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把握调整人口良机【33】——采取有力措施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新华社成都2月7日电（通讯员肖家华、记者宋厚清）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邬沧萍教授最近呼吁：“我国又进入人口生育高峰时期，这是调整我国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的最好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我国人口基数大，在人口生育高峰时期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是调整人口总数最有效的时机，而且还可以使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如果不搞计划生育，60年后又将是老龄化的高峰。邬教授说，我国50年代、60年代都有很好的调整机会，但都错过了，因此造成了两次人口膨胀，使人口基数越来越大。他强调指出，从今年开始的未来10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大约有1300万女性人口进入婚育的高峰年龄，这次调整机会十分关键，千万不可再错过。
邬沧萍教授认为，我国调整人口的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是我国的社会特点和因素，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组织制度、方针政策、妇女地位、社会福利等许多方面，都为降低生育率创造了条件。同时他指出了达到调整目的的途径：
——宣传贯彻《婚姻法》，宣传生命科学、婚育科普知识，宣传晚婚晚育，禁止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对人口增长必须有高度的计划性。
——针对生育高峰，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协调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平衡的良性循环。
——作好思想教育工作，引导群众摆脱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树立新的生育观，使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政府和有关机构以及各界人士要积极从事完善辅助和配套设施工作，从事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抚幼和妇女、儿童健康等工作，以降低生育率和死亡率，使人口增长保持缓慢，甚至是零的增长状态。
（本文原载新华社电，1986 02 07）
我国人口的忧患意识与希望
一、对我国人口应忧患些什么
人们对我国人口基数大、素质低、年增长率高问题的忧患，首先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感受。我国人口的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就业、上学、看病难，住房交通拥挤，生活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更有不少人进而担心，人口每年以15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我国发展战略第二步，即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会不会落空。这些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人口的忧患还要看得更深、更远。对人口忧患的深层认识，可以初步归纳如下：
1.人口的分母效应，也就是人均观念的问题。衡量一国的生产、经济、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人均指标，特别是其中反映生产成果最有概括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和消费量。我国许多重要产品产量如粮、棉、肉、煤等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指标的世界位次则排在后列。分母效应还反映在人均生产条件（如人均的生产资料、人均动力、人均能源等）和人均生活保障条件（如人均居住面积、多少人有一个商店、医院等）低这个方面。如果说人均产量、消费量或人均的生存保障条件低，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的话，那么，总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和非再生性资源的分母效应就无法改变。我国人均资源本来就少，如果还要继续下滑，就会使我国在当代国际竞争中总是处在不利地位。为子孙后代设想，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2.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难以摆脱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和平均主义的困扰。在一个人口多、劳动力多但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国家里，必然出现多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难抉择。在一个人口众多、每年人口增加很多的国家，常常被迫选择更多就业这个涉及社会公平问题的方针，因为从深层来看，它同政治上稳定是有联系的。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打破“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提高经济效益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人口多的制约。
3.国民收入在消费与积累的分配中，难以做到两全其美。在一个人口多、增长快、每年国民收入额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之间分配总是感到捉襟见肘。有限的国民收入，首先要用于满足原有人口和新生人口的基本需要，同时又要使原有人口的生活有所改善，这都要占用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实际上这是以减少积累为代价的，其后果是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果要多积累一点国家建设资金，就必然要降低消费基金的增加额，分摊到庞大的人口，生活就很难有多大改善，时间久了，就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发展。
4.妨碍人口素质的迅速提高。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增长又快的国家，解决生存的需要已很不容易，发展的需要就很难放在优先的地位。我国满足11亿人口的基本医疗保健需要和普及教育，已有很大缺口和欠账，提高就更为困难。满足身体与文化素质的基本需要同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将长期存在一定的矛盾。
5.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强大压力有增无减，不利于环境的保护。我国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庞大的人口对土地、水资源、森林、牧地、各种生物资源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人口的继续增加，会使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继续恶化；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压力势必限制更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造成人口与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
二、人口的忧患与希望同在
人口的忧患意识绝不应引申成对我国前途的悲观失望。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外来的强大政治和经济压力都未能压倒我们，主要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人口大国。大国的好处在于能集中人力、财力和资源办一些经济同样落后的小国无法兴办的事业。但作为人口大国，其政治经济优势的体现是有前提的。首先需要有凝聚力，不然人口越多就是更大的一盘散沙。增强凝聚力只能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中国地广人众，谋求十几亿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唯一的选择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三，把人口变为人才。到本世纪末，中国若能培养出几千万或更多中等以上建设人才，中国的面貌将会真正改观，世界各国也将会刮目相看。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91 02 19）
人口问题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访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
