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控制人口增长
解放后，有许多年人口盲目增长，造成现有人口总数大，青少年人口比重高，人口增长势头猛，要尽快做到人口不增不减有很大困难，不经过一两代人，增长的势头还停不下来。
从解放初到70年代大力控制人口以前，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大大高于欧洲、北美和日本。70年代以后，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现在已降到12‰左右。人口高速度增长的结果，使人口总数由1949年的5.4亿猛增到1978年的9.6亿（不包括港、澳、台和华侨）。现在我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42亿的近1/4。估计其中6亿是解放后出生的，21岁以下的人口可能将近一半，他们都是本世纪内潜在的人口繁衍者。今后我国人口发展的现实基础就是如此庞大。现在即使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小孩，但由于解放后出生的人群逐年进入育龄，到本世纪末又要出生5亿，抵消了死亡人数后，净增3亿，人口总数将达12亿多，想做到人口不增不减还得再过一代人的时间。
如果1957年以后就像70年代这样认真控制人口，现在我国人口估计会是8亿左右，比现在实有人口要少1.5亿左右，其中21岁以下的人口只占40%，比现在要低10%左右。如果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小孩，很快就能做到不增不减，到本世纪末人口总数会稳定在8亿多一点。实际控制人口太晚和不尊重人口持续高速度增长以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矫正过来的客观规律，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
多年来，政治局面不稳定也是造成人口盲目增长的重要原因。在1966—1971年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无政府主义泛滥，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6‰，每年净增人口约2000万，五年间就净增了近一亿。这也是一个应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1971年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华国锋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大抓计划生育，减轻了“四人帮”的干扰，人口自然增长率几年就降低了一半，由23.4‰降到12.5‰。这一经验说明：人口控制与不控制大不一样。
其次，再谈谈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起的阻碍作用。
首先，人口增长快，加重了国家、集体、家庭抚养青少年的负担。按我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估算，30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可能近1/3要用于抚育我国解放后出生的人口。估计我国的消费基金近一半花在这6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上。这就不能不严重妨碍我国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国现在每年平均都要安排前16年出生的2000万人口就业。多年的实践说明，城镇一年吸收200万已是非常吃力。我国每人平均只有耕地1.55亩，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只有5亩地可耕，因此每年把90%的新增劳动力放在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我国人口增长快加上近年来生产发展慢，使得我国许多重要生活资料如粮食、棉花、植物油等的消费水平都低于1956年，城市每人平均的居住面积甚至低于解放前。这是人口增长快对人民生活影响的具体表现。
由于过去人口增长快，从现在起到90年代，每年都面临2亿多人（即10个年份出生的人口）的普及教育任务，压力很大。
过去，对以上情况是认识不足的。现在是承认这种客观现实，尽快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多年来，人口理论成了“禁区”，束缚了理论界为控制人口大造舆论的手脚，这同20多年来人口盲目增长也有很大关系。
1957年反右以后，在一段时期中，谁主张控制人口，谁就有马尔萨斯主义之嫌，制造悲观论之嫌。在人口理论宣传上愈来愈“左”，竟得出人愈多愈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结论。更严重的是，在人口理论问题上，动辄无限上纲，结果人口研究销声匿迹，甚至党政各级领导也噤若寒蝉，尽量回避。不承认客观规律，违反客观规律，结果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现在要大力提倡研究人口理论和人口问题，公开宣传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使全党全民都注意这个问题，群策群力控制我国人口增长，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理论宣传动态）》，1979 05 03）
按最优方案实现我国人口的零增长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在虽然有了到本世纪末力争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目标，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的绝对量大，人口增长仍保持一定势头，又由于人口发展周期长，有惯性作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调整好，所以即便在本世纪末人口能控制在12亿左右，我国的人口调整也远没有大功告成。如果掉以轻心，人口再增加几亿是可能的。为此，现在就应把到下世纪中叶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估计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为纠正过去人口政策的失误而进行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调整，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人口控制决不能看一步走一步，如果只满足于本世纪“达标”，就容易出现把出生人数推到下世纪的情况。这样，中国的人口规模还得不到最终的、有效的控制，人口的良性发展和合理结构，也难以出现。因此，明确下世纪中以前的人口目标，使全党全民对当前提倡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有利于认识政策的科学性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起到“安民告示”的作用，这对实现本世纪人口的战略目标十分重要。一、力争下世纪中叶以前实现人口零增长进入下个世纪，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虽比目前有所减弱，但如果不加控制，对计划生育采取放任的态度，人口自发增长的速度仍将很高。人口达到15亿以后，继续迈向20亿绝不是危言耸听。即便能有所控制，使其保持较低的速度增长，也很不利于改善中华民族的生活质量和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现在看来，我国在下世纪前期人口达到13～14亿，已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在这个人口规模上，哪怕每年只增加5‰，一年也要增加近700万，积累一个时期数量就很庞大，这个“砝码”对我国的经济、生态环境的压力都是沉重的。因为我国进入20世纪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0美元，而人均的土地、耕地、牧地、林地、水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1/4到1/9。如果人口还继续增加，势必妨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表面看来每年只增5‰，增加不多，但是按现代化的生活质量和我国经济科学技术水平来讲，已达到边际负荷，不能再持续“加码”。何况，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人口增加并不是人类幸福的标志。因此，在下世纪中叶以前人口持续增加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生产效益以及社会的长远效益的要求。
