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口问题（人口数量、出生、死亡、质量、结构、迁移、分布等）
深刻认识我国人口众多这一突出国情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突出的国情，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之“最”，也是历史上既定的客观现实，是我们的前人几千年活动的结果，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无法选择，只能继承并在目前11.5亿人口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创造新的历史，希望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能在半个世纪内把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控制住，使我国人口在达到16亿（最近有些科学家认为16亿是我国国土资源最大的人口承载量）以前能稳定下来，不再膨胀。
人口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情，是普遍被接受的，但它在国情中的重要性各国有所不同，对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人口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始终是个重要问题。首先，我国人口众多这个特点决定我国人口问题不同于别的国家。同人口密度比我国高的国家如日本、新加坡，荷兰等国相比，我国一些问题解决起来比他们困难得多，如我国的粮食、就业、原料、能源等问题只能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来解决。其次，我国的国土资源、耕地资源、淡水资源都已受到人口超负荷的压力，人口的增长已到非严格控制不行的时候，否则我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要受到威胁。我国从宏观的国家决策到微观的各种生活问题，大事小事都与人口众多有联系。在认识我国国情过程中，对人口问题曾经经历过一个由不认识、不重视到有了一定认识，到今天非常重视的过程。今天，我国在世界上是最重视人口问题的国家，体现在把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有专门的政府部门贯彻执行；在我国国家宪法、法律，党和国家的一些决定和号召上都能体现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突出的国情”这一科学命题。
我国人口众多，由来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但多到什么程度，对社会经济带来多大的困难，许多人却不甚了了。按我国1990年人口普查公布，我国1990年7月1日大陆人口11.34亿，如果包括大陆以外地区人口在内是11.6亿。仅就大陆人口11.34亿而言，已占世界人口1/5以上，同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12.07亿只差7000多万，但我国每年人口自然增长比所有发达国家多1100万，预计到1997年我国人口总数就要和三十多个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持平，往后还要超过。由于我国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接近13亿，预计2000年所有发达国家人口为12.64亿，2000年以后我国人口还要增长到接近16亿，这是我国人口众多的一个集中表现。由于人口基数大，必然要产生许多人口难题：
其一，育龄人群大，人口增长的势头难于遏制。
我国目前人口自然增长率1.5%上下，总和生育率为2.3，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却分别低于世界平均1.7%和3.4，大大低于不发达地区的2.1%和3.9。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1990年出生人数2354.3万，净增人数达到1650万，占世界净增人口1/6。在90年代我国育龄人数约3.2亿，20～29岁这个生育旺盛期妇女1100～1200万人。这个庞大的育龄人群就使得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很猛，就是长期坚持并有成效地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还得增长近半个世纪才能停止增长。
其二，劳动年龄人口多，按15～59岁计算1990年有7.22亿。由于我国底子薄，很难提供足够的劳动就业岗位，使人力资源同物质资料很有效地结合，势必造成部分劳动力就业困难。1990年城镇待业人口占2.6%，农村过剩劳动力估计在1亿以上。劳动就业人群庞大使得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不高。
其三，我国众多的人口中，低素质的人口人数多，比例大。根据1987年的抽样调查，全国残疾人口在全部人口中占5%，按此推算，全国有5000多万，平均每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有一个残疾人口，而且每年出生中有先天缺陷的约20～30万。我国1990年文盲、半文盲人口1.8亿，据估计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6年，我国全国人口中达不到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3以上，在科技竞争的时代已成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大障碍。
其四，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增长势头得不到遏制，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
我国人口总数接近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但城镇人口1990年不到3亿，我国城乡人口分布与发达国家分布则迥然不同，我国城镇人口只占1/4，农村人口占3/4，发达国家的比例恰恰相反。到1990年我国农村人口仍高达8.34亿。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已大量迁入城市，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每年仍增加1000多万，使得农村人口增加的人数超过迁出的人数，农村人口仍年年在增加，而城镇容纳农村人口是有一定限度的，要使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既要大力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又要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开辟道路。
其五，我国老年人群大，增长快，抚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我国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亿，但老年人的增长速度是全部人口增长速度的一倍，年平均增长2.5%～3%，快于青少年和成年人口的增长。随着我国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人口老龄化会加速，因此现在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同时，就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要未雨绸缪，统筹兼顾。
其六，贫困人口绝对数多，扶贫任务大。我国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的发展都不平衡，因此在我国部分地区仍有一部分贫困人口。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哪怕贫困人口的比例已大大降低，但就其人数来说仍是很可观的。这些贫困人口大多在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国这样一个从贫穷落后走过来的人口大国，需要全国先富起来的地区对贫困人口大力帮助，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这个任务也是艰苦的、长期的。
