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经理人是优秀的感知者。换句话说，他们的视觉辨析、听觉辨析等能力相对比较灵敏。这一切都可由标准的实验程序证实。此外，从感知层面而言，优秀的经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较能分清楚什么是觉察到的事实和心中的希望，并依据现实状况对未来做出较准确的预测。优秀的经理人较不易发生卢金实验中的固执心问题。他们也不太可能成为艾殊（首创艾氏情境实验，实验主持者设计了一个特定情境，也就是提出一个与事实不符，但却是团体中多数人同意事先的定好的陈述，再观察受试者不知情的反应。通常的结果是，即使受试者对多数人同意的陈述表示质疑，但是他还是会受到团体意见的影响，接受这个与事实不符的陈述，盲目地拥护团体的意见）实验中的被迫者或盲目的拥护者，更不容易有场地依赖（一种性格特征。假设有一木棒立在空地中央，至于木棒与地面是否垂直由受试者自行调整，直到他认为垂直为止。假如空地上没有其他刺激物时，每个受试者的判断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其他刺激物，例如把木棒放在倾斜的方框中，受试者就会受到干扰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人就是所谓的场地依赖型）的倾向，甚至完全不易受到类似走狗的人物的影响。
事实上，所有关于心理健康的测试，其实就是关于优秀经理人的测试。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实验结果所定义的优秀管理策略都牵涉到心理健康和综效能力。我们可以提出上百种相关的案例。事实上，至少就理论而言，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系列像心电图、脑电图一般精准的测试实验，完全准确地预测出哪种人在未来可成为优秀的经理人或领导人。假设这项预想可以实现的话，将会令人感到惊喜不已。不管怎么样，这件事确实值得一试。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当所有的关系网路都成为事实的时候，所有促成优秀经理人的因素都已具备时，其他人也能变得更优秀，甚至能改造整个人类。也可以这么说，所有关于敏感度训练、管理训练、著书立说与从事研究的技巧等，就长远利益而言，对所有人都有益处。
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只有足够健全，才能培育出日后我们所需的将军、老板、经理人或领导人。同样，任何自我治疗或心理治疗的技术必然具有相同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关联，使一个人变得更健康的因素，也会使其他人更有机会成为优秀的经理人。
相反的情形也是如此，改善社区的因素亦能改善社会的其他部分，改善某个人的因素亦能改善全体人类。如果某些因素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丈夫，那么同样也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好员工、好市民或好的运动员。
事实上，这些诀窍也是美国成功人士的特殊品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最近有许多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打击美国市场。例如，与美国员工相比，其他国家的劳工薪资比美国便宜许多。大部分国家盛行独裁式的管理制度，人们生活在恐惧、饥饿以及失业的情况之下，他们较愿意依指示做事。在这些国家里，所拥有的原料比美国多出许多，拥有数之不尽的廉价劳工，有预防劳工罢工的制度法令。毫无疑问的，这种独裁式的管理模式也有它存在的道理与好处。
重新定义存在价值
在我们讨论开明管理时，或在利他社会制度达到心理一定健全的程度时，最好是放弃“单一的伟大价值”之类的理论。例如，“全部都是为了爱”，或者像一位开明企业家所讲的：“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服务其他人。”至少目前不适于价值观的纯化，应采用最高价值的多元性。因为当我们试着完整地定义真相与诚实时，发现必须用其他的存在价值来定义。例如，真相是美丽的、好的、正义的、一统的……我还未针对其他存在价值下定义，但显而易见的，美除了它独有的特质外，也包含了其他存在价值的部分特质。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能够用某种方法诠释所有存在价值的单一本质和一体性。但我们怀疑因素分析——针对若干个依变项做分析，研究彼此的相关性，公约成数个因素，但仍不失代表性。例如我们要研究一个人的心理能力，就必须测验以下6种能力：字汇记忆、心算速度、语文推理、数学演算、阅读理解、数学解题。接下来我们分析这项能力的相关情形，总结出两种能力（因素）：语文能力与数字能力，用这两种能力代表心理能力，但与先前的6种能力没有太大的出入——的技术有所助益。
