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会去小武基体育场旁边的一家徽菜馆，这里是安徽无为人的大本营，蔬菜新鲜，许多都是一般餐馆里难见到的货色，比如瓠子、白色的茄子，以及特别臭的臭豆腐，这里有不错的臭鳜鱼，也有好吃的黄豆炖鸭舌，菜色往往浑浊，像是PM2.5爆表的北京，味道咸，下饭。经常有无为人在此聚会，满耳都是乡音，这里甚至还有一个足球俱乐部，当地一家企业赞助，周末会有很多人踢球，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坐在外面，铁架子搭成的座位坐着不怎么舒服。不能刷卡，也不能开发票。
朝着南边走不远，是一家做爆肚和涮羊肉的店，这里的特色是大，特别大，大厅感觉可以说辽阔，生意很好，经常坐满了人，这里的特色是二锅头免费，似乎所有人都吆五喝六，火锅开动，面红耳赤。再有就是经常举行山寨的书画拍卖，一个主持人站在人群里，手里拿着一些字画，“这样一幅松鹤图，200起拍，200有没有，200有没有？150，150有没有，150有没有？50元，名家书画只要50元，50有没有？”
在社区菜市场旁边的摊位上，有卖鸡蛋灌饼和煎饼、油条的异乡人，早上起来生意很好，我有时候7点钟起来，走10分钟过去排队，花两块五吃一顿早餐。旁边是一家小医院，医院的小护士穿着粉色的工装站在队伍里，令人感到忧伤。在更深处的一个旧小区里，我还发现了一家不错的川菜馆，这个大院原本就是四川籍家属大院，小馆原本就是大院食堂。在这里说普通话有点不好意思，从顾客到服务员都是四川人，我经常在这里吃着香锅鲶鱼和清炒儿菜，觉得到了四川的某处县城。这里的米饭没有人给你端，你要走到餐厅深处，那里有一个大桶，自己盛，一块钱一碗，免费续。
这些都是街边小馆，每一个小馆里每天都有悲欢故事。他们沉默不语，没有媒体采访他们，时尚男女也不来这里，在点评网都找不到它们的信息。它们是这个光鲜亮丽的国际大都市里的阴影，是我们身边的异乡。
我也来自异乡，一个中国北方的小镇，在我们那个镇子里，那些外出打工的孩子们到了城市里，也成了杀马特，被排斥在一元与二元之外，我熟悉这些沉默小馆的味道，就像熟悉我自己，就像熟悉我的祖国。
大董的黄金时代
我跟大董打过一个赌，结果是我输了。
那是大董工体店开张的前两天，店面还没有最后装修完成，有工人在调试灯光，有人在摆布家具，户外的水池里还没有放水，单一麦芽威士忌吧里还没有来得及摆上酒水。整个夏天，大董都在忙活装修这家店，是真的忙活，从设计装修，到搬沙袋干苦力，事事都亲力亲为，一个夏天下来，整个人晒黑了一圈。
这家店实在有点大，上下三层，有硕大的草坪花园，我跟旁边热汗直流的大董说：我预计这个店要三个月才会稳定，要想跟其他几家店一样生意火爆就餐排队要差不多半年。
如此判断，自然有我的打算：这家店规模太大，8000平米的大店要比小店难养许多；高端餐饮在今年普遍业绩下滑，生意不好做；这家店离南新仓店距离太近；厨师的配合，人员的磨合都需要时间；而半年之后，春节前后正是餐饮旺季。
在工体店的开业当天，我又去了，我听经理说，包房早就订满了，不敢接太多生意，许多预定都取消了。我还觉得是开业的尝鲜效应。在中秋节当晚，大董约我过去吃点特别的，顺便赏月。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门口人头攒动，已经有不少人排队等位。我径直往里走，跟领位说：“是大董订的位。”领位的姑娘在预订簿上翻了个遍，说：没有。这时我看到店里相熟的经理，经理说，大董在外面等位。
我走出去，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大董硕大的身躯，他坐在不显眼的位置，笑眯眯地看着我，跟我说：打赌你输了。
叫我输得心服的是前几天，大董店在上海越洋广场开业。这是大董在上海开的第一家分店，大董拉上我一起去玩，开业当天，门口摩肩擦踵，我得侧着身子往里挤了。据说，当天最后一桌等位的客人等到八点半。而有一桌客人等到位子第一件事是要一瓶啤酒，四个人分了，先干了一杯酒，说：恭喜我们等到位子。
所有一切，叫我确认，大董的黄金时代真的降临。
