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致函新月书店:“本部顷奉中央宣传部密令,内开:‘为密令饬遵事: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2卷第6、7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諆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该部遵照严密执行具复为要。’等因,奉此,查该刊累载反动文字,早经本部查禁在案。兹奉前因,相应备函转达,即希贵局勿为代售,致干禁令,为要。”27
这已有点要在政治上置胡适于死地的意思了。好在中国公学并非国立大学,校长是校董会任命的,无须经过政府同意,因而胡适对于陈德徵等人一再的叫嚣,倒也不以为意。既然辞职是个对各方都有益处的选择,胡适也不特别排斥,甚至颇为积极。
然而,胡适的辞职并不顺利。原因有二:一是马君武不愿继任校长,二是中国公学师生极力挽留。
2月6日,丁鸟音、马君武一道拜访胡适,“谈中公校长事”。尽管胡适再三坚持请马君武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但未得到马君武积极回应。后来,还是蔡元培出面做工作,马君武才勉强答应。2月8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胡适即将辞职出洋的消息,几天后,又刊登出了由胡适亲自起草的《中公校长辞职布告》:
我自民国十七年四月底到校任事以来,已近二十个月了。这廿个月之中,多承诸位同事的努力和同学的体谅,我的职务实在是很轻松。但我总觉得现在学校已不止一千人,校舍分在两地,应该有一个真能专力办事的校长,才可以使学校发展,而我的能力和工作都使我明了我不能这样做。一年多以来,我时时为此自责。现因不久即须往美国耶鲁大学讲学,我有一些学术工作不能不在出国之前结束,故更不能分出时间来作管理上的事务。所以我屡次向校董会提议辞职,屡次无效,至本年一月十二日始得校董会允许,并由我推本校董事兼教授马君武先生继任为校长,也得校董会一致通过。因为马先生谦让不肯担任,故当时不曾发表。后经校董蔡元培先生等极力劝驾,马先生始于昨日允就本校长之职。马先生是本校第一任总教习,今二十年后重长本校,是本校历史上一大盛事。他在北京、广西办学多年,成绩都极好;他家住在吴淞,离学校甚近,时时可以到校;本校在他手里,一定可以充分发展,这是我可以为本校预庆的。我此后仍愿以老同学资格,为本校帮忙效力。诸位同事同学,在这二十个月之中,对于我之种种厚意,我是十分感激的。敬此道谢,并盼大家原谅。
未料想,这份公告刊出的当天,马君武又反悔了。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解释道:
适之兄惠鉴:
中公事,前因兄郑重相托,不便当面固辞。嗣经详加考虑,党外部之压迫固应避免,内部之团结尤须坚固。若武冒昧从事,则以后之外压迫必不能避免,而目前之内部团结即起破裂。故望兄于出国前勉为其难,出国时再由董事会另选他人。武无论如何不敢使中公陷于两重困难,且于中公于自己两俱不利。特此告辞,附致董事会一函,并请转交。顺颂进步马君武 二,一五28在中国公学师生看来,国民党对于胡适的反击完全是荒唐的行径,根本不用理会。1929年8月27日,正值国民党以“反革命”的罪名大肆抹黑胡适之际,中国公学举行招生考试。胡适原本以为学校的招生会因“人权论战”风波而大受影响,没想到青年人丝毫不惧威权,毅然投考,人数达476人,“为中公有史以来所未有”。这一点,让胡适颇感欣慰,更意识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胡适向校董会提出辞职后,全校师生再度盛情挽留。1930年2月14日,中国公学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议决竭诚挽留”。对于胡适提出的“要专事著述”的理由,教职员大会认为:“现在中公校务渐上正规,似乎并不耗费先生多少时间,于先生的著述似乎并无多大的妨碍,而且千余青年藉此可得先生亲炙的感化,实与先生著述是异途同归的。所以我们觉得先生没有为著述而辞校长的必要。”
外界盛传胡适是因国民党党部的压迫而辞职,中国公学教职员对此态度尤为坚决:“如某方因忌先生而有去之之心,我们全体誓为先生后盾,以抗此摧残教育之恶势力,我们以为先生即使要走,至少在这个时机不能走,使中外知道某方摧残教育的真相,同时为全校师生留个抵抗恶势力的榜样。”
这次教职员大会还推定黄念远、胡耀楣两先生专程拜访胡适,阐明全体师生的心意,期待胡适即日回校,继续主持大局。
万般盛情之下,胡适的辞职几乎又搁浅了。3月17日,中国公学校董会以董事长王云五的名义发布公告称:“胡校长辞意甚坚,马先生则自始拒绝继任,我们既无法强马先生继任,依议决案,只有不许胡校长辞职之一法。若胡校长仍复固辞,则学校根本摇动,这年半的努力,势必白费。我们把这种种事实和理由反复说明,这才留住了胡校长,才把全校希望赶快解决的问题解决了。”29
胡适只得暂时留任,等待更为合适的时机。但他心里清楚,只要他在任一天,中国公学就很难立案。根据当时的规定,凡私立大学不得立案的,政府不承认;学生毕业后,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不能作为资格的凭证,这势必会影响到毕业生的出路。因而,为中国公学前途计,为中公学生前途计,胡适离职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1930年5月初,新一届学生即将毕业,立案的问题再度显现。胡适觉得自己不能再耽搁学生的前程了,再次重提辞职问题。中国公学的同学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做出决议:“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辞职。”大会还指派学生代表水泽柯等人向校董会恳切请愿,再三挽留胡适。
胡适只好召集全体学生讲话,举出北平协和大学牺牲世界著名学者做校长以求立案的例子,极力说服青年人们接受他的辞职,一切从长计议。很多学生听完胡适的演讲,流下了热泪。
1930年5月15日,接替王云五出任董事长一职的蔡元培代表中国公学校董会接受胡适辞职。四天后,马君武到校就任校长之职。
迁回北京
根据之前与马君武的协商,胡适辞去校长职务后,没有即刻北上,而是暂时留居上海,继续担任中国公学文学院院长一职,并经常到学校主办演讲。
早在马君武的就职典礼上,胡适就发表演讲称:“余之去也,出于自动,毋庸打倒,并欣然欢迎新校长就职,不得不谓美满。”这番话,其实也是表明一种态度:他的辞职与外界的压迫无关。
辞职后,有了更多的空暇时间来考虑未来的去向,思来想去,胡适还是决定尽快“北归”。毕竟,北京是他内心一直的惦念。
1930年6月,胡适在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一个多月后因事回到北京,遇到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两人均盛情邀请他“归队”。这正合胡适的心意,于是他开始积极筹划此事,并委托任鸿隽、丁文江等好友代为寻找合适的住所。
终于,告别上海的日子来临了。1930年11月28日,早上7点多钟,胡适一家人就起了床,8点赶赴车站,正式北迁回京。随行的罗尔纲记下了胡适离开时的场景:
