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Ham，Donna Losell and Wally Smieliauskas（1985）通过对20家公司5年的审计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会计数据错误的公司倾向于夸大应收账款，低估应付账款；存货方向不明确，介乎于夸大和低估之间。由于平均应收账款错误金额之间的相互抵消较少，较之其他账户类型错误金额较大。文章认为，错误金额在分布上并不呈正态分布，离散程度较大。对于存货、应收、应付来说，截止性错误较多。作者还发现，公司规模并不影响错误类型；但是对于存货来说是一个例外，存货帐户的错误比率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而减小。
James D.Stice（1991）通过对美国1960—1985年间审计师涉及诉讼的样本数据的检验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影响之后，应收账款、存货分别与总资产的比率，客户的非正常收益，财务状况、市场价值与对审计师的诉讼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应收账款比率，存货比率在不同的配对样本中的回归结果有所不同。在相同时期的样本中，存货比率和应收账款比率跟舞弊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是在相同时期和相同行业的配对样本组中，两个比率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的相关性。
Charalambos T.Spathis（2002）通过对希腊制造业公司的38家有财务报表错误的公司和38家没有财务报表错弊的公司的配对样本的研究，均值检验发现存货金额在两种样本公司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相反，有财务报表错弊的公司存货平均金额小于没有财务报表错弊的公司，但是不显著。但是在多变量logit回归中发现，存货与销售总额的比率与财务报表错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刘立国，杜莹（2003）选取了25家舞弊公司1994年至2002年6月因财务报告舞弊而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该文舞弊样本选取标准为：上市公司在上市申报材料、招股说明书或上市公告书的财务报告以及上市后披露的年报、中报中存在着严重的虚增（虚减）资产或利润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此外，如果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国资局，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舞弊。
梁杰，王漩，李进中（2004）以我国证券交易所成立至2003年12月31日期间被证监会公开查处的财务报告舞弊的3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经理层特征、股权结构等方面的14个指标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内部人控制度、国家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正相关，法人股比例、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
陈国欣，吕占甲，何峰（2007）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选取1994—2005年间126家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和126家正常公司为样本，并选取29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试图建立财务舞弊定量识别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盈利能力弱、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独立董事人数少以及没有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更大。该文选取的舞弊公司样本分为7种类型：（l）虚构利润，（2）虚列资产，（3）虚假陈述，（4）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5）重大遗漏，（6）操纵股价，（7）其他。