人口众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口的“分母效应”，或说是人均水平低。衡量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的一个最主要的尺度，就是人均指标。特别是反映生产成果中最有概括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和消费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棉花、食用油、肉类、禽类、纱布、煤、水泥、玻璃、电视机等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一些重要产品如钢铁、石油、发电量、化纤等都居世界前列，然而按人均水平计算，我国都属世界低水平，特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世界银行计算只略高于300美元，在世界上属于很低的水平，仅略高于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全世界排在100位以后。虽然由于计算方法、汇率、货币购买力等原因，这一指标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水平低确实是个需要正视的问题。
在人均国民财富、人均固定资产、人均生产能力、人均基础设施、人均居住面积，多少人有一个病床、博物馆、文化馆等指标上，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这类指标都居于世界的低水平，这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社会发展水平低和生活水平低的根源和重要表现。
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多寡。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拥有的国土、耕地、草原、淡水等都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例如，我国耕地、草原、林地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1/9和1/4。人均资源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美国人均耕地是我国人均耕地1.3亩的近10倍，因而在人均粮食和农作物产量上与我国不能不存在很大的差距。
我国人口众多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的问题和困难，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和控制人口增长才能逐步得到缓解，因此解决人口难题必须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是仅有经济发展还不够，还必须同时控制人口增长。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增长虽然很快，但是经济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在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增长的速度约为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改革开放以后超过5倍，但是人口多，增长快带来的问题仍十分严峻。就是今后有了较大发展，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我国的一些社会经济矛盾仍将长期存在，这些长期存在的矛盾主要有：
（1）我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或说是积累与消费的矛盾。
（2）由于资源和资金的限制，某些商品的供需矛盾仍不能完全避免。
（3）我国安排就业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矛盾。
（4）在提高我国人口的教育科学文化素质与民族的健康素质上将长期存在普及与提高的矛盾。
（5）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6）控制人口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
以上这些矛盾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人口众多有关的。这些矛盾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长期积累形成的，因此也必须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逐步解决。
认识我国国情，在对我国人口众多有忧患意识的同时，应该对我国发展的前途满怀信心，奋发图强，看到光明的一面。（1）我国人力资源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劳动资源，增加劳动积累，用于整治我国的河山，绿化祖国等。（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能集中众多的人力和物力发展小国、穷国、弱国无法发展的事业（如原子弹、氢弹、卫星上天等）和建立起一个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3）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对自然灾害有较大的承受能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更有利于保障集体的生存权。（4）我国人口众多，在统筹安排下，能享受很多规模经济效益和较轻的公共开支。（5）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众多的人口团结起来，就能众志成城，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些优势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沿着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说到我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并不是说人越多越好，更不是否定计划生育，而是说对已经出生的人口，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对未出生的人口则应尽量减少，以利于已出生人口发挥优势。这个辩证关系是必须认识的，否则就会陷于片面性。
（本文原载《思想政治课教学》（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办），1992（2））
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37】
一、问题的提出：在理论和实践上要不要研究低生育现象
经过本世纪70年代的大幅度急遽下降和80年代的波动中缓慢下降之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前期又有了引人瞩目的变化：这就是，中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区正在接近甚至开始低于生育的更替水平。从全国来看，综合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2.31降到1992年的2.00左右（已在更替水平2.1以下）。分地区看，1992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共有21个省市区，覆盖了总人口的81.62%，与此同时，高于更替水平的共有9个省市区，覆盖了总人口的18.38%。如附表1所示，1987年低于更替水平的仅8个省市区，覆盖了当年全国总人口的21.43%；1989年低于更替水平的省市区已达10个，覆盖了当年全国总人口的32.85%，与1987年比较，增加了11.42个百分点。进入90年代，生育率转变有了更乐观的前景，从1992年的生育水平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之下，与1989年比较，处在低于更替水平的地区的人口比例增加了48.77个百分点，若与1987年比较，则增加了60.19个百分点。据此有理由推断，从全国范围看，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38】换一角度看，综合近几年的统计数字，按国际通用标准（指出生率在20‰以下），我国自1991年开始已属于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国际上公认中国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最好的国家之一。譬如，199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继续平稳下降，人口出生率仅为18.09‰，特别是原来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京沪津等10省市人口出生率已低于15‰。【39】