那么，在下世纪中叶以前使人口开始减少，是不是更好呢？的确，从劳动力、资金积累、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从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人均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来看，都很有好处。但是，从目前和长远的社会效益来看，持续的人口减少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而且近年来控制人口的实践已证明，要在下世纪中叶以前实现人口持续下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困难。首先，要求当前的生育率下降到比实现本世纪末人口12亿左右的目标所要求的生育率更低的水平，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面就要比现在更大；其次，下世纪还要继续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其三，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将是惊人的，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全体人口30%以上；另一方面，两三代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将为数很多；其四，为弥补“老”“少”“边”地区的较高出生，城市和低生育的省份要长期保持负增长；其五，从人口高增长过快地改变为人口减少，会导致很畸形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减少的惯性等。因此谋求下世纪中叶以前就出现人口下降是不可行的。
要谋求下世纪中叶以后人口不再持续增长，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下世纪中叶以前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即人口基本上不增不减，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其实，人口是不能无休止地增长和下降的，增长或下降到一定规模总得稳定下来，有朝一日人口都将趋于零增长，问题是控制在什么时间内实现。由于我国人口过去盲目增长，人口结构中存在着庞大的潜在育龄人群，而我国进入下一世纪时的经济还只能达到小康水平，城市化、现代化的程度还不高，老年社会保险还不能普遍，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制约着人们的生育观。加之我国幅员广大，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极大，地区之间达到零增长时间差会拉得很长。因此，下世纪中叶以前基本实现零增长是要费一番气力的。
二、实现我国人口零增长的最优方案
人口零增长的前提是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通俗的说法是人口的简单再生产，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略多于两个孩子（因为还有一部分妇女在活到生育以前就去世了）。因此提倡并真正实行一对夫妇平均生两个孩子；在我国最终会达到人口零增长。但是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并不能马上达到零增长，因为人口增长有惯性，国外大多数人口学家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即或达到更替水平后，仍需50～100年，甚至百年以上人口才能最终稳定下来，稳定下来时的人口又会再增加50%到一倍多。所以零增长还有一个实现得早或晚，到达人口零增长时规模多大，以及人口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和人口老化程度高低等问题。这里存在有不同的方案可供选择。从我国的人口实际出发，现在就提倡一对夫妇都生两个孩子不行，因为达到更替水平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达到更替水平以后，也还要差不多半个世纪人口才有可能稳定下来。据国内外预测，按这一方案估计到本世纪末人口要大大超过12亿，在下世纪中叶以前，人口未必能达到零增长；到了零增长，最终的人口也很难控制到16亿，因此，这一方案并不理想。
另一种做法是从现在起就使生育率持续较多地低于更替水平，先使人口早日达到零增长。这样，达到人口零增长时有可能把人口控制在13亿左右，但这种做法要求到下世纪仍要继续提倡和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直到接近零增长再恢复到更替水平。这能快速实现零增长，但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且难于实现。
最优的方案是在本世纪内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争取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0%～30%。这样就能在“源头”上，把将要延续十几年的第二个人口高峰，即每年平均近2500万进入生育年龄的夫妇出生的第二代减到每年2000万以下，如果控制得好，能顺利实现下世纪初人口12亿左右的目标，又能在下世纪中叶以前把人口稳定下来，而且不会再周期地出现第二代、第三代的高峰。按此，今后15年能否有效控制人口是个关键问题。为了矫正过去的失误，在今后十几年不得已采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一旦第二个人口“高峰”在“警戒线”下顺利通过后，即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就可以有步骤地推行和提倡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建议那时用立法的措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使人口零增长有法律的保证。大多数专家预测，按这一方案，我国人口可望在下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稳定，那时最高的人口数可望在14亿左右。这个方案从经济、社会、生态三种效益来看，都是可以接受的。
（本文原载《经济日报》，1987 01 08）