董振祥，是大董的本名，这个身高1米92的北京汉子，势必会在中国美食历史上留下粗壮的一笔。几十年之后，如果有人评价大董，有两点是绕不过去的：1.大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名厨；2.大董打通了东方和西方的界限，使传统的中餐有了国际化的语言。
大董的意境菜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我想象力的极限。有一次我回河北老家，在家乡县城里的一家生意火爆的小馆吃饭，看到菜单觉得似曾相识，每一道菜后面都会搭配一句古诗，点了一道糖醋小排，也是放在一块青石板上，服务员在旁边拿出一个小罐子，飘飘洒洒倾泻木糖醇，口中也念念有词：千山鸟飞绝……我顿时有了一种穿越感。
我们经常跟大董开玩笑说，每年大董的营业额中，有五分之一是全国各地的厨师贡献的。几乎所有餐饮中人从外省到北京来试菜，第一站就是去大董。“向大董学习”这不光是口号，而是影响了一代厨师。
也还是在中秋节的晚上，大董说请我们吃点特别的，那天我们等位等到8点多才找了个位子坐下，服务员端上了一份西施舌。西施舌的名字令人遐想，其实这是一道福建名菜，与佛跳墙齐名，用的是福建长乐某片水域出产的沙蛤，其颜色状如白玉，口感软滑，用上好的清汤冲泡，趁热享用，在口中咀嚼，有一种舌吻的高潮感。
还有一款腌蟹，这款菜其实来源于潮汕，当地的海蟹，肉肥膏美，腌制之后放到冰柜冷冻，上桌时咀嚼蟹肉蟹黄如同吃冰淇淋，这是一种冰火九重天的高潮感。
大董平时游历四方，遇到上好食材上好美味，就带回大董，所以在这里可以吃到淮扬菜里的狮子头，每年春天都会吃到上等的刀鱼盛宴，秋天则有苏帮菜里几乎失传的“秃黄油”，想吃潮汕菜里的老鹅头，这里也能遇见，西班牙流行的分子料理，这里也能见到，云南上等的野山菌，到了大董也能为我所用。这便是兼容并收的妙处。
那天还上了一款蘑菇，大家吃后纷纷觉得妙不可言，询问大董这道菜的做法，大董一笑，说这个菜很简单：你先要有二汤，用二汤煨制蘑菇，然后煨好的蘑菇已经入味，再放在煎锅上用黄油煎，最后加入芝士，放在烤箱里烤就可以上桌了。所谓二汤，是区别于头汤，需要头天晚上吊汤，吊汤要用老鸡、棒骨、火腿等等多种原料放在一个大桶，文火慢炖一夜既得，头汤过于浓重，适合燕鲍翅等食材，二汤有浓香，又能不掩盖蘑菇本身的香味……
大家纷纷目瞪口呆，原来如此还叫简单？此时月朗星稀，隐蔽在云朵里的月亮露出来，我感觉月亮的光晕一片金黄，洒向大董硕大的身躯，在美食的王国之中，大董是一个佩戴月光的王。
美食奇遇记
饮食与美食是不同的，饮食是一门科学，而美食则是一门艺术。故而，饮食需要精密，而美食需要偶然。杜甫有一句诗“雨夜剪春韭”，春天的韭菜自然味道不错，但亦不过了了，但是遇到了偶然的“雨夜”，那晚的春韭就有了别样的滋味。这是中国文人式的吃法。
在刘宝瑞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中，被皇帝念念不忘的美食，不过是两个乞丐讨来的泔水白菜，饥寒交迫时，这就是救命的美味；汪增祺用温婉的词语堆积对故乡野菜的怀念，而事实上，这些怀念往往不真实。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美食中的奇遇。
世界上本没有美味，被人念叨久了，也便成为美味。无数老饕念念的，无非是一些简单的吃食，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奇遇。什么样的相遇才算奇遇？无非是人生的境况，融入到美食之间，杂糅之下，便有泥沙俱下。
吃客与美食之间，有奇遇；厨师与美食间，更有奇遇。各种食材犹如音符，有人奏出来，恍如天籁，有人弹出来，却是不堪入耳。手段虽有高下，但是少了即兴发挥的成分，便太过规矩与严谨了，于是无趣。而往往奇遇就发生在这“即兴”之间。瓦特见水壶嘭嘭作响，发明蒸汽机，这算是灵机一动；中国古代的炼丹师在炼丹的过程中，发明了火药，这算是机缘巧合；清朝进京赶考的秀才王致和，卖豆腐为生，卖不了的豆腐，已经发毛了，却成就了另一种美味——臭豆腐，这算是意外之食。
