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未来可能越来越庞大的卡奴队伍，我同样不得不说，这也是银行自己造成的。为了业绩，发卡的时候门槛很低，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多消费。老的百货公司业主曾经反对使用信用卡，他们认为，信用卡很容易使人购买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以银行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制度可不管这些道德戒律。大家多花钱，银行就发财。更荒唐的是，廉价劳动力号称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却偏偏鼓励大家高消费。既廉价又高消费，除了欠债还不起，还能怎么办？
中国的经济发展，学习美国学得太多了。美国经济现在出事了，应该引起中国的警惕。现在开始改变调整，也许还来得及。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中国如果能处理得好，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减少负债，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要抛弃把负债当做常态的所谓现代观念。政府长期负债，过去西方的解决方式是发动战争，现在难了，因此，它对于政府的威信与合法性都是威胁。企业长期负债，只能靠扩张来解决，但可供扩张的领域毕竟有限。近年来，中国有不少亿万富翁自杀身亡，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被负债逼的。个人如果欠了朋友的钱，你见了债主，是否就会心虚？如果欠银行的钱，还不出的时候，银行不像朋友，还有商量、求饶的余地，银行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上法庭。
不管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负债运行都对银行有利。当人们说“民主社会”时，哪一个发钱的银行有过所谓“民主”？金融资本就是利用人们的欲望，利用“负债是正常行为”这种观念，将全社会操纵于股掌之间。大道理不说了，对于个人来说，应该主动减少负债，尤其是减少消费负债。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比方说，能不能住小一点的房子？打消买车的念头？很多人都有减肥的经历，减肥有多痛苦，减少消费负债就有多痛苦。但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再痛苦也应该做。
“金钱第一”让我们变得不安全
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安全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富人和穷人都需要安全。即使对于富人来说，安全也未必能用钱买到。目前，中国社会的治安状况并不理想，百姓对此颇有怨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社会治安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作一个历史比较。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的整治，社会治安状况空前良好，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卖淫现象基本禁绝，被西方人引入的吸毒现象也彻底消失，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无毒国”，堪称世界奇迹。整个社会的刑事案件发案率降到低点，一般每年不超过50万起，最低的年刑事案件发案数为1956年，仅18万起。从1950年至1976年，年平均刑事案件发案数约33.7万起。
然而，这一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从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看一组数据：
表：1977年以后刑事案件发案数统计①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以后，刑事案件发案数总体呈上升的趋势，而且上升速度相当快。从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个快速上升时期。1983年以后四年多时间，刑事案件发案数保持了较低的稳定，那是因为从1983年起，政府实施了三年“严打”。至今有些人对当年的“严打”还提出批评，然而，如果不是“严打”，社会治安会有什么结果呢？从1989年开始，我国每年的刑事案件发案数突然超过了100万起，接近200万起。1990年突破200万起。1992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刑事案件发案数有一个大幅度下降，原因在于1992年我国提高了盗窃案件的立案标准，而不是案件的减少。此后，1994年至1995年，我国政府又进行了一次“严打”，压制了刑事案件数量上升的势头。然而，到了21世纪头一年，刑事案件发案数再次大增，突破了300万起。此后十年至今，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第一，经济因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上实行计划经济，因此，为了发财、获利而实施的刑事案件失去了相当大的土壤。第二，公平因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并不富裕，这种不富裕既是同国外相比，也是同改革开放之后相比。因此，是否富裕并不是刑事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否公平才是原因。第三，社会管理充分。改革开放之前，城市管理很深入，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都有完善的制度，农村地区也有公社和生产队。改革开放之后，人员流动性突然加大，管理没有跟上，大批流动人口处于失控状态。第四，国外影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国外很多容易引发犯罪的事物，没能进入国内。改革开放之后，打开门窗，“苍蝇也进来了”，卖淫、毒品等死灰复燃，极易引发犯罪。第五，观念改变。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并不以发财为第一目标，但此后，直到如今，发财成为人们生活唯一的目的，加上不公平，加上商品经济，犯罪成为发财的重要手段。
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认为那是最好的社会。从上述几个方面来说，计划经济太强，几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并不是件好事。社会公平变成平均主义也不能长久。社会管理太严太死，严格的户籍制度让人失去不少自由，也不是个好办法。与世隔绝同样有弊端。然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改变过去的某些不足时，一下子走得太过了，矫枉过正了，尤其是观念上的彻底改变，整个社会都以金钱为第一位，发财至上，盲目接受国外的一切，大力提倡个人主义，“自由”成为一切怪异行为的最佳借口，等等，这些都是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原因。