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它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总结各地推行计划生育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第一，由于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我国对人口出生率没有适当控制，造成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人口基数大，育龄人群多，光是解放后出生的就有6亿多。第二，我国经济还很落后，要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地位。第三，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多，按人口平均无论是耕地、能源、水源、森林、草原在世界上都是属于低水平的。因此，我国现阶段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希望把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使我国人口到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有人把我国现阶段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说成是只顾眼前不考虑将来。我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政策是瞻前顾后的。50年代、60年代我国育龄夫妇每个年龄组一般不到1千万对，而今后是1千多万对。如果现在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就会很快，到本世纪末人口总数就会高达15亿，甚至更多。那么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埋怨我们，犹如我们现在检讨50年代、60年代没有适当控制人口给今天造成的被动局面一样。如果对计划生育放松一点，要求低一点，从眼前来看，一年多生一百来万，不过是增加现在人口总数的1‰左右，但是二三十年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每年多生几百万，还要生第二代、第三代，人口增长又不容易一下子停下来，这样对我们子孙后代影响就很大。从这个意义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更着眼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现在不少同志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优生学、遗传学等不同角度来议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社会经济后果。这是个好现象，说明人口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对这些问题我们不但不应回避，而且还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任何时候人口增长速度迅速增加或降低，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口年龄的急剧变化，从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经济后果。同样，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人口年龄构成的急剧变化所引起的问题。例如在三四十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劳动年龄人口同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高和人口老化，照顾老人的问题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人口老化同样会出现，只不过出现得晚一点，青年夫妇照顾老人的问题可能好一点。但不是不出现社会经济问题，而是出现另外一些社会经济问题，首先遇到的将是多抚养两亿多青少年的问题，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住宅问题、商业供应问题、人民生活改善问题，等等，社会经济问题更多，也更难解决。因此，不能因为看到三四十年后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就动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决心，而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解决。在选择不同方案时只能权衡利弊得失，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我认为，当前采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方案，是从优的选择。这个方案不可能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是一项永恒不变的政策，到一定时候，例如预见到人口不再增加时，就应根据当时我国的人口数和人口构成，以及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资源发掘和利用情况，重新考虑和规划我国人口的再生产。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0 11 04）
增强全民的人口忧患意识——写于我国的“11亿人口日”
现在，我国已有11亿人口。对于这个以“亿”为单位的两位数，确确实实有必要予以高度重视，不可等闲视之。这个数字预示：（1）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总数将等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2）我国人口很难在半世纪内停止增长，即或能停止增长，届时人口肯定要超过15亿，究竟超过多少，还要取决于我国今后的计划生育工作状况；（3）在半个世纪后，我国仍继续是世界人口最大国，我国将在人口素质还低，但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的条件下发展，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后代所面对的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将更为严峻和苛刻。对此，不能不早为之计。
一、提高人口意识
人口多、底子薄，人口素质低，人口分布不均和密度高是我国国情的突出特点。这种人口处境，理应形成一种强烈的控制人口意识（本文人口意识指此）。从宏观决策到微观的家庭和个人行为，无论是谁，都应时时、事事、处处想到我国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然而，这种人口意识，不但过去十分薄弱，就是今天也很不够。
我国过去人口意识薄弱，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思想根源。中国长期处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和封建思想意识一直占统治地位。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多意味着劳动力多，生财之道多，人多是好事，多子多福的思想有深刻的基础。建国之初，我国已有5亿多人口，但由于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强调人口多、增长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把控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当作异端邪说，标之以“马尔萨斯主义”、“唯心主义”、“人口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等而加以批判，因而人口意识难以形成。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甚至反其道而行，断言：人口越多，增长越快，越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本本主义的僵化思想。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实现四化过程中，人多并不是好事，因为人口多并不意味着生产力高，只有当具备一定素质的人口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生产力。人们开始敢于正视我国人口过多和人口质量低的现实，并认识到这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诸如，把提倡计划生育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写在国家宪法和婚姻法内；党中央就人口问题对党团员发表公开信；把我国人口政策概括为“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党的十二大报告作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人口始终是极为重要问题的立论，以及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全面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进一步谈到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产业结构转移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一切都标志着我国在指导思想上已有相当强烈的人口意识。
