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回避和改变的人口发展过程。对此，人类只能因势利导，从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和分配制度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使其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学者据此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是超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我们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属于世界上过度人口老龄化类型。在这种形势下，健康老龄化意味着将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之内。
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发达国家已表现得很突出。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目前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71】。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社会活力、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否受到了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影响，由于其历史较短，尚无定论【72】，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影响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如英、美、法等国对老年医疗保险和退休金支出已感到难以承担，几届政府都试图削减或已经削减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因此引起很多社会矛盾。可以说，这些由老龄化引起的社会问题当然不是健康老龄化的状态。
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也有表现。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是世界上公认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退休职工的增长速度快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的一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86—1992年退休职工年平均增长率为6.8%，同期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职工队伍的人口老龄化使退休人口急剧增加，对我国退休金的供给产生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经济效益出现波动，退休金的提供也随之受到很大影响，某些企业不能保证全额支付退休金和医疗费，致使老年人的经济、医疗保障得不到落实。凡此种种老龄化导致的社会问题以及代际矛盾问题都说明我们现在还远未达到一种健康老龄化的境界。因此，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保证老龄化过程中社会的良性运行。
我国将在未来三十几年快速达到极高的老龄化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协调意义上的健康老龄化，一方面要依靠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调整、改革和完善社会分配制度，建立合理、有效的再分配体制，从而保证我国顺利、平稳地度过人口老龄化高峰期。
健康老龄化是一条对付人口过度老龄化的有效途径。在健康老龄化过程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余寿中的带病期大大缩短，继续工作的年限延长，其智力和技术释放期也随之延长，由于衰老而造成的老年人社会功能的衰退减缓，老年人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自强自立，实现老年群体自助。这样，由于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参与社会能力的增强，将使“老有所为”获得更广泛的含义和更新的内容，进而使老年人的生活摆脱目前的消极沉闷状态，实现其生命力的第二次释放而步入人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实现健康老龄化可以最大限度地补充由于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技术更新不受影响，或将这种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这也正是我们大力提倡健康老龄化战略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四、健康老龄化的基本对策
推行健康老龄化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实现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从这一目标的基本要求看，健康老龄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社会成员中庞大老年群体的绝大多数人是健康长寿的，并过着有尊严、有保障的物质和精神生活；（2）社会发展不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并使社会生活充满活力；（3）社会和家庭的代际关系和谐，各年龄群体的人口协调发展，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
为此，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除了加快经济发展之外，我们至少应在发展对策上突出以下三点。
第一，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建立适应快速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老年保障和服务管理体制。近年来，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有了一定的转变，但在新形势下，老年社会保障还缺乏实质性的措施出台。应该看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老年人问题更具有社会性；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属于社会的弱者群体，需要由政府给予保护。这就决定了由政府承担老年社会保障职能的必要性。同时还应看到，在企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老年人保障是不能走向市场化的，而主要应由政府来承担责任。
第二，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平的再分配体制。老年人需要获得满足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再分配制度合理的程度。而社会再分配在老年人身上的体现必须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健全和完善，特别是社会发展成果中老年人应享受的份额还没有完全得到社会的承认。从国内外的实践看，老年人问题的解决除了要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合理、有效的再分配体制。否则，即使经济再发达，如果社会再分配体制不合理，那么社会弱者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社会发展成果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也不能实现良性运行。只有经济的增长而缺乏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和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经济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同步。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有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再分配制度。就医疗资源的分配而言，医疗保障的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医疗保健，老年人是医疗保健需求的最大群体。因此，通过社会再分配的合理化途径实现有效的老年医疗保健，是健康老龄化的必然要求。
第三，提高人口素质，为实现健康老龄化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健康老龄化的直接目标是实现社会大多数人的健康长寿，并进而实现社会的健康、良性运行。如果整体的人口素质不高，就不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实现健康老龄化。因此，必须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在进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各个阶段都注重培养其健康素质。这与我们“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亦完全吻合。老龄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73】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法回避，但是，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是可以选择的。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在面对共同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对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具有世界的普遍特征，也有中国的特殊性。李岚清同志指出，在中国，“老龄问题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解决得如何，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根据最近两年来“法轮功”邪教在中国的肆虐致使一些老年人受骗上当的实际，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基础上提出“老有所教”，强调要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是应对老龄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