有一个例子可以作为辅助证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西方休克疗法的改革下，突然进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其社会治安也同时突然恶化，犯罪率直线上升。人们经常谈论的俄罗斯黑手党也成为西方电影的重要题材之一。仅从有组织犯罪来说，苏联解体后，1991年，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为3000个，1993年为4352个，1994年为5500个，1995年为6500个。其中50个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俄罗斯全国有分支机构，拥有6000多名经常荷枪实弹、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1996年的数据显示，70%—80%的企业和银行被黑手党索要各种保护费。俄罗斯科学院的统计分析显示，全国35%的资本掌握在黑手党那里，80%的“表决股”被黑手党掌握。人们说，那个时候，莫斯科街头某人被开枪打死，太正常了。俄罗斯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也不得不承认：“从黑社会组织的数量、活动规模看，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巨大的黑手党王国。”这是叶利钦在位时说的话，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当初他急速地滑向、无条件地拥抱西方社会，正是他这一悲叹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当今西方国家不是这样，社会治安似乎很好。这或许不错。然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走到今天的过程中，都有社会治安严重混乱的时期，不说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发展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有很长一段时间犯罪猖獗，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以美国为例，美国历史并不长，但随意杀人的阶段延续了近200年。19世纪，最低的时候，一个杀手只收两美元，就可以替别人杀人。如此低廉的雇凶杀人价格说明什么？说明政府的法制形同虚设，杀人也成为充分市场竞争的谋生方式，有大量能够提供杀人服务的杀手，充分竞争才导致了杀一个人只要两美元！当时，有难度的杀人收费100美元，已经是天价。而且，这么低廉的雇凶杀人费用还说明，杀了人之后，基本上都没事，不会有法律追究。美国历史上杀了几十条人命的凶手最终逍遥法外的事例很多。
这也是我经常要向那些膜拜西方的人说的话：如果要一模一样照抄西方，社会治安的严重混乱就不可避免，这个阶段有多长，也难以预料。当年，西方社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其他办法，例如移民，转移矛盾；奴隶制，让一部分永远受压迫；殖民地，少剥削本国人，多剥削外国人，等等。这种方式在当今中国一个也不能用。直到今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犯罪率依然很高，几乎有1%的成年人被关在监狱。美国民间拥有2.5亿支枪，有人说那是民众用来保护自己的。这种靠个人暴力来保护的安全，到底有多大意义？美国三亿人口，每年死于枪击的人数超过三万。因此，如果中国照抄西方，在金钱至上的道路上狂奔，社会治安将长期混乱。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必须走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道路。仅仅从社会治安问题上，我们就能清楚地得出这个结论。
中产阶级的投机天性
股票、期货、货币、古董、艺术品、邮票、郁金香、君子兰、兰花、普洱茶、老爷车……还有房子，等等，现代社会可供投机、炒作的东西越来越多，而投机炒作的大军，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投机炒作的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如经济危机，小的如某一特殊领域。投机炒作中有一个现象是必然的：中产阶级的跟风投机，而一旦投机失败，被洗劫一空的，肯定是中产阶级，尤其是稚嫩的新兴中产阶级。
近代史上第一次投机炒作的大泡沫，出现于400年前的荷兰。当时，荷兰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狂炒郁金香根球，一个个郁金香根球被炒成天价。随着当时荷兰政府的一个劝告，郁金香泡沫破裂，多少新兴中产阶级倾家荡产。从那时起，金融性投机炒作形态便已完成定型，400年来，所有的投机炒作，都在重复着400年前荷兰郁金香的模式。
这个模式的第一要素是：有一个可炒作投机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任何东西；第二个要素是：有一个迅速传播消息的媒体，以便让更多人加入到炒作队伍；第三个要素是：永远等待下一个肯出更高价的人；第四个要素是：有一批有了点钱、又急于快速发大财的中产阶级。自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来，投机炒作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天性。换个角度看，当大家比较穷的时候，钱主要用于基本生活需要，投机炒作不容易发生；当社会成员比较分散，快速交易难以实现的时候，投机炒作也不容易发生；当信息传递比较慢，谣言常常受阻的时候，投机炒作同样不容易发生。投机炒作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中产阶级的心态。
中产阶级有了钱之后，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钱。投资是一个办法，但是，投资产生效益往往比较慢，收益可能还不够高。而且，并非所有中产阶级都懂得投资，无知或半吊子的中产阶级并不少见。于是，钱生钱的游戏便开始出现，它满足了大多数人快速发更大财的心理，它在一种集体行为中，获得虚假的安全感。欧洲大航海时代以后，最先富裕起来的西班牙、葡萄牙，由于还残留着严重的等级制度，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荷兰便成为第一个形成中产阶级的国家。所谓中产阶级，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市民阶层。荷兰当年的绘画等艺术，也有明显的市民阶层的痕迹。当然，大规模投机炒作，也从荷兰开始。
中产阶级的投机炒作从最初随便寻找郁金香之类的目标，胡乱瞎炒以后，很快便出现了一个合法投机炒作的空间，这就是第一个股票市场。股市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钱生钱游戏的制约，因为，它某种程度上将投机炒作捆绑在真实经济的载体上，人们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股市也往往会脱开真实的经济载体，自顾自地在概念上开始形成投机，每一次投机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大鱼吃小鱼，中产阶级被巨额资金吞噬，倾家荡产的故事，一夜回到旧社会的惨剧层出不穷。每当这种惨剧成批量的出现，就是一次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人们永远都难以说清，股市怎样的状态才算健康。看起来健康的股市，总是一次次滑向不健康的投机方向。
由于股市多少都与实体经济挂钩，投机炒作还是要受到制约，于是，现代经济针对中产阶级酷爱投机、炒作的心理，发明出一系列的炒作对象。在金融体系之外，以收藏为名的投机炒作对象数不胜数。收藏品的价值是非常模糊的，因而比股票更容易成为投机炒作的对象。这类投机炒作大致可以称为实物投机，它的模式从400年前的郁金香开始，至今没有多少变化：只要有下一个出价更高的人，前面的人就都是赚钱的。只要没有下一个出价更高的买家，最后一个倒霉蛋，便养活了前面所有的投机者。谁都不想成为最后一个，但总是要有人成为最后一个。
很多不快乐都来自膨胀的欲望，这在各种各样的投机活动中，也得到体现。现代商业还有一个巨大的领域，就是艺术品、古董、收藏品市场。一幅画的真正价值，心理成分占据的比例很大，古董也一样。在过去，这只是社会上极少数人把玩的，以心理满足为主。而在商品时代的平民社会中，这个市场急遽扩大，原因就在于大量中产阶级进入这个投机领域。它的生命力本质上一是“占有欲”，二是“发财欲”。前者与“心理满足”还有一点关系，但已经畸形到变态，恨不能通通占有。因此，我所说的“欲望经济”在这个最大的投机领域得到充分体现：这个庞大市场存在的基础，就是因为人们被激发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