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吴宓所建议的那样，除了将政治问题作为刊物重点之外，《新群》还在文学问题上独具创见，先后发表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以吴芳吉的表现最为突出。吴芳吉，字碧柳，别号白屋。1910年，吴芳吉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两年后，因积极参与清华学潮，并公开署名撰写《讨校长檄》，被迫退学，一度流离失所，穷困潦倒。1919年8月，在昔日相识周淑楷的盛情邀请下，吴芳吉进入中国公学，参与《新群》的创办工作。
当时新文化运动正高举大旗，一路狂奔。胡适等人所主张的“文学革命”更是高呼消灭文言、提倡白话。据说，吴芳吉曾仔细研究胡适的《尝试集》和《中国哲学史大纲》，最后得出四个字的结论：“技止此耳。”
1919年10月，胡适在《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上发表《谈新诗》一文，提倡“诗体大解放”，主张白话入诗，“作诗如作文”。对于这一观点，吴芳吉不以为然，很快在他所主持的《新群》诗歌栏目里发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作为回应，认为诗体应该解放，但不能乱来，不能因噎废食，主张革新文学并不一定要打倒传统。
吴芳吉的诗歌写法，文白夹杂，白话写情，文言写景，中西合璧，自成一家，人称“白屋体”。其代表作《婉容词》，正写于主持《新群》诗歌栏目期间。全诗1000多字，分为17段，诗前的引言，简述故事背景：“婉容，某生之妻也。生以元年赴欧洲，五年渡美，与美一女子善，女因嫁之，而生出婉容。婉容遂投江死。”显然，他是想借“婉容”这个悲剧人物的心理描写，关注新旧文化交替背景下女性的命运转折，痛斥一些所谓新知识分子背弃家庭、背弃婚姻的自私行为。
据说，写完这首诗后，吴芳吉拿给《新群》的同事曹志武一睹为快。曹志武读到第15段时，早已情不自已，泪水纵横，拍案叫绝！后来有个新派诗人气急败坏地找到曹志武，要他转告：“吴生诗非新非旧，非驴非马，其转语之痛改。”曹志武听了，大怒，呵斥道：“此乃所以为吴生诗也！尔可前枪毙之？”18
这首诗在《新群》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后，立即引起全国文学界的震动，后来被编入中小学国文教材。
《新群》给中国公学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同时也带来了一点小麻烦。据吴芳吉回忆，校长王敬芳看到《新群》声名鹊起，就要求《新群》在卷首刊印其照片。这一想法遭到曹志武的极力反对，他说：“王敬芳不过某党系人，该党素来趋炎附势，为人所不齿，如果要在卷首刊登他的照片，那把我们自贬到什么地位！”
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中国公学是王敬芳说了算，《新群》杂志是他给的钱，杂志社主任周淑楷也不敢开罪于他，最终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法：凡是送给王敬芳的杂志都在卷首印了像，凡是对外发行的都没有印。
当然，此事只是吴芳吉一个人的说法，并无旁证，但亦可见《新群》当时的影响之盛和独立之姿。
1920年3月，周淑楷决定到新加坡发展，辞去《新群》杂志社主任之职。中国公学本拟推荐老职员梁乔山继任。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周淑楷离社不过一月，梁乔山忽告病逝。曹志武很快也辞职而去。整个《新群》杂志社，独留吴芳吉、刘秉麟苦苦维持格局，而两人又面和心不和，杂志销路一跌千丈。
这时，上海学潮再起，学生们纷纷起而响应，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与日本的密约，否则全国罢课。中国公学的很多学生都参与了学潮运动，其中就有周淑楷的侄子周光午，为此被兼任中国公学教务长的刘秉麟开除。
吴芳吉大为不满，去找公学事务长李荫秾“兴师问罪”：“学潮运动，人心所向，不该动辄指责学生。再说，纪律涣散，自习不到，也不是什么大事，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只可惜，人微言轻，这一声音并没有得到校方的认同。
吴芳吉一气之下，决定辞去《新群》编辑职务，离开中国公学。从此，《新群》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先后出了四期就夭折了。
“斜阳屋色红于火，不见当年起屋人”
《新群》的停办，显然并没有太影响王敬芳的心情。他很清楚，在当时的社会大趋势下，仅仅依靠一份校刊，根本无法真正“革新国民的思想”。中国公学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种姿态。
这种敢领风气之先的姿态，是王敬芳和他的同事们从中国公学一诞生就着力培养的。在他们看来，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关注的不应只是读书办学，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家国天下。
据胡适回忆，中国公学刚办的时候，上海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授课，学生全得学习上海话。中国公学首尝螃蟹，决定采用普通话教学。“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耀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19这正是中国公学最初的追寻，消除省界，打破隔阂，真正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学堂。
“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当时中国公学的生动写照。据现存的中国公学档案资料可知，尽管学校财力一直十分艰难，但包括王敬芳在内的主事者们对于国内其他地方的灾害困难，依然会“危难时刻显身手”，出手援助。
1907年6月，皖北地区遭遇水患，“暴雨怒倾，连朝不已”。灾情告急，上海官绅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发起募捐，中国公学也积极参与了进来。据当月20日《神州日报》刊登的《收捐报告》显示，中国公学共有22名教职员参与了捐款，其中王敬芳捐款6元；另有134名学生也捐了款，其中胡适捐了2元，“中国公学第一次助捐皖北水灾共大洋三百六十四元，小洋二百三十五角”20。
在随后为云南旱灾进行的捐款中，中国公学再次一马当先，共捐大洋206元，其中王敬芳、张邦杰等都出现在捐赠名单中。
在王敬芳后来的人生中，一直保持着对教育事业、公共事务等的火热情怀。据现有的资料可以发现，在河南多所学校如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中州大学、郑州中学等创办过程中，王敬芳都曾出钱出力，效力良多。不过，他本人最看重的还是服务于中国公学的岁月。
