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的几个问题
一、我国国情的重要内容
人口问题是十三大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不仅论及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还论述了人口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的转移，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目前突出的景象是：10亿多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1/4的状况同时存在。在重新认识我国国情中，把人口多、素质低、人口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地区状况差异很大等人口特征作为我国国情的重要特点，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只有认识中国人口的各种特征，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国情，才能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确理论和战略。
二、计划生育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宏伟战略，同时也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但是离开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就不可能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不可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目前的温饱水平，更谈不上向小康以至更高水平前进。十三大报告对人口问题的这种论述，说明大力控制人口乃国家民族命运之所系，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控制人口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人口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生育高峰。在这个生育高峰中，每年进入婚育期的人数估计有2000多万，而且这次生育高峰将持续15年左右。如果我们现在放松对人口数量的控制，那就很可能会在20～30年以后导致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为了减弱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不使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重现，为了在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步结束时，使我们调整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工作基本就绪，为经济发展战略第三步准备好人口条件，我们必须在本世纪内严格控制人口。另外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已经非常脆弱，如果因人口过快增长而继续增加生态系统的压力，后果将非常严重。最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调整人口变量的时机，现在是历史给我们又一次调整的机会。因此，到本世纪末，在第三次生育高峰还未过去之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决不能放松对人口增长的控制。
三、对于人口老化问题要未雨绸缪
根据国内外大量数字估计，在下世纪30—40年代使我国人口达到零增长是可行的。这样，我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低速老化，急剧老化，老化稳定。急剧老化将发生于2010—2035年之间，而且我国的劳动力老化将先于人口老化而出现。这是由于50年代、60年代两个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发展成为老年人口高峰的必然趋势，是过去忽视计划生育的结果。人口老化是具有深刻社会、经济含义的人口现象。人口老化对社会劳动生产率，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工作人口的负担，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以及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医疗卫生事业和一个社会的养老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的家底很薄，人口老化带来的问题比发达国家更复杂。
如果我们过早地实现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这就意味着连续几代人的总和生育率都要低于更替水平。换言之，连续几代人都要有半数左右的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这样，有朝一日9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总人口的40%，如此高的老化程度，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都会使社会难以承受。这样做，一旦引起人口下降的惯性，那时再想把人口稳定住或使其回升就很困难了。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欧国家的政治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面对其人口的负增长忧心忡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因此，在促进我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必须顾及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势，不要造成人口过分老化。继续坚持控制人口的做法，对于人口老化问题，从现在起就要未雨绸缪，有所准备，采取正确的措施。
四、努力实现人口产业结构的战略转变
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
十三大报告把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措施和实现现代化的标志。从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来看，没有大批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人口的转移，就谈不上生产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也谈不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说，中国的人口问题绝不是单纯地少生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孤立地看待和解决人口问题，也不可能设想不解决人口问题而实现现代化，而只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去解决人口问题。
我国目前存在的现代工业和传统工业同时存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及贫困地区同时存在的局面，无疑与我国劳动力数量过多有关，但也与我国人口素质低、经济效益低以及社会主义劳务市场不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会减少未来劳动力的供给，但对于现有人口规模大等问题，则必须依靠其他经济、社会手段来解决。
众所周知，在我国传统经济部门中，多为简单劳动，劳动者素质低，生产效率低，主要靠简单劳动的大量投入而使产量有所增加。现代工业部门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有相当高的要求。因此，要实现人口产业结构的战略转移，消除我国目前存在的隐性待业，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向现代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合格的高质量劳动者。可见，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批合格人才的培养是完成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中心环节之一。必须一方面按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保证新生劳动人口的文化素质符合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在职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为他们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创造有利的条件。
要完成人口产业结构的转移，还必须进一步开放劳务市场，促进劳动力的流动，达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事实证明：在以行政干预为主的计划体制下，很难做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引进竞争机制，开放劳务市场，才能促进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达到人口产业结构的战略转移。为此，人口迁移、城镇流动人口问题必须受到重视。