我跟胡适行入车站,走上月台,满以为胡适广交游,徽州亲戚也不少,今天月台一定站满亲朋来送行的。谁知半个影子都没有。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我心里才嘀咕着。已经走到头等车厢,胡适看着他两个儿子和胡师母上了车,正踏上车梯,我忽然听到对面那边月台上有人大叫:“胡校长!胡校长!”我和胡适都掉转头来望,只见一个中国公学同学,边跑来边说:“学生会派我来作代表送行,请胡校长等一等,要照个相。”原来那位同学在车厢对面那边月台上远远躲着,等候胡适到来,见胡适踏上车梯才喊叫。他跑近了,匆匆把照相机对着胡适拍了照,就立刻飞魂落魄地跑出了月台。这时我才明白到今天究竟是怎么一个场合!30
罗尔纲的记忆或许跟他当时的心绪有关。作为学生,他难免为胡适在上海的遭遇鸣不平,因而他所记录的胡适离开时的场景是如此落寞、如此凄怆,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
在胡适的内心世界里,对于外部的压迫从来就不以为意,因而在他本人的记录里,离开,又是另一种场景、另一种心情:“到车站来送别者,有梦旦、拔可、小芳、孟邹、原放、乃刚、新六夫妇、孟录、洪开……等几十人。在上海住了三年半(1927年5月17日回国住此),今始北行。此三年半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段,不算是草草过去的。此时离去,最舍不得此地的一些朋友,很有惜别之意。”
胡适说,这三年半“不算草草过去的”,可能是得意于他执掌中国公学时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正如蔡元培在代表中国公学校董会接受胡适辞职时所说:“两年多的中公,无论从学生的数量上或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发展。无论何人,到于今不能不承认中国(公学)是中国较好的大学。然而这是两年前将近破产的学校,把这个学校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这是先生两年多的努力。”31
这是中国公学的骄傲,也是胡适的骄傲。据担任胡适晚年秘书的中国公学毕业生胡颂平回忆,胡适生前曾多次跟他聊起过中国公学的往事,并建议他把在中国公学的经历记录下来。1959年12月30日,胡适对他说:
当年你们在中国公学时代的生活情形,师生的关系,风潮的经过以及其他种种,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有趣的。你有这种感觉吗?现已隔了三十多年,你该把它写出来。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一切都要心平气和的写,不要太责备别人。32
中国公学,成了胡适一生的牵挂。尽管后人知道更多的是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而鲜有知道他执掌中国公学的经历,但不可否认,中国公学是胡适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他的教育生涯涂下了一抹无法忽略的亮色。
1 吴元康:《胡适史料拾遗》(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53页。
2 《中国公学组织大纲》,《近代史资料》第69号,48—49页。
3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172页。
4 胡颂平:《我在中公的片段回忆》,《私立中国公学》,215页。
5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1月第1版,48页。
6 史次耘:《追念母校“中国公学”和诸师长》,《私立中国公学》,225页。
7 江厚垲:《忆中国公学》,《私立中国公学》,239—240页。
8 罗佩光:《中国公学和两位最可崇敬的校长》,《私立中国公学》,258页。
9 胡适:《<吴淞月刊>发刊词》,《胡适全集》,第三卷,707页。
10 王大祥:《谈谈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庚午级毕业纪念册》,1930年,71—72页。
11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第2版,65页。
12 江厚垲:《忆中国公学》,《私立中国公学》,251页。
13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 71页。
14 吴晗:《春天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57页。
15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19—20页。
16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49页。
17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5月第1版,3898—3899页。
18 王大祥:《谈谈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庚午级毕业纪念册》,72页。
19 曹聚仁:《衙前那一群朋友》,转引自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191—192页。
20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201页。
21 刘志强:《中国现代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65页。
22 胡适:《人权与约法》,见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1月第1版,18—19页。
23 罗隆基:《专家政治》,见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人权论集》,177页。
24 周作人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38—539页。
25 《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539—540页。
26 《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503页。
27 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283—284页。
28 马君武致胡适函,见《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719页。
29 《中公校长问题》,《申报》,1930年3月17日,增刊第2版。
30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87—88页。
31 中国公学校董会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14—15页。
32 胡颂平:《我在中公的片段回忆》,《私立中国公学》,212页。
胡适的箴言与墨宝
各地国民党党部要求缉办、严惩胡适的部分报道(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