1931年夏，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王敬芳“二十余年来的感想，一件一件涌上心来”：“统计我与中国公学的关系，自光绪丙午参与创办后，六年之中，均在公学服务，奔走各省，筹款补助。”其实王敬芳服务中国公学的时间并不止这六年，“二次革命”后，他重新接掌中国公学，两任校长，直至何鲁、胡适接任。
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王敬芳上下腾挪，想尽办法，但还是受了一肚子气，欠了一屁股债。
孙中山等人原本承诺的300万元基金泡汤后，1922年，中国公学常务董事呈请政府，希望能依据民国元年国务会议原案，拨元年6厘公债100万元为补助金。此后两年，财政部准其所请，先后拨给元年整理公债票额40万元，但由于此项债票未经指定的款付息，在市面上几乎一文不值，又是一张“空头支票”。
1924年前后，中国公学规模扩张，大学部与中学部分立上海与吴淞两地，费用浩繁。王敬芳宁可借债，也不愿让公学同人为难。据他后来回忆，“我当那个时候，还有挪借的力量，除托上海福中公司向浙江兴业银行、升和煤号各代公学借款数千外，又在北方向各方挪借之款约有四、五万元，内有陕西督军刘镇华君捐给梁任公先生之文化学院一万元，后因文化学院未办成，此款由公学借用”21。东拼西凑，勉强度日。
后来，在王敬芳的努力下，经呈准财政部，中国公学终于领到整理公债的第1期到第9期的利息3万元，但也仅够偿还欠债、扩充图书馆而已。到了第10期应付利息的时候，本来按照中国公学呈请财政部的想法，指定在河南福中公司每年缴纳统税捐照10万元项下拨给2.4万元。然而不久河南成为战区，矿务停顿，办学经费再度落空。
不但此款不能拨付，就是原有承诺的每年两万元补助亦完全停止，这无疑让中国公学雪上加霜。本来，王敬芳以为“背靠大树好乘凉”，之前以福中公司每年支付的2万元补助作为抵押，又向金城银行借款1.5万元，孰料遭此变故，自然没有能力偿还借款了。
据粗略统计，王敬芳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共欠浙江兴业银行数千元、北京金城银行1.5万元，上海升和煤号数千元。这几笔债，带到了胡适接任校长期间。
1928年，胡适接掌中国公学。王敬芳曾多次写信向他提及偿还借款一事，由于当时“缴费学生只有二百二十余人，两年之中，学生每年增加，但都力求慢慢逐渐发展，不敢为经费而滥收学生，所以终无还债之力”22。胡适除了与浙江兴业银行商妥还债办法外，其余几笔均告有心无力。这几笔债一直拖到胡适离开中国公学时都未能还清。
这可苦了王敬芳。中国公学还不起债，北平金城银行、上海升和煤号就不断向他催讨，弄得王敬芳一肚子委屈，却无处可诉，进退维谷。1931年7月30日，他再度致信当时已辞去公学校长职务的胡适，大吐苦水：“教我归还他们（金城、升和）罢，我替公学赔款未尝不心安理得，但是我今天实无这种财力。教他们吃亏罢，不但他们不肯，这是我经手的事情，实在觉的问心也不自安。”23
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上海。由于中国公学校舍在战争中基本被毁，债务问题自然随之化为灰烬。
或许，王敬芳并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与中国公学的缘分。从1906年起，他就开始为中国公学苦心奔走，风餐露宿，四方求援，前后达20余年，募捐近30万，而他本人既不支薪俸，又不支川资，可谓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始终与中国公学同在。
巧合的是，在中国公学停办一年多后，王敬芳的生命也进入到落幕阶段。1933年4月，王敬芳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58岁。据其子王正中回忆，在父亲逝世前数月，正处病中，还致函胡适，“以中国公学前途为念”。
“斜阳屋色红于火，不见当年起屋人。”这是1929年春王敬芳路过吴淞口遥望中国公学校舍时写下的诗句。纵然世道沧桑，政局多变，举步维艰，但王敬芳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为中国公学效力的岁月，更用一生的坚守与执着，为这份追寻刻下了永恒的印记。
中国公学不朽，王敬芳不朽！
1 王敬芳致胡适函，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493页。
2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25页。
3 苏雪林：《归途》，群众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88—89页。
4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14页。
5 王敬芳致胡适函，见《近代史资料》第69号，162页。
6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61页。
7 朱自清致俞平伯函，见姜德明《书边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154页。
8 阮毅成：《从中学到大学》，见《私立中国公学》，185页。
9 《熊克武为请拨给整理革命公债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呈稿》，见《近代史资料》总69号，88页。
10 《致袁世凯等呈》，《近代史资料》总69号，53页。
11 《孙中山致袁世凯等电》，《近代史资料》总69号，54页。
12 《财政部复电》，《近代史资料》总69号，54—55页。
1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171页。
14 王守谦：《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101页。
15 《中国公学开学纪》，《申报》1919年9月11日，第3版。
16 王敬芳：《〈新群〉发刊词》，见《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152页。
17 《吴宓日记》，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46页。
18 吴芳吉：《曹君事略》，《吴芳吉诗文选》，三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261页。
19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67页。
20 张仲民：《少年胡适在上海时史料补遗》，《清史研究》2012年5月第2期，124页。
21 王敬芳致胡适函，见《近代史资料》第69号，164页。
22 胡适关于中国公学欠债函，《近代史资料》第69号，69页。
23 王敬芳致胡适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四卷，407页。
吴淞中国公学校园内的红墙钟楼，师生在此楼前合影。
图为当年吴淞校地图
图为中国公学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