对青年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总要讲到“人口众多”这个突出的国情。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方面的认识，我们特地走访了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请他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记者：江泽民总书记就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问题致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一封信中，特别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突出的国情”，在“国情教育中一定要说清楚”。因此，我们想请你首先谈谈人口在我国国情中的地位和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邬沧萍（以下简称邬）：“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突出的国情”，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是对人口在我国国情中的重要地位的恰当概括。有人觉得人口问题无关宏旨，只要经济搞上去就行了。国外还有一种论调，说中国经济上不去，就拿人口多作借口。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作为国情，生产力、生产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但人口和环境作为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对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应该看到，人口在国情中的重要性，各国并不相同，甚至在一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始终是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给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中国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一件离开人口问题可以办好。当前我国很多重要的国策都不能不考虑“人口众多”的因素。比如，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要以农业为基础，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人口众多的决定性影响。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受到人口和文化素质的制约。在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衣食住行、劳动就业、文教卫生等的发展无不受到人口问题的制约。我国制定的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都以人均水平的科学计算为依据。所有这些都说明，人口在我国国情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解决好人口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当然，我们现在对人口国情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还会产生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
记者：人口众多确实是我国一个突出的国情，但一般人对它只有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对于“多”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你能否就这个问题作些说明？
邬：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大陆共有11.3亿多人，估计现在已超过11.5亿。如果加上港澳台的人口，就接近11.8亿，占全世界人口的近22%。仅就中国人口的主体、大陆11.3亿人口这个数字来看，它同所有发达国家，即整个欧洲和美、苏、日、澳、新（西兰）、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人口的总和相比，只少7000多万人。而我国育龄人群和生育旺盛年龄妇女都超过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增长率也比它们高，其后果是人口增长势头猛，每年人口自然增长是发达国家的3倍，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比发达国家增长合计还多1100多万，预计1996年人口总数就同它们持平，往后还要超过。据1990年调查，我国人口密度是发达国家的6倍，而经济水平和资源、资金条件，又远不如发达国家。由此可见，我国人口现状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多么严重的挑战。
记者：一个国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不能进行社会的生产，但如果人口数量过大、增长过快，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会影响生产。拿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人口形势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令人困扰的问题？
邬：我国人口数量过多和经济落后给生产建设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困难，即或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这些难题也将继续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必须考虑到的。
比如，人口多、增长快显然不利于资金积累，也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我国每年有1600多万新增人口，哪怕是基本生活的保证和原有11亿多人口生活的略微改善，都要吞食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这实际上是以减少积累为代价，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多一点资金积累，就得降低消费基金的增加额，再分摊到十多亿人身上，生活很难有多大改善，这是个长期存在的矛盾。
再有，劳动年龄人群大，就业安排困堆多。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经常保持在7亿以上，按60岁为劳动年龄最高限计算，只比所有发达国家少1800万人，但我国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固定资产、生产能力、能源、资源、资金和工作岗位同已经工业化二三百年的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同类情况相比却相差很远。所以我国解决就业问题同解决吃饭、住房问题一样，将是个长期存在的难题。
记者：社会主义要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不是同安排日益增多的劳动就业人口有一定的矛盾？
邬：是的，在当前的生产力条件下，我们确实面临着多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两难抉择。政府常常被迫选择多就业这个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因为从深层来看，它同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有联系。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当然要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但又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人口多的制约。
另外，在我国的人口条件下，许多产品的供需矛盾在一个时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一是由于我国人民正处在由贫困到温饱、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需求种类和档次比较集中；二是生产满足新需求的产品受到资源和其他生产条件的限制，因而供应跟不上需要，供需矛盾短期难于缓解。
记者：我国11亿多人口，8亿多农民，农村人口的状况如何，恐怕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影响吧？
邬：农村人口过多，增长过快，更加重了现代化的艰巨性，这是一个引起人们严重关注的问题。我国和发达国家人口总数相近，但城乡人口分布全然不同。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4，而我国只有1/4。我国1990年农村人口还有8亿多，这样的人口城乡结构是我国经济落后的集中表现。如果不能使非农人口达到或接近总人口的一半，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这充分说明了控制农村人口增长的紧迫性。
我们还要看到人口数量对人口质量的影响。在满足人口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的基本需求和人的发展与提高的需要之间也将长期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增长又快的国家里，满足生存的需要已属不易，解决发展的需求就很难放在优先的地位。我国低文化素质的人口为数很大，1990年15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和半文盲有1.8亿人，加上小学文化程度的3.5亿人，就占到全部人口的47%，再加上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7亿人，就占到人口的63%。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5%，在如今科技竞争的时代，我国高文化素质人口的比例无疑是太低了，自然会影响现代化的进程。
不断增加的人口对各种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使已遭受破坏的生态继续恶化。庞大的人口压力势必限制更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造成人口与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
记者：控制人口增长是否会影响到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从而带来一些问题？
邬：199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近1亿，预计今后几十年将以2.5%～3%的速度增长，如果考虑到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我国在人口问题上不能不面临既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又要对付人口老化的两面作战。控制人口是当务之急，但如何使计划生育与“老有所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也将是个长期的难题。
