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和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个指示把人口问题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也把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来龙去脉、利害得失、发展前景和解决的战略，还有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明确，而这些都需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一、以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
邓小平高瞻远瞩，从人类发展的规律和我国干部队伍老化的角度提出世代更替和社会继承的重要性。一方面指出，“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建立退休制度，就会影响国家的生气”，不解决“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和干部老化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由于他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新老交替的命题并身体力行，就使我国对干部老化现象继而人口老龄化获得广泛的共识。
邓小平多次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出发，支持计划生育，赞扬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论述，在理论上回答了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根据我国国情作出的历史选择。邓小平所强调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指明了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采取的立场，即，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相一致的立场。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看待和衡量人口老龄化的利害得失以及对策正确与否的价值标准。
二、邓小平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为中国的养老模式和老龄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三步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指出了中国“未富先老”现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一个实际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为中国养老模式指明了方向。现阶段老龄问题必须着眼于深化改革，保持安定，促进发展这一大局，但也要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在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上，既要学习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科学成果，又不能盲目照搬外国本本。要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的实践提升为理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研究。三、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出了我国解决人口老龄化物质前提的方向和途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指出了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使劳动者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剩余产品、更多剩余时间，这是解决老年人物质需要、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的根本所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命题，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达的生产力同财富的公平分配能够正确结合，从而为使老年人得到国家的物质帮助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了根本保证。
四、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伦理道德建设的论述，是老龄社会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两根支柱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它保证在老龄社会中，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广大人民都能自觉参与社会各项活动，实现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使老年人在不受年龄歧视的环境中度过积极的有价值的晚年。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是老龄社会良性运行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此外，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老年福利等各项改革和创新都需要法律的保证和“护航”。
人口老龄化出现的矛盾几乎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仅靠法律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伦理道德规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这就需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包括尊老爱幼在内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五、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充分条件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他作出过一系列指示，如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科技、教育、人口、卫生、体育等都要得到发展，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和文明等。社会全面发展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充分条件。
提高人口的健康素质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前提条件。实行优生优育优教，推行全民健身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全民健康教育，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使大多数人能在正常衰老而不是病理性衰老的情况下进入老年，以达到大多数人在老年期都能身心健康，延长健康寿命，提高晚年生命质量。
老龄社会需要通过全民教育获得思想保证、精神力量、智力支持和人才培养。全民教育要求从小培养青少年尊老敬老观念和人口、环境以及遵纪守法意识。坚持终身教育，开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保护、自我保健意识，培养老年人自尊、自立、自强精神。
（本文原载《中国人口报》，19980415）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多学科视野【8】
欧盟经合组织经济部经济调查主任科龙扎伊在2004年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中国将在今后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为突出，对中国居民的储蓄、生活方式、经济增长等领域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政府今后将作出很多调整以适应老龄化方向。虽然经合组织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人口老龄化问题，但该问题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应及早做好应对准备。”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老龄化作出这番谈话，充分说明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个积累过程，如果不能防微杜渐，轻则数以亿计的老年人会陷入相对贫困化和生活质量下降，老年人群体会边缘化，重则危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文明的延续和继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待我国如此严峻和紧迫的老龄问题更应如此。而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正确地认识老龄化，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历史演进及认识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人口老龄化一无所知，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和1964年人口普查期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由7.3%下降到6.1%。在这一阶段人口不但不是老龄化而且是年轻化，因为老年人的比例下降了。所以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起始于60年代中期以后。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老年人人口的比例攀升到7.6%，199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是8.6%，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进一步上升到9.4%。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已超过10%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转折点，确认了中国在2000年是老年型人口（65岁以上人口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46%）。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龙去脉已经一目了然了。