陈关亭（2007）选择1999—2004年度被罚款处罚的公司共55家样本，考察了影响财务报告舞弊的压力和机会因素，发现避免T处理、退市是其主要压力，股权集中度较高、独立董事比例较低、董事会会议次数较少、董事会成员持股量较少、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监事会无效、变更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则为财务报告舞弊提供了机会。
张程睿、蹇静（2008）通过对2001—2004年度违规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175家的样本进行配对得到共计350家公司样本，从财务状况、公司治理结构、环境与制度等方面系统的分析了影响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发现财务状况（包括每股收益和负债率）和控制人动机是影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披露的主要方面。
按照Albrecht教授的观点（Albrecht，2004）1，舞弊的预警信号可分为6类：（1）会计异常。这类的预警信号主要包括：原始凭证不合常规；会计分录存在瑕疵；日记账不准确等。（2）内部控制缺陷。（3）分析性异常。这类的预警信号主要包括：未加解释的存货短缺或调整；存货规格存在背离或废品日增；采购过度；借项或贷项通知繁多；账户余额大幅增减；资产实物数量异常；现金出现短缺或盈余；不合理的费用或报销；应注销的资产项目未及时确认且金额巨大；财务报表关系诡异（如收入增加存货减少、收入增加应收账款减少、收入增加现金流量减少、存货增加应付账款减少、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单位产品成本不降反增、产量增加废品下降、存货增加仓储成本下降）。（4）管理人员的奢侈生活方式和异常行为。（6）暗示与投诉。这是指公司内外部知情人以匿名或明示的方式，向公司管理当局、注册会计师或政府监管部门提供的有关舞弊检举线索。
结合一些案例的具体分析，可以认为，行业经营风险，财务状况与分析师预测的差异对管理层的压力，融资压力，对管理层造成的压力是舞弊产生的动机，同时，内部控制，监管环境以及法律约束的薄弱为舞弊提供了机会。在管理人员自我道德推理找到合理理由的情况下，管理人员便采用提前或者延迟确认收入、准备转回或者多提准备、通过子公司的关联方交易等方法进行盈余操纵，欺骗投资人或者债权人，或者其他相关方。
一般来说，当上市公司面临财务困境时候，上市公司管理层压力较大，面临着监管层随时被“ST”的压力，严重的被退市；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融资（股票首次发行、配股、增发）需要达到管理机构规定的门槛，上市公司就会进行盈余操纵，满足当前需要；为了配合二级市场操纵股价的需要，以便满足管理层或者大股东或者其他关联方的增持、重组、减持的需要，甚至是违法买卖股票盈利。除了这些共同的特征外，每个可能造假的会计项目又有着不同的特点。本文参考舞弊三角理论，结合其他的案例，按照容易进行舞弊的账户项目或者交易种类进行分析，以归纳舞弊公司的特征。
（一）存货和应收账款舞弊
无论是过去几年，还是当前，存货和应收账款都是审计重大错报风险重要项目，十大案件中有六家涉及存货或者应收账款。在企业经营风险的判断方面，存货和应收帐账款也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2009年01月08日《财经》的文章题目就是“上市公司年报喜忧参半存货应收账款压力犹存”，文章说“分析师指出，由于需求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上市公司在存货和应收账款方面存在较大压力，值得投资者警惕”。由此可见，存货和应收账款是分析师和投资人都非常关注的上市公司风险特征指标。
就存货来说，存货通常是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主要项目，而且通常是构成营运资本的最大项目。存货存放于不同的地点，这使得对它的实物控制和盘点都很困难，存货项目的多样性也给审计带来了困难，而且存货本身的陈旧以及存货成本的分配也使得存货的估价出现困难，再加上允许采用的存货计价方法的多样性，这些因素给存货较多的企业利用存货进行舞弊提供了压力和机会。
一方面存货的价值既体现了单位的产出，有反映了成本的投入，再加上不同的核算方法，使得上市公司在将一定经营目标倒推到存货上进行盈余操纵，为存货舞弊提供压力方面的解释，同时，由于存货计价的复杂性和对利润的影响，使得存货舞弊又给上市公司提供了机会。
存货舞弊的特征常常表现为存货金额、存货与资产占比、存货周转率等指标较大或者变动较大。