当然，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是一直存在着的，只不过由于人口问题而大大加剧。但人们在这些问题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人口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上述各种矛盾将逐步趋于缓解。记者：人们常常讲我国“地大物博”；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谈到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时，强调指出我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显然，我国的自然资源承受着人口的巨大压力，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邬：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对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状况一直不太重视。直到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问题才逐步引起重视。各种数据表明，我国资源总量多，在许多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绝大多数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因此可以说，我国是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穷国”，这是必须清醒认识的国情。
从长远来看，人均产量高低和发展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的制约。我国人均拥有的耕地、草原、林地、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都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其中，人均耕地相对短缺的问题最突出。我国现有耕地的实际面积为14.9亿亩，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略高于10%，而美国达到20%，印度更高达50.3%。我国人均耕地仅有1.3亩左右，仅为印度的1/2，美国的1/9。不仅如此，在现有的耕地中，约有1亿亩盐碱地和6000万亩涝洼地，而且大部分山坡地有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可见，我国耕地不仅人均占有量少，而且有近一半耕地利用条件差，不少是属于中低产田，需要大量投资才能改观。此外，还要考虑到今后每年还要新增加约1600万人口，而同时每年减少耕地面积至少有几百万亩（沙漠化、盐渍化、工业与民用建筑、公交通信设施用地和退耕还林、还牧等），预测到200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可能缩减为略高于1亩。我们要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因而在人均粮食产量上，与人均耕地多的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粮食自给也困难得多。所以，发展我国的种植业生产，重点只能放到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上，只能依靠非常艰苦的精耕细作，必须切实保护耕地，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
庞大的人口对水资源、森林、牧地、矿产资源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国的水资源，径流量达到26400亿立方米左右（包括6000亿立方米的地下部分），仅次于巴西、苏联、加拿大和美国，居世界第五位；但人均径流量仅仅是全球平均数的1/5，刚好相当于美国目前的人均实际用水量。这也是全国人口数字庞大的结果。水资源状况是关系一国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一个关键性的环境约束条件，我国的水资源状况，就决定了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利用，成为经济计划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我国的林地总量在世界居第八位，而人均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11.6%。草地总量在世界居第三位，而人均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30%。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150多种，很多矿产的蕴藏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按人均计算，又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要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就必须要有人均意识。认识到人均资源短缺，才能想方设法最充分地利用我国的一切自然资源，反对和制止任何浪费与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记者：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中期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使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小康水平”是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的。那么，人口条件的改善对于实现这个目标具有怎样的意义？
邬：要实现本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当然需要有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建设的保证，而人口条件的改善又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为人口总数过大无疑是妨碍人均指标提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要使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改善，人均指标有较大的提高，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严格控制人口总量的过快增长。现在，有些人对我国控制人口数量以提高人均指标的深远意义还是认识不足的，他们认为，即使不严格控制人口，只要把产量提高了，就可以提高人均指标。这个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产增长速度时，人均指标必然会有所下降；即使生产增长速度等于或略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也只能使人均指标维持在原有的较低水平上。还有的人认为，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也会增加，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人均指标就可以提高。这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现在有7亿多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已经相对过剩，再加上人口素质不高，增加人口一般不会使产量扩大多少，只会成为一个延缓人均指标增长的日益增大的阻力。
记者：从您以上介绍的情况看，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确实是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全民族素质提高的一个沉重负担。面对这一严重挑战，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景如何？
邬：总的来说前景还是乐观的。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逐步摆脱困境还是有希望的。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绝不能动摇。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在任何时候都是首要问题，否则，人均指标就成了无源之水。要切实做到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全党同志必须贯彻始终地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把这个雄心壮志在全党全社会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毫不动摇。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才能不断得到改善。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否则，社会不能安宁，也不能发展。其次，要认真地把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贯彻下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失去了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后期两次调整人口发展的大好时机，以致现在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当前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形势非常紧迫。人口不增加不可能，人口的增长又是有惯性的，现在正处在惯性的峰顶上，目前就是要使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争取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使人口稳定下来，争取到下个世纪中叶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将人口总数控制在16亿以内。第三，还要大力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真正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做到不只是人口多，还要人才多，能工巧匠多，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此外，还要充分调动我国现有7亿劳动力的积极性，发挥人才资源的优势，积极引导我国多余的劳动力从事多种经营，更多地靠劳动积累创造财富。比如我国的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改造中、低产田，兴修水利和公路交通等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将多余的劳动力投入这方面的工作，这是现阶段变人多劣势为优势的一个重大措施，功在当代，造福子孙。
（本文原载《教学与研究》，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