其实，我国人口老龄化早就开始并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不过在过去是悄悄地来的，人们都觉察不到，但到了90年代以后明显加快。在统计数字上，甚至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感觉到了，但这仍然是我国老龄化“前奏曲”，人口老龄化的主旋律在进入21世纪以后才会凸显。一方面由于21世纪我国人口要求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寿命会进一步延长；另一方面，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并存活下来的大批人口在2010年前后将陆续进入老年期，因而老年人数倍增和比例升高都要比现在更快。各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都大同小异，预计到2015年老年人将超过2亿，到21世纪中叶前后，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4亿以上，占全部人口1/4以上，大多估计认为要达到30%以上，历史将会证明，21世纪中国老龄化程度是很高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这是我国制定21世纪的发展战略和老龄化对策必须考虑的一个客观事实。
人口老龄化的产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如何应对存在着人类的普遍规律，因此必须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成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口转变情况不同以及历史文化传统迥异，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又因适应能力、应对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同样的老龄化水平，各国影响的程度、影响的方面、矛盾化解的能力可能有很大差别，因此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能力，特别是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或者说我国老龄化的特点。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人口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委员会各种会议，特别是1982年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对人口老龄化、老龄问题有所认识并在1982年4月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与此同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机构成员和一些专业队伍的成员出现年龄结构老龄化，特别是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卓有成效地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来，我国妇女生育率迅速下降，相应地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急剧上升。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已经预见到中国人口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并提出可以提前采取措施。可以说，我国对人口老龄化是有所认识的，对它的必然性、重要性和长期性是重视的。从1982年成立“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我国认识人口老龄化开始，至今已有20多年，全党全民的老龄意识已有了很大的提高，“老龄问题”、“老龄化”等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性、重复性、战略性、长期性，业内人士都有认识，但对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老年群体的宏观和微观影响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是不够的，认为不是当务之急而是来日方长。表现在老龄问题还没有真正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许多准备工作，特别是需要长期准备的老龄工作，诸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和基金准备工作，老龄的基础设施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政策法律的制定、新制度和新机制的确立，对应对老龄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如老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制度创新、立法准备、人才准备和社区助老等都大大滞后。
二、突破人口老龄化的理论认识和方法论上的不足，建立多学科研究视野
我国对老龄化重视不够，原因与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不长等多方面的原因固然有关，但与我国对人口老龄化认识不深、看不到它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关系极大，没有正确的理论认识就不可能有相应的行动。我们必须突破我国学界对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理论认识和方法论上的不足，建立多学科的研究视野，正确认识和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
（1）突破人口老龄化研究集中于人口学单一学科研究的现状，加强对人口老龄化的多学科的研究。
我国对人口老龄化在人口学单一学科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老年人口的规模、人口总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少比作了大量的研究，对我国现存的老年人口规模和今后老年人口规模的发展趋势都给出了较为精确的数字，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做的2000—2100中国老年人口数变化趋势的预测等。对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化及趋势、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及趋势、老少比的变化及趋势以及城乡老龄化的差异等做出了较为精确的研究结果。因此，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主要以人口统计指标为依据来说明。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把我国老龄化的特点归结为：老年人规模大，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高龄人口增长更快，高龄化迅速到来，地区间、城乡间老龄化差异大，等等，也有许多人用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高及老少比高来说明我国老龄化的严峻性。
用人口老龄化指标体系来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各种老龄化指标是确定事实或预估事物发展事实，这是真理，是评价事物的客观依据。因此评价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必须从可靠的老龄化指标为标准。但同样的老龄化指标对不同人口的影响后果是不同的。如60岁以上人口达全部人口的10%、15%或更高，对不同国家感受是大不相同的，法国在19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达到这个水平。2002年欧洲60岁以上人口达20%或以上的有25个，日本已高达25%，如果用老龄化指标来说明严峻性说服力显然是不够的，不足以令人马上采取行动，而且中国要达到今天日本的老龄化水平预计在30年以后，因为许多指标是带有人口老龄化普遍性的，如人口老龄化过程必然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快于全部人口增长，高龄人口增长快于一般老年人口增长，高龄化发展快于老龄化等。因此，要深刻理解一个人口老龄化必须认识各自人口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除了老龄化指标外，还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着眼，需要多学科的知识，人口统计学单一学科知识是不可或缺和不可代替的，但显然是不充分的。就从人口方面而言，中国未富先老和中国人口基数大、剩余劳动力多和人口老龄化并存的局面这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很少人提到。此外，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影响是通过其对该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来产生作用的，单纯的人口学单一学科研究不足以透彻深入地说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们必须运用社会学、管理学、行政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来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对我国产生影响的作用过程、作用原理、作用结果，掌握人口老龄化正在和将要对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从出生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出发，把提高生育率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这对中国今天来说不是明智的战略选择。我国的国情决定我国在目前一个时期只能采取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当然，不是认为生育水平愈低愈好。但是提高生育水平意味着每年增加了更多的新生儿、增加了人口总量、增加了人口压力，在我国的资源条件下无助于提高养老能力，而且要较长的时间（最少要两代人左右）新增劳动力才能起到支持或照顾老年人的作用。因此提高生育率决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上策。发展经济、提高社会支持和助老能力以及提高老年人本身应对能力更能立竿见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认识和应对老龄化必须有多层次和多学科的视野。
（2）突破老龄化研究中理论创新不足、多采用西方学者的体系和方法的现状，建立创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和方法。