要完成人口产业结构的转移，还必须改革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以企业为单位负担的保障制度，享受保障的人口有限，保障内容不健全。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利于应付人口迅速老化的挑战。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缺陷，是开放劳务市场的障碍，亟待加以改革，我国人口学界、经济学界以及有关部门应继续抓紧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8 04 15）
控制人口增长与我国妇女的进一步解放
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尽快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因素，尽快提高广大妇女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现代化创造条件。控制人口增长，要改变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我国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
旧中国广大妇女受到的压迫最深重，除了受到三座大山压迫外，还多受一重夫权的压迫，她们婚姻没有自由，在经济上依附丈夫，在家庭中处于生儿育女和奴仆的地位。男女在政治、教育、就业等许多方面的不平等权利在法律上作了规定，许多则成为长期的风俗习惯。旧中国妇女的低下地位，是旧的生产关系和长期封建统治的结果。不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妇女就不能得到解放。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中国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地位，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最近开始执行的新婚姻法，进一步保障了婚姻、家庭方面的男女平等。中国妇女今天已达到的政治地位，是任何一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五届人大中，女代表有653人，占代表总数22.6%，比英、美、日议会中女议员的人数多10～20倍，就是按女议员的比例也高出几倍。
现在中国妇女的地位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经济和文化都不发达及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男女在许多方面仍有不平等的痕迹。中国妇女进一步解放最少还要创造三个条件：（1）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2）减少妇女多子女的拖累并广泛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3）大力肃清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残余。为创造这样三个条件，控制人口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尽快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因素。今天我国重男轻女思想所以顽固地存在，有社会、思想、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但经济原因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国生产工具落后，特别是广大农村不少地方的生产和生活基本上以手工劳动为主，妇女由于生理特点体力一般不如男子；另一方面，我国能够发挥妇女特长的国民经济部门，如轻纺工业、科学、文教、卫生和服务业等都不发达，限制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范围。从长远来看，只有把笨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农业）实行机械化、自动化，才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控制人口增长显然有利于加速这个进程。具体说来，控制人口增长，就能把少抚育新生人口而增加的积累资金用来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增加固定资产，同时由于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因而能迅速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装备程度，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一步。
第二，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尽快提高广大妇女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她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民生活水平低，特别在一些农村，由于商品经济、公用事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生活重担大部分落在妇女的身上，使得不少妇女的精力和时间全都用在最基本生活需要上。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妇女几乎没有文化生活，更谈不上业余爱好。这样的生活水平既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也限制她们视野和才能的发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各个家庭的孩子少了，可以保证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广大妇女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面貌都会大大地发生变化。
第三，控制人口增长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现代化创造条件。控制人口增长可以腾出资金、物力用于发展能取代家务劳动的消费品生产（如各类食品加工厂、服装鞋帽厂等），发展公用事业和兴办各种生活服务业。这样可以加快为城乡家庭提供大量省力、省时、高效、廉价的现代化家庭用具，如洗衣机、电冰箱、缝纫机，等等。所有这些将使我国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国男女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但是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
我国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就业和教育上。旧中国在2.7亿妇女中，女职工只有60万，约占全部职工的7.5%。男女职工的比例是12∶1左右。到1979年，女职工人数已超过3000万，在许多行业中女职工占大多数，纺织工业、美术工艺和医疗卫生等部门妇女都超过一半。占劳动力最多的农业妇女，被称作“半边天”。妇女就业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那就是女职工至今还只相当于男职工的一半，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大学教授、高级科技人员中妇女的人数还很少。中小学女教师能占到全体教师的一半，大学助教、讲师中女的只占26%。
旧中国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很少，90%以上是文盲。解放时，我国五亿多人口中，大学生11.7万，中学生104万，小学生2439万，已是少得可怜，但女学生的人数就更少，解放前最高的一年女学生在小学只占1/4，在中学只占1/5，在大学只占17.8%。今天我国有小学生1.4亿，中学生6000多万，大学生已超过100万，比解放前多几倍到几十倍。在法律上男女都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女学生在小学还未能占到一半，在中学则降到40%，在大学则只占到1/4左右。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
造成男女在就业和教育上不平等的原因很多，但是人口增长快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解放后平均每年出生2000万，其中有十年超过2500万。从宏观来看，人口增长这样快，不能不超过我国就业安排的能力和各级学校容纳的能力；从微观来看，家庭人口多，势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在多子女的家庭，有些子女不能继续升学或不得不中途停学，以帮助家里劳动或参加工作补助家庭收入。目前我国学龄儿童能入小学的90%以上，但读完五年毕业的只有60%，其中30%就是中途停学的。在我国目前还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社会习惯势力的情况下，在学龄青少年停学人数或劳动适龄人口待业人数中，妇女人数多于男子是很自然的。显然，人口增长快是不利于我国妇女进一步解放的。如果人口的增长得到有力的控制，每年出生人数大幅度减少，国家就有能力吸收更多学龄男女青少年进入各级学校，各个家庭也有更好的条件保证青少年学习到毕业，而从各级学校毕业的适龄劳动男女青年，就能有计划地被安排到各个工作岗位，这样持续下去，男女在教育和就业上的不平等就会逐步消除。