中国美食洋洋大观，许多美食都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偶然形成。许多食物的最初来源，也都是在不断的尝试之中，渐渐定型。许多大厨都会滔滔不绝地说出许多类似的巧合，似乎中国的吃喝史，就是一部巧合史。传说武汉的热干面是意外，四川的抄手也是意外，宫保鸡丁不过是厨师随手在菜里撒了一把花生米，而冰糖也是源于内江一个偷吃嘴的丫环。这些都是杜撰，不可信。中国人是好演义的，尤其是在美食之中。西餐讲究的是一是一二是二，中餐往往秘而不宣，似乎其中有大隐秘。所有的轶事都不可信，但是可信的是“意外”与“偶然”。
许多餐厅经营者都会定期去乡下“采菜”，颇像古代的官员去民间“采风”。某家餐厅老板曾经和我说过一个故事：他们去四川乡下，遇到一个美食高手，他们在喝醉了之后，用萝卜干做了一道水煮鱼，味道奇绝。后来这道菜成为了这家餐厅的招牌菜。这个过程，颇像“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架势。
有一个朋友，爱下厨，他是一个“调料收藏家”，中外的各种口味的调料有好几柜子。他做菜犹如西方中世纪的炼金术，或者如化学实验室里的博士，总是选择不同的作料，期盼能有别样的滋味。我吃过他做的一道炒鸡蛋，如此简单的菜，他也会在其中掺杂榨菜丝、五香粉、辣酱，做出来的确别有风味。
在那家小馆吃过一道银丝凉瓜的素菜，仅仅是两种寻常的蔬菜，经过混搭，成就了很多人的胃口。一白一绿，颜色也煞是诱人，适合在春天和夏天吃，清白之间，顿见雅致。那家小馆的店主小那原本是厨师出身，有一次他去澳门，在街边的大排档吃饭。他所去的那家排档，厨师很有性格，做素菜只是随便一抓，旁边有很多蔬菜，抓到什么算什么，给小那抓出来炒的是金针菇和苦瓜。小那吃完之后，觉得非常好吃，因为他来没有见过有谁这样搭配。于是他经过一番调试，这道银丝凉瓜就成为那家小馆的招牌素菜。
对于很多人来说，美食是加法，而对一些名师来说，美食就是减法。加法是无中生有的小魔术，可以有多种尝试；减法则是无话可说的朴素，追求本味，却是有着大智慧。无论是加减乘除，还是开方立方，美食都在点点滴滴间积累发展。所有的偶然到最后都是必然，所有的奇遇也无非是平常。
其实说到现在，我已经不是在说美食了。生活总是需要一些额外的事情，我“顾左右而言他”，周星驰在电影中举着一个老式大哥大说：你觉得这是个电话，实际上是个刮胡刀。我说：你觉得我在说吃，其实重要的并不是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生活的态度。周星驰在接下来的镜头中，又拿出一把刮胡刀，他说：这表面上是个刮胡刀，其实它是个吹风机。我说：当你觉得我在谈偶然，其实我在谈论痴人说梦。在梦中，一切才变得无比庞大，我们则依靠这些额外的梦安放生活。
一块肉引发的全民猜想
即便是一个资深吃货，在这之前我也并不知道有一种肉叫比尔通（Biltong）。
事情起源于一个呈堂证供，2013年8月23日，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出示的薄熙来之妻薄谷开来于去年11月份做的书面证词，其中提到大连商人徐明为其子薄瓜瓜以及五名亲友报销2011年8月去非洲旅行费用的事。在证词中，薄谷开来提到了一块神奇的肉：“给薄熙来的我记得很清楚，是一大块肉，是非常稀奇的一种动物肉，具体是什么动物的肉我记不起来了，瓜瓜说可以生着吃。但是薄熙来说得蒸熟了才能吃，瓜瓜很生气，说这个很贵，这么做就把肉给糟蹋了，但是最后还是被蒸熟了，这块肉我们整整吃了一个多月。”
证词一出，顿时引起了国人热情猜测，要知道，在一个人人以吃货自居的国度，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往往更能引起众人的狂欢，之前的范例是：王石与红烧肉。
事情很快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而去，一边人猜测应该是伊比利亚火腿，这算是顶级的，可以生吃的，昂贵的吃食，各种伊比利亚火腿的讲究铺天盖地，等于为西班牙火腿做了一场食材普及。另外一边人迅速提出质疑，质疑很简单，伊比利亚火腿产自西班牙，而非非洲，伊比利亚火腿在中国流行甚广，即便是我等草民去一些稍微讲究的西餐厅都能很轻易地吃到，哪怕不是5J级别的，即便是吃橡木果长大的黑猪也真的算不上“非常稀奇的动物肉”，位高人臣的薄氏一家也不至于拿一个火腿当稀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