但是，我们可以借此判断某种东西是否属于存在价值。基督教学者视爱为最高价值，而自然科学家将真理视为最高价值，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济慈（英国诗人，也是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中对人、对物和情景的描写给人一种直接如画的印象。他认为诗人应该像变色龙一样，反应各种经验的色泽，不让自己的个性干涉感觉的传处。他致力于透过神话或是哲学探索诗的完美境界。有名的诗作包括《心灵》、《哀感》、《夜莺》和《希腊古瓮》等）将美视为最高价值，律师却觉得正义是最高价值，我们可以用以上批评的原则来判定，他们所抱持的价值是否符合存在价值的精神。
例如一名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所定义的爱，与医学和生物学的真理相互违背，因此我们知道他们所定义的爱与其他存在价值相左。这显示出他们的定义不够完全，或是他们对爱的理解是零碎的，不够完整的。
同样的，有些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却不考虑其他的存在价值。例如，盲目的核专家，思考不完整的医生或机器人专家，或纳粹集中营的生物学家自认为自己是在追求真理。但事实上，他们所追求真理却与爱、正义和善良等价值产生冲突，因此他们对真理的定义是错误的、不完善的、零碎的。与其他存在价值相互冲突或排斥的，即不属于存在价值。所有的存在价值都不能有相互分化或冲突的情形发生。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同时，不与其他存在价值发生冲突，他所追求的真理必须与终极目标或存在价值相容。这也符合开明管理的原则。也许有人只追求有限的或单一定义的存在价值，例如服务，但不包括多元定义的服务。也许应该以这种方式说：存在爱或存在真相都和其他任何的存在价值等同。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某一存在价值是根据其他所有的存在价值的存在而定义的。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维持多元化的存在价值观以及它们的一体性，就可以透过任何一项存在价值，达到一体性。只要我们穷尽心力追求存在真相或存在正义，就可以真正拥有真相、正义和完美。
综效原则下的存在价值
通过很多企业案例的分析结果可以确认，综效与良好环境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本尼迪克特将综效定义为社会机构性的设计，能促使自私与无私相互融合，并且超越两者的对立，使得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分化获得解决，进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统一结合。综效必须透过机构性的安排，使得员工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亦能对他人有益，而当员工帮助他人时，也能使自我得到报酬或满足。我们也可以由以下的叙述推论出可测试的假设：
在良好的社会里，道德是有价值的。在良好的社会里，自私是有价值的，他人能容忍和认同个人的自私行为，因为他们也能因此而受益。这时美德、利他主义与自私已合而为一，三者之间已不再互相冲突或排斥，已有相同的目标与结果。
社会的综效性愈高（或是情侣间或个人），就愈接近存在价值。在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只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对抗，个人的兴趣无法融入团队之中，也无法被团队的其他人认可，更无法获得个人的需求（即所谓的匮乏需求），除非是在牺牲他人的利益的前提下。
在一个良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不需为道德或追求存在价值而付出任何代价。在良好的环境下，个人的道德或自私是为他人所接受的，甚至会受到他人的喜爱或尊敬。在良好的环境下，具有道德感和利他主义（或健康的自私）的生意人在财务上的表现较为出色。
在良好的环境下，事业成功的人比较容易赢得他人的敬爱，而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怨恨、恐惧或愤怒针对这一点，可以延伸出更多的讨论，我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在良好的环境下，仰慕是可能的（不掺杂任何的负面情绪，例如性冲动，强制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或尼采主义的愤怒）。
在最高层次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私，但仍有道德感。
我们有道德感，但同时也能自私。
在这里，我们应当再度检验、测试亚当·史密斯的理论，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诠释为：“在什么样情况下，开明的自私对整体社会有益？”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在什么样情况下，对企业有益的事也对全国有益？”或者这样问：“什么事对我和你都有益处？”