值得一提的是，“人口负增长”现象正在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正如有关研究所提示的【40】，人口负增长并不仅限于学术界和有关政府部门密切关注的上海市区人口，在我国个别地区也有负增长的苗头，如江苏太仓县等。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撇开由于人口迁移造成的人口负增长不谈，只就眼下初露端倪的人口自然负增长而论，当前上海市区人口的负增长正属人口的自然负增长，这大概也是上海人口负增长备受关注的原因吧。1993年上海市区户籍人口的出生率为6.5‰。死亡率为7.28‰，自然增长率为—0.78‰。据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41】当然这里有些特殊的原因，如上海在中国是开展计划生育最早的地区，是全国60年代以来持续开展计划生育几乎没有中断的唯一地区，上海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长期以来是全国最低的。1982年上海出生率已降到16.1‰，1989年进一步降至12.5‰，而总和生育率在80年代维持在1.3～1.4的低水平上。这是世界上已知的各国、各地区中的最低水平。
毫无疑问，中国的人口发展显示了新的情势。那么人口低负增长的前景将如何演变？人口增长的新态势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里的后果系指中性后果）？在理论上我们能未雨绸缪地作出什么样的解释？特别是，如何认识低生育这一新的人口现象？对于一个深受沉重人口压力之苦的中国来说，低生育的确是政府长久努力的一个政策目标。但由于伴随低生育时代的到来，一系列新的人口问题也开始接踵而至。【42】所以，对“低生育”现象就远非表达一种欣喜的情绪就够了，而是需要高瞻远瞩和居安思危——实践在呼唤科学的理性。
有人认为：目前生育率已经够低了，世纪之交时恐怕要考虑生育政策的调整（哪怕是局部地区）；有人认为：目前的低生育只是表象，由于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是强制力主导型的（在农村尤为突出），所以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样，即便从相对数（生育率、增长率）看，人口数量问题也未必已完全解决；也有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还要受到“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矛盾的困扰，虽然生育水平已较低，但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目前每年净增人口在1400万左右，而每年的出生人数（2000多万）还相当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人口的总和，所以，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日前强调要树立人口“绝对数”意识。【43】其他的讨论则围绕低生育引发的后果来展开，从目前大的认识看：一是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后果既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二是后果从意义上似乎又可区分为直接的人口学后果和间接的社会经济后果；三是有些后果有普遍性和共同性，有些后果则可能为某些或某个国家所独有，如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并非所有国家人口转变的伴生物，但人口老龄化作为低生育率的必然后果却有着显而易见的普遍性，不独为某些国家或地区所有，而是全球人口转变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出于怕影响现行人口政策的实施而不提“低生育研究”从某种角度说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不相信好的决策需要科学和民主、不注重理论研究的预警功能、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含义”这一崭新话题视而不见，就是应当坚决摒弃的思维和做法了。
中国的计划生育（planned child bearing）不同于国外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44】，中国有一个宏观的发展目标，将家庭的生育活动纳入了国家计划和社会管理的网络中。但应当指出，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不是生育率越低越好【45】。生育率下降有它自身的界标，生育率转变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从人口再生产规律来看，一时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最终将回复到更替水平，以保证人口能得到自我更替，也就是实现现代静止人口。【46】换言之，低生育率最终将导致人口零增长。这是人类唯一的抉择，因为从人类前景来看，人口持续不断增长或不断降低都会使人类自身消亡。
科学的功用之一就是通过超前研究以便未雨绸缪，好的理论必须具有预见力，而且预见力越强，理论的科学价值越高。有必要指出，认识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现象比较容易，认识低出生，特别是在还未显露严重后果时的低出生则比较难，需要理性和科学，不然会悔之莫及。现在，是如实地、科学地认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认识低生育率现象及问题，不仅有助于在新情势下抓紧抓好计划生育，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做好人口的综合治理。
二、人口转变论对低生育研究的贡献和局限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上万年的历史中只有高出生、高死亡的实践，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一些工业国家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死亡率开始下降，其后，人口开始缓慢增加，随之出生率也开始逐步下降。人口转变论确认人类发展前景必然是一种低生育状态，这是对人类认识其自身的巨大贡献。
经典的人口转变论描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过程引致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历史事实。准确地说，人口转变论是从人口统计的角度观察到了西欧发达工业化国家生命统计指标的转变过程或阶段。如人口学者所熟知的，在西方国家人口的自然演变中，这些国家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经过了程度不同但十分明确的几个阶段，人口转变论就是对西方人口转变史的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经验概括。后来的事实还表明，这一理论对于认识欠发达国家早期的人口转变也有一定帮助。
人口转变论从首次提出到系统阐述已有半个多世纪【47】。据称法国学者兰德里（A.Landry）是试图从理论上阐明西方人口转变过程的始作俑者。1909年，他撰文提出人口转变存在三个阶段，并认为在影响人口转变的经济因素中，决定性的是生产力。其后，汤普森（W.S.Thompson）试图将欧洲人口发展的经历纳入人口转变的理论框架中，并把世界各国按出生率和死亡率水平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稳定和增长归为三类。1947年，布莱克（Blacker）则把人口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a.以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为特征的高水平均衡阶段；b.高出生率和高的但在不断下降的死亡率的早期扩展阶段；c.出生率下降，但死亡率下降得更快的后期扩张阶段；d.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相均衡的低水平稳定阶段；e.伴随低死亡率、更低的出生率、死亡数超过出生数的下降阶段。在50年代中期，有关这一理论的系统阐释见于诺特斯坦（Notestein）的论述（1953）。诺特斯坦在研究现代欧洲人口增长时注意到死亡率对现代化力量的反应比生育率更快是不可避免的，据此他区分出三种人口类型或人口演变阶段。