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还处于落后状态的情况下，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还不能普遍有这种人口意识，有待做艰苦细致的人口宣传教育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宏观决策和舆论宣传中，在很多方面显露出一些领导人和在知识界中人口意识也很薄弱，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人口控制问题上，国家社会的根本利益和一部分人的家庭、个人的眼前利益是有矛盾的。如果能够不失时机地在第三个生育高峰来临之前，通过并实施有关的全国性立法，如“计划生育法”、“优生法”、“户口管理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解决这个矛盾。但由于对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认识不足，不少地方对计划生育时紧时松，如不大力解决，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要摆脱我国人口多、人口文化低和人均资源少这种发展的不利条件，最明智的战略选择，就是对人力资源优先投资，使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也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在人口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发挥智力优势。这样才可以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和创造全社会自觉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和机制，变劣势为优势。然而，我国对教育和科技的发展，长期以来没有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人口意识薄弱的另一种表现。
我国人口的吃饭问题及与此相联系的耕地、食物、农业问题，始终是个最突出的问题。我国人口这样多，粮食不可能依靠进口，世界上也不可能提供这样多的商品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粮食问题比人口密度高于我国的日本、荷兰、比利时、孟加拉等国家更为尖锐。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应该珍惜每一寸耕地，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千方百计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持持续的稳产高产，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仓储、保管、运输、分配等精打细算，不允许有任何浪费。前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了较快增长，人均粮食刚达到400公斤原粮时，对卖粮难的表面现象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有些地方在指导思想上放松了粮食生产，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农业投入大幅度下降，对乡镇工业和民用住宅占用耕地农田，对盲目发展酿酒业，以及其他种种浪费粮食的现象也未给予应有的注意，这是人口意识淡薄的又一表现。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人口、经济状况发展很不平衡，仍有一部分人口温饱未能解决，我国人均资源又是相对贫乏，因此必须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才能摆脱全民族的困境。这是人口意识必然引申出的逻辑结论。但是我国前一个时期，在舆论宣传甚至某些指导思想上，有意无意地鼓励和助长消费，其后果是导向许多不合国情的消费出现，这也是人口意识薄弱的一个表现。
人口问题是我国发展战略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国四化建设决策中出现的许多短期行为，与缺乏人口意识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全国人民，特别是党政各级领导者都应该提高人口意识，这是决策科学化和宏观指导正确性的一个前提。
二、确立人均观念
总量指标能表明我国的总体国力，反映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只强调这一面也容易造成错觉，看不到人口过多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与外国在人均水平上的差距。由于人口过多，我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产品产量、财富、自然资源、社会指标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后列。增强人均观念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激发紧迫感和责任感。
长期以来，人们总喜欢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描述我国的国情，而对人均指标却很不注意，这同我国传统观念和沿用的统计方法有关。用总量指标能表明我国的总体国力，能体现人口多的国家具有的某种优势，表现我国的国力位次，增强民族自信心。我国人口多、总量大的优势比较容易感受，但如果只强调这一面也容易造成错觉，使人们看不到我国人口过多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与外国在人均水平上的差距。我国很多产品产量如煤、粮、棉等已是世界之“最”，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也居于世界前列，但用人均指标来计算，则位于世界后列。例如我国198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3853亿元，人均只有1260元。虽然由于计算方法、汇率、货币购买力等原因，这一指标很难确切同国外对比，但国内外很多统计学家、经济学家都肯定，我国的位次，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处在最后的1/5内，只略高于最不发达的国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几年位次又有所下降，同其他国家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许多有识之士为此感到忧虑。人均观念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激发人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人均观念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述，就是把产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消费基金、粮食总产量、全国的发电量等总量指标用人口数来均分，即以人口数作为“分母”分摊作为分子的产品的产量或消费量。人均指标的落后，首先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或说“分子”不够大；但作为“分母”的人口过大和不断膨胀，无疑是妨碍人均指标提高的永远起作用的因素。有人认为，我国重要的不是控制人口问题（分母），而是加大产量（分子）的问题。这是对我国当前控制人口数（分母）以提高人均指标的深远意义认识不足的表现。千方百计发展生产（扩大分子）在任何时候都是首要问题，不然人均指标成为无源之水。但只重视生产不重视人口对人均产量的影响也是不正确的。有的人还认为，增加人口同时也会增加产量（扩大分子）。实际不然，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劳动力相对过剩，质量不高，不能跟生产资料、原料很好结合，生产出有效产品。因此，增加人口只能导致分母越来越大，成为一个延缓人均指标增长的日益增大的阻力。在我国，无论多大的产量，终将要被11亿、12亿……15亿来均分，每人平均的数量都多不了。