在存在心理学的最高层次里，重新定义利他主义、自私与无私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以便超越两者之间的排斥与对立；另一方面，人道主义也极需重新定义，或至少剔除其所隐含的负面影响。
也许还可以这么问：“在何种情况下，人道主义是好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好运气、好命、才华与优越之处而产生负罪感？”在综效的层次下，利他主义与自私已相互融合，因此强调对他人仁慈、对他人友善、帮助他人，别人没食物时不可独自享受美食，如果他人贫困不可独自享受财富，如果某人生病不可享受自己的健康，如果某人的脑力不佳不可为自己的脑力为傲等等，以上所有的参考量都将变得没有意义。否则会给那些拥有优势或好运的人造成一种现实的阻碍，即在言语和行为上带来困扰。
以上的所有观点与我们原本所了解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以上叙述的情形体现了印度佛陀的两种概念。其中一种是私下追求自己的自我实现，只在乎自己达到涅的境界，众生如何，与我无关；另一种与佛祖神话有关，他来到涅，然后又返回世间指导众生，告诉众生除非世上所有人都能做到，否则没有人可以进入涅。自我实现与其相同，没有人可以独自完全达到最圆满的自我实现的境地。
在良好的环境下，高度进化的人可以完全享受自己，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追求自我目标，不必担心别人的想法或为此感到罪恶，也不必对他人有任何义务，他非常自信，他只做他自己。从他人角度考虑，亦能从这些行为中获得好处。一个人在诚实地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同样会产生很多副产品，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选择副产品。
换句话来说，在综效的环境下，也就是在最良好、最理想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会遭到社会中流行的、邪恶的毒害。也没有必要担心会有任何负面的怨恨或负面影响——憎恨优秀，恨真、善、美、正义、美德等。
在高度综效的情况下，优秀的人不必害怕因为自身的优秀表现引起他人的怨恨、嫉妒或敌意。他可以完全释放自己的潜力，展露自身的天赋、才华或优势，不必为此而隐含自己的潜能，也不必预防遭受攻击；也许此时夸大与谦虚的对立也不存在了，因为知识是完全客观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和他人的优缺点。但请记住一点，此处谈论他人的优缺点与恶意诋毁毫无关系，二者完全不同。
在达到综效的环境下，重新定义政治自由和政治保守的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例如，政治自由主义假设人道主义是好的——在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弱势的人将可获得协助。但是若对健全而完善的社会结构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帮助他人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干涉、侮辱、不被接受、没必要而且愚蠢的行为。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不加选择地帮助他人反而会削弱他人的能力。就像一位脚受伤的人若一直拄着拐杖，他的双脚一定会萎缩。
我们应该探讨补偿性精神官能症（患者因某方面的缺陷，因而力图在其他方面寻求补偿，但是过分重视成败、患得患失的结果反而会导致心理失常）的问题。我们国家有许多社会安全制度与此完全背离。例如，对病患或老人最低收入的限制就有某些弊端。我认识一位残障朋友，他勇敢而坚强地自力谋生，但却因此无法得到原本应得的协助。唯一获得补助的方法就是放弃自立的想法，完全象婴儿般由社会福利机构负责照顾。这种作法完全阻碍了员工的自立能力的发展。
假如我们在政治环境里系统性地运用科学管理方式，例如，强调联邦式的分权化相当适合工业化社会——可能与倡导政治自由的人士心中的想法有很大差距，因为科学管理原则强调联邦会议式的民主政治，尽可能由下层政府决定，削弱联邦政府的责任以加重地方政府的责任。尽管政治保守分子滥用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权力，以达成不道德的目的，但我们不应对科学管理原则产生质疑。我怀疑关于优秀主管和经理人的假设，是否适用于各种阶层的管理人员，包括议员和总统，这点值得系统地研究。不管怎么说，以存在分析的观点重新检视所有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概念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在优化的条件下，它们会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