诺氏认为，从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抽象出来的原理对世界各国都普遍适用。1958年，科尔和胡佛（Coale and Hoover）在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根据当时已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的经验，总结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转变，认为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五个阶段：a.原始静止阶段（primitive stationary）。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高水平上保持均衡，出生率基本个阶段的数量标志稳定，而死亡率却上下波动。b.前现代阶段（premodern）。死亡率开始下降，出生率经过一段时间后也略有下降。c.过渡阶段（transitional）。死亡率持续下降，自然增长率在此阶段达到最大值。d.现代阶段（modern）。死亡率逐渐下降到较低水平，出生率也缓慢下降，人口增长趋缓。e.现代静止阶段（modern stationary）。死亡率低而稳定，出生率水平与死亡率相当，且不十分稳定。1979年，豪瑟具体地给出了上述五。
人口转变论因其总的命题和一般性结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而受到了普遍推崇、确认和引用。譬如，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传统社会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高，现代社会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低，而人口转变存在于两者之间。在充分现代化了的社会，生育率和死亡率将以一种可预期的方式变化。虽然人口转变理论是对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人口转变过程的一种描述性解释——它把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划分为若干“阶段”，并把人口生命统计指标的演变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产物；但它在展望发展中国家早期的人口转变时也取得了成功。本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运用人口转变理论展望世界大部分刚刚开始经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前景时曾预测，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死亡率率先下降，而生育率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却居高不下。在人口转变的这个阶段，由于两种不均衡的下降在时间上的滞后关系，从而导致一个人口转变增长时期（transitional growth stage）的到来。【48】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各地区人口转变实践的多样化以及人类认识的深化，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譬如，人口转变论并不能清晰地告诉我们，对于面临人口增长挑战的许多迟发展型国家和地区来说，该如何理解和信任“发展是最好的避孕”或者“发展才能降低生育率”这一推论？人口转变论只告诉我们现代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充分条件，却没有告诉我们导致生育率下降所必要的现代化程度——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程度是相对的，是难以确定的。中外学者都曾努力探寻过使生育率下降的现代化的临界点（后来，西方学者又尝试着对临界概念加以修正，提出了地区性临界值regional thresholds和移动性临界值moving thresholds）。但研究证明，这样的临界值仅考虑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是不够的，世界生育率调查和对欧洲生育率变动的研究都表明，生育率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相关性。显然，不考虑非经济变量是不妥的，但制度、传统、文化、习俗等变量又是难以量化的。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是，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囿于历史的局限，考虑到了“人口转变增长”，却没有也不可能对目前颇为关注的“人口低负增长”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在这方面自然也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丰富的理论遗产。特别是，如众所周知的，所谓的人口转变实质是人口生命统计指标（或称人口再生产指标，下同）的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而人口性别、年龄的结构问题没有包纳在人口转变的理论框架中。就我们现在已观察到的，在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中，人口性别结构问题表现在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偏高上，甚或也有婚姻性别比的失衡问题，而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则突出地表现在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人口高龄化上。换言之，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没有研究人口转变和人口问题转型的关系。我们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危机和挑战，人口问题也不例外，这是关于人口问题的基本哲学观。
人口转变论的提出对认识低生育是人类的发展的必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未能进一步深入认识诸如人口老龄化、发展中国家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和低生育下人类可能面临的新问题等。这是因为学科本身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
其一，人口转变论创立者所处的时代是20世纪初，正是人口统计学崛起和发展的时期，它以一门独立于统计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姿态出现，没有任何学科能取代它，因而使其能作为一门学科跻身于科学之林，它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孤芳自赏”，只满足于数据的实证描述，这是20世纪新学科的综合研究开展不够蓬勃的时代烙印。
其二，欧洲国家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转变是缓慢的，因而年龄结构演变也是缓慢的，人口老龄化是悄悄出现的。其实早在1801年，法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和我国今天差不多（达到8.7%），在1851年已超过10%，瑞典在1860年已超过8%【49】，但未出现明显的后果。那时认识不到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迟至1956年才出现第一本人口老龄化著作，这表明人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其三，在人口转变论先驱者所处的时代，世界人口统计资料残缺不全，他们都是根据零散材料来推断的，所以过去提不出可靠的实证。至于目前认识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实证资料，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联合国估计出来的，而且是前期粗后期细。
在60年代以前人口转变论者主要集中于人口生命统计的实证研究上，没有来得及对低生育现象进行多学科研究也是可以理解的。低生育现象客观上要求人口转变论研究的继续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