我国男女事实上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务劳动太多。而家务劳动量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子女多少。一个多子女和一个少子女的母亲受家务拖累的程度是显然不同的。我国解放后有20多年一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5个左右，这不能不是我国一部分妇女被家务拖累的重要原因。第二，作为一种天职，妇女承担的一些母性职责，如妊娠、生育、哺乳、抚育子女等，即或有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广泛的社会服务也不能取代，很多仍得由妇女负担。从妇女解放的要求来说，我国妇女也必须自觉地限制自己的生育，否则参加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要受到限制，男女事实上不平等还不能真正消除。
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需要批判重男轻女的思想。我国推行计划生育，主要是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变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在这点上计划生育的宣传同妇女解放的宣传是完全一致的。
在生育上重男轻女并不单纯是个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我国除了在宪法第五十三条对男女平等权利，男女同工同酬和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个总规定外，还有更具体的法律规定。例如，从今年元旦起施行的新婚姻法，就有许多在家庭关系方面的男女平等的条文。如“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此外在劳动、教育、住房分配等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男女平等权利的规定。
所有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的条款，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必然会逐步消除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和各种具体顾虑，这既有利于计划生育的顺利开展，也将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中国妇女的解放。
（本文系1980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妇女问题讨论的英文发言稿，1980年中文版，刊登在《人民日报》，1981 01 20）
正确看待新形势下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在本质上是个发展问题。它对各国发展的作用大小不一、方向不同、后果也不一样，我们在借鉴各国经验时必须注意。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我国当前的人口状况与新中国成立时不同，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但基本的国情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不能背离。
一、控制人口的意识不能淡化
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曾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从70年代起，我国果断地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人口增长率由过去高达25‰降到了2003年的6‰，生育率由过去高达一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下降到现在的更替水平（指一个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子女以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全民人口意识普遍有所提高，为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人口增长具有渐进性、周期性和惯性的特点。在增加的初始阶段，人们往往难以察觉，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周期性和惯性导致高增长时，就积重难返了，解决起来非常棘手，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般来说，在生活比较贫困的时候，大多数干部包括一些学者，容易认同控制人口的政策，但在初步摆脱了贫困以后，尤其是在我国总体进入小康水平以后，要让人们始终保持持久的控制人口的理念则比较困难。
现在，人口意识淡薄的问题已露出端倪。一些人对我国继续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不理解，对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要稳定低生育水平颇有微词。
一曰，我国物质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已不像以前那么不相适应了。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年平均增长9.4%，人口增长一路下降，2003年已降到6‰，有的地方接近零，人口对提高人均GDP的作用已无关宏旨，人均观念已不那么重要了，人口增长并不妨碍经济增长。
二曰，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来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和老龄人口负担的沉重已难以避免，提高生育率势在必行。
三曰，近年来我国在持续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越来越偏高，不利于社会发展，只有放宽生育才能缓解，等等。
这些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忘记了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对于我国人口仍在继续增长、生育率仍然存在反弹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对于我国控制人口的负面影响估计得过于严重。此外，还有四个认识问题必须加以澄清。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和人口增长减缓仅仅反映了两种速度差距的缩小，并不等于说我国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已经很适应了。由于人口的惯性增长，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我国人口才能实现零增长。在今后30年，人口作为人均指标的分母作用依然不可忽视。我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突破1000美元，但仍排在世界100位以后。我国的奋斗目标是在2020年建成惠及全体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3000美元。人口规模及其增长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人口增长哪怕有千分之一的松动，十几年累积下来就要多几千万人，人均GDP就有相当大的差别，实现目标的时间就会相应推迟若干年。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大大快于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发达地区），但并不能说明我国人口多不妨碍经济增长，也不能说明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了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资源、环境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将长期存在，局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不能说明全国的协调。
第三，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存在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城乡仍存在大量过剩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实现就业常常成为两难问题；二是城乡和地区之间人口收入差距扩大，提高生育率不利于差距的缩小。这表明，经济高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与人口的增长相协调。
第四，虽然随着生育率下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等新问题，但我国人口系统中第一位的问题仍然是数量。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只有降低生育率这一条路。老龄问题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前瞻性问题，现在还处在做好应对准备的阶段。放宽生育率对于缓解老龄化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口健康素质等。婴儿出生性别比偏高同样要靠综合治理来解决，放宽生育率不是根本之策。
总之，人口过多仍是我国的重要问题。2000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大决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如果过早地放松控制人口的政策，就很难避免人口数量增长的后果。这是一个事关我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慎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