要深刻认识我国国情，还应把人均观念应用到人均财富、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社会指标等概念上。
底子薄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均财富少，具体指的是人均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少，人均物质技术装备低、人均生产工具贫乏，人均拥有的动力、交通通讯手段和能源等少，人均居住面积低，人均基础设施少，等等。这些人均财富指标，我国都居于世界后列，这是我国人均产量和人均消费水平低的重要表现，在短时期内是改变不过来的。
人均产量高低和发展的潜力，从长远来看，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多寡。我国人均的耕地、草原、林地、淡水资源和各种矿产资源等都大大低于世界按人口平均的水平。耕地只及1/3，林地1/9，淡水资源1/4，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很多居世界前列，但按人口平均计算，又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自然资源低意味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我国人均耕地只及美国1/9，因而在人均产量上，不能不存在巨大的差距。认识到这点，就要最充分利用我国一切自然资源。它告诫人们，任何浪费和破坏资源都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表现。
人均概念还必须扩展到社会指标。许多带有人均性质的社会指标。诸如，每万人口的各级学生人数、人口的文盲率，每万人口的专业人员数，每万人口的医师、护士和病床数，每十万人口的各种文化、福利机构和设施数，人均的教育经费，人均的医疗保健费，等等，我国在世界的位次都居后列。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人口多已拖住我国社会发展的后腿。
三、增强战略眼光
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矛盾，经济改革产生的困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碰到的阻力，资源和生态环境承受的巨大压力，虽然不能都归因于人口，但是人口多，增长快确实对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一点还未被人们充分注意。如果继续掉以轻心，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这一代人。
利用人均观念来论证我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性是有说服力的，许多人都用人口增长过快，到本世纪末难以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例证。不过，这仅是一种浅层的认识。相对于产量增长率来说，人口增长率高，因此人均产量下降这种“分母”效应，在短期不容易察觉，要有较长时期才显出巨大差别。为了阐明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需要有更深层的认识。
从经济上看，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如果每年继续新增过多的人口，那么，为了抚养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在国民收入的使用和分配上，就既妨碍扩大再生产，也难于改善已有人口的生活，又会不断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最终会危及生产的发展。我国的资金、资源和劳动者的素质决定了我国对就业人口需求的限度，而劳动力的供给又几乎是无限的。我国过剩人口的就业安排问题，已形成经济上的难题。它不能不妨碍技术更新、科技现代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平等之间难于统筹兼顾，大锅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难于彻底破除，这必然对经济改革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人口基数大，增长又快，势必加剧我国已经长期存在的供需矛盾，特别是与人民生活基本需要的吃穿用住烧产品和服务，诸如住宅建设、粮食、副食品供应、交通、托儿、医院等与人口众多的矛盾。
从社会生活来看，人口多、增长快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首先是教育、卫生保健的投资跟不上人口增长和补偿原有人口“欠账”的需要，使人口素质难以迅速改善甚至趋于恶化。特别是由于广大农村和边远、落后地区人口出生率大大高于城市和发达地区，造成新生一代在农村和边远贫穷地区人口比重提高，人口质量的底子和基础更差，其后果是我国人口平均质量面临结构性下降的危机。另一方面，农村大量的过剩人口必然会流入城镇，这就加剧城市的待业和失业问题，同时对城镇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秩序施加巨大的压力，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人口多、增长快对我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最严重，影响最深远，但也最容易被忽略。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并不能都归结于人口增长，有的是由于自然灾害和人类的不良行为造成的。但是在我国的情况下，破坏资源、生态环境的人类行为，许多都直接或间接归因于人口增长。土地的滥垦，如毁林开荒、陡坡开荒、围湖造田等；草原的滥垦、超载放牧导致土地沙化；砍伐森林作生活能源、盖房和生活用品，导致森林覆盖面积下降；农作物秫秸用作生活燃料不能还田，导致土地有机质降低；人口大量用水，导致许多地方淡水紧缺，地下水位下降、陆地下沉和耕地次生盐渍化；耕地长期单一种植粮食，为了增产粮食对耕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导致土地板结，土地污染和土地肥力下降，等等。凡此种种，其深刻根源都是因为庞大人口的生存引起的人类行为。其他如山区贫困人口，为了眼前现金收入而采伐森林；乡镇工业为了容纳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和发财致富，滥用资源，排放三废，导致各种工业污染，以及城市的空气、垃圾、噪声污染等，原因也是人口过分密集产生各种生活污染源引起的。人口对资源、环境施加的压力是不知不觉中加大的，常常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
人口对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带来的后果，还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有的还未充分暴露。如果只顾眼前利益，采取短期行为，继续掉以轻心，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这一代人。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9 04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