
为了解救城外被洪水围困的老百姓，苏轼还亲自挑选了一批精通水性的士兵，用木筏载着粮食，四处对老百姓进行抢救，许多百姓都因此而得以生还。
洪水围困徐州城五十多天，水越涨，堤越高。后来，苏轼接受了当地的一个和尚的建议，凿开清泠口，将洪水引入了黄河故道。
到十月十三日，洪水终于消退了。全城的老百姓欣喜若狂，苏轼坡也高兴地吟道：“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