就应收账款来说，应收账款的确认与计量不仅与销售收入真实性的确定密切相关，而且还将直接影响到对公司资金周转水平和当期损益的确定，应收账款既体现了公司的销售情况，而可收回的质量又反映了经营的风险，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如果上市公司利润较差，或者经营风险较大，上市公司为了掩盖经营风险，达到并购、融资或者其他目的，就有动机或者压力对应收账款进行造假，例如虚列应收账款，不适当计提或者转回坏账准备等。应收账款只是一种停留在账上债权性质的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相对于存货、固定资产等实物资产来讲，上市公司的作弊手法更加容易隐蔽，再加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转回和冲销的方法选择和具体判断都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很多舞弊的机会。同时，应收账款涉及到其他不确定的诸多经济个体，还有很多关联方，这就给审计师进行审计在成了很大困难，使得上市公司利用应收账款进行舞弊的案例较多。
（二）销售收入的舞弊
虚增销售收入常用的手法有：会计期间划分不当，或会计原则适用错误，致使提前确认销售收入；或虚列销售收入交易事项，以增加利润。销售收入作假通常与应收帐款相联系，虚构的应收账款最后成为无法收回的坏账。
在ST黎明管理舞弊案中，为了达到虚增收入、利润的目的，虚拟销售业务和销售对象，不惜付出真纳税的代价，虚开销售发票，虚增收入。利用有关出口货物优惠政策，虚增收入。人为扩大企业销售业务的核算范围，将不属于“销售”科目核算的业务，人为调整到“销售”科目核算。
（三）关联方交易。许多上市公司通过关联方交易将巨额亏损转移到不需审计的关联企业，从而隐瞒其真实的财务状况。有的上市公司则与其关联企业杜撰一些复杂交易，单从会计方法上看，其利润的确认过程完全合法，但它却是虚构的。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子公司越多，关联交易量越大，审计发现舞弊的难度越大，舞弊风险也越大。
（四）利用子公司舞弊。由于子公司受到监管的难度较大，审计师审计难度也较大，使得上市公司利用子公司进行舞弊的案例较多，国外的安然公司，国内的银广夏，无不是利用子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舞弊。所以子公司的过多的投资回报或者销售收入的不正常增加，都有可能是会计舞弊的征兆。
在帕玛拉特公司的舞弊案例很好的说明了利用子公司进行舞弊的情况。为了进行舞弊并掩人耳目，帕玛拉特在素有“避税天堂”之称的荷属安提列斯群岛设立了两家分公司（即Curcastle公司和ZilPa会司），作为非法转移资金的载体和工具。在坦齐调度下，帕玛拉特向这两家公司转移的资金，被记为“应收款—Cureasde、ZilPa”，同时在Curasd、Zilpa账上记为“应付款—帕玛特”。这两家公司再通过关联交易，将资金输送至坦齐在海外的个人户头或其家族公司账上。最后用坦齐及其家族公司的虚假银行户头，假还款，真冲销，将帕玛拉特账上对这两家公司的应收款一笔勾销。通过分公司不便于审计和监管的特点，帕玛拉特公司选择分公司进行相应的会计舞弊，这也是国内不少会计信息舞弊案件的做法，比如银广夏就是通过天津分公司进行舞弊，对收入、利润进行大肆造假，欺骗投资者。
（五）非常交易。不少上市公司为避免三年亏损搞牌或为达到规定的配股、增发条件，常常采用非常交易，如转让股权、经营权或土地使用权，期末发生非常销售业务或者取得政府补贴等，从而获取非常收益，以期迅速改变公司业绩。
第二节审计定价依据与策略
在竞争性市场上，对同样质量的产品来说，产品价格包括平均成本和行业利润。在同样的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如果厂商的成本较高，也只能按照平均成本进行定价，否则就会因为价格过高降低销售。同时，市场的供求也影响着产品的定价。综合来看，产品价格是产品成本、行业利润、产品质量和供求关系的函数。但是在审计市场上，平均成本是指对于同样的业务复杂性和风险的公司来说的，对于不同的业务复杂性和风险的公司的定价则应该考虑特殊的成本投入。一般来说，审计定价应该包括审计平均成本、风险溢价两部分，但是同时又受到市场的竞争状况（供求关系）的影响，法律和监管环境因为影响审计成本和风险溢价而影响审计收费，审计产品的质量（审计师声誉）也因为影响审计成本和供求关系而影响定价。
4.2.1审计成本
Simunic于1980年提出的模型认为审计定价包括审计资源成本和风险溢价两部分，而审计资源成本与审计风险的评估密切相关。
一百多年来，虽然审计的根本目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审计环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册会计师为了实现审计目标，一直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调整着审计方法。为了适应审计环境的变化，审计方法从账项基础审计发展到风险导向审计。审计风险模型的出现，从理论上解决了注册会计师以制度为基础采用抽样审计的随意性，又解决了审计资源的分配问题，要求注册会计师将审计资源分配到最容易导致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