在论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时，大多是采用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都是发达国家，它们研究老年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老龄化的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拉美的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没有一个是发展中大国。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已有较长的历史，也积累了许多经验、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是具有借鉴作用的，但它们的理论研究产生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国情，社会保障系统已经比较完善，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经济上的保障已基本解决，不像我国仍有庞大的贫困人口，社会保障、保险很不完善，甚至还未建立，特别不像我国这样在二元经济下农村有一个经济上的老年弱势群体，相当一部分人还未解决经济保障问题。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来论证人口老龄化就不能照抄照搬，不然，就不能深刻认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影响的严峻性。
例如西方论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着重从宏观上讲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诸如从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储蓄投资对生产的影响和人口抚养比提高和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很少论述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群体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首先应聚焦在老年群体的贫困、生活质量及其对社会长治久安的影响上。我国刚进入老年型人口，来谈劳动力短缺、影响劳动生产率和投资积累不足，似乎有点隔靴搔痒，自然不会受到重视。从我国实际出发，首先把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老年群体的影响放在优先地位，这是以人为本和“五个和谐”的体现。
其次许多学者论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时常常援引西方学者理论：人口老龄化，导致非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出现劳动力不足，也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这种立论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合理的，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转变和老龄化是相对缓慢的，所以在人口老龄化初期已出现劳动力不足，随着人口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不足更突出。它们的情况同我国的情况根本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同劳动力过剩并存的，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15～60岁劳动力仍高达7.5亿，在2030—2050的20年间，每年平均新增劳动力在1500万以上，认为我国今后劳动力不足缺乏根据也言之过早，不能服人。至于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论点，是机器工业时代对老年人劳动的估计，在自动化、信息化和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劳动生产率受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是公认的。用西方过去的理论说明人口老龄化这一负面影响，仅从老龄化程度高和抚养比高来说明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也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当代人类寿命普遍提高，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同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我国老龄化的形成过程和老龄化的现状以及老龄化对我国产生的影响，与西方国家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此外，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方式也很难照搬照抄西方老龄化国家的经验和方法。因此，我们必须适应我国老龄化的进程快、老年人规模庞大与总人口规模庞大并存、农村老年人口众多且贫困、劳动力过剩与老年人口巨大并不断增长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体系，寻找在我国现存的二元经济体制下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寻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解决之道。
（3）突破老龄化研究中应对能力研究的缺失状况，推进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的研究。
目前用老龄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说明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时大多强调老年人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抚养比高，很少结合我国国家、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应对老龄化能力的大小来谈，这就是言不及义，未说到点子上。因为同样的老年比对不同国家的压力大小大不相同。例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02年老年人口已占到香港人口的15%，比我国大陆地区10%的比例要高得多，但香港对老龄化的压力比大陆要轻得多，因为香港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大陆近10倍（按1998年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计算），老年基础设施、老年人才培养、老年人家庭和个人应对老龄化的经济能力（包括私有财产和老年人财产收入）比大陆要强得多，又由于老年人普遍有社会养老金，所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在经济上远不如大陆突出。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又涉及多方面：如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和多层次：即国家、政府、社会（包括市场和机关团、NGO等）、社区、家庭（含亲属等）和个人的应对能力。
从宏观和微观来看，我国目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是很低的。从生产力来看是未富先老，综合国力很弱，我国GNP在改革开放前只占世界GNP总量的1%，到1998年也仅占全球GNP的3%左右，即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NP也达不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我国要抚养的老年人占世界老年人的1/5，到2030年后要抚养占世界1/4的老年人。如果按全球GNP同全球老年人数的比值为标准，或用单位GNP供养多少老年人来比较的话，中国老年人无疑是世界上最贫困至少是属于世界最低收入之列的，而且这一状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易得到根本改变的。另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经济转轨、转制，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各项社会体制诸如社会保障机制、社会养老体制、医疗保障体制、社会助老体制、老年法律体制、老龄福利制度、社区助老机制、老龄产业体制等还未建立起来，由于公共资源的不足，投入到老龄事业中的比例只能是有限的，而且还常常是捉襟见肘、难于兼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能力还是很低的；就老年人的个人和家庭来说，当代已进入老年的城乡老年人总体来说应对老龄化的能力是较低的，经济、健康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这代老人基本上没有财产收入，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我国城乡老年人收入来源中，来自财产收入的只有0.3%。农村老年人缺乏必要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贫病交加的不在少数。城市老年人的状况虽然比农村老年人稍好，但也面临退休金较少或不能及时发放、医疗保障有时难以兑现、收入同现职职工和中青年的差距日益扩大等现实状况。这些都是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严峻性必须考虑的。
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下，在国家政策主导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加速生育率下降，加快老龄化进程中出现的；另一方面，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针指引下，在我国经济转轨、转制，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国家、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各个层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青黄不接，产生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还较弱的严峻局面。因此，必须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状况，在研究人口老龄化时，加强对应对能力的研究，在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和紧迫的状况下，寻求应对能力不断提高之策，从应对能力的角度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