老龄问题主要包括老年人生活中的物质需求问题以及老年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文化需求问题。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老年人物质支持的日益完善，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将逐渐成为老龄问题和老龄社会中的主要矛盾。
第一，老年人需要精神文化生活。国内外研究表明，科学的、良好的精神文化生活是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的前提和根本保证。现在的许多老年人，由于出生和成长于旧中国，身体状况较差，到晚年时社会保障体系又未完全形成，物质需求成为这些老年人生活的主要需求。但是，随着经济保障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就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老年人参与老年大学、老年活动站、老年阅览室、老年健身活动等方面的人数与日俱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21世纪前半期进入老年的人群，多数出生于新中国，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较充裕，身体健康，思维活跃，具有积极的参与意识和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设想，健康的、丰富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生活，将会成为21世纪老年人的主要追求。
第二，老年群体需要精神文化生活。老年群体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是直接影响到社会能否良性运行的大问题。一般来说，老年群体是相对脆弱的群体，经济脆弱、身体脆弱、心理脆弱。在尚未完全形成“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意识之前，经济上分配不公、政治上忽视老人、观念上歧视老人、情感上淡漠老人等都可能造成老年人的心理不平衡，从而不利于代际关系的协调，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甚至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提高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就是要充分利用先进文化武装人、教育人、塑造人、鼓舞人的功能，使老年人能够正确认识社会、参与社会，既能摆正个体利益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赋予的权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建立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良性代际关系。
第三，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精神文化的面貌。在我国传统社会，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主要融汇在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之中，“老有所养、老有所终”既是老年人的精神向往，也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社会道德的写照。在当代社会，尊老敬老以及老年人的精神风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老龄社会，老年人的精神文化追求，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精神状态。本世纪，我国老年人将占到1/4，庞大的老年群体所引发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将会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健康的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必将促进老龄社会的不断完善。
第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健康的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在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关心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一直不如关心老年人物质生活。即使有所关注，也局限于个体心理角度，自觉地从群体和社会角度解决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问题，至今还未完全提上议事日程。我国提出老龄化问题还不到20年，党和政府便能够从战略高度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与社会主义制度强调集体主义有很大关系。解决好这一问题，将是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我国人均GDP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但国外老年人和许多老年学家都很羡慕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安排，这是因为我国不仅重视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同时也很重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事实证明，对于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健康科学的文化不去占领，封建迷信等消极、腐朽的东西就可能乘虚而入，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是我国政府应对老龄问题的一项战略性决策。这一战略选择发挥了我们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形成的政治优势，植根于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重视国家、家庭稳定的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诸多西方老年学家都谈到精神文化生活在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他们一般都局限于老年个体生理、心理角度，而且多属于学术研究范畴。这一问题由政府倡导、作为政府决策提出，我们中国是第一家。
这一战略性决策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提高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就是强调正确的理论、思想对人们行动的指导作用，强调在解决老龄问题方面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继承和发扬了党的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我国政府提出的提高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问题，对解决世界性老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这一提法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健康的内涵。要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健康的内涵就不应仅包括生理健康，还应包括精神健康、心理健康、思想健康、情感健康，以及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一提法还体现了对政府作用的重视。解决老龄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而必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兼顾公平的职能。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强调了政府在解决老龄问题上的重要作用。老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老年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长治久安和安邦定国的大计。只有从这个高度认识和解决老龄问题，才能在应对老龄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三点理论思考与三大支柱产业。
一、对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三点理论思考
（一）老龄产业的界定
“老龄产业”的概念已经提出来有快十年的时间，但对老龄产业如何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定论。
老龄产业属于一种综合性的产业。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老龄产业的内涵是一切为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的总称，其外延至少包括家政服务业、医疗护理业、保险业、老年理财业、老年休闲娱乐业、老年用品、老年旅游、老年教育、老年心理咨询等行业，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老龄产业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生而产生的，人口老龄化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在家庭范围甚至小社区范围内已经难以得到满足，必须由社会和市场为其提供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促进了老龄产业的产生。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新的人口现象，老龄产业也是一个新的产业概念，我们绝不能用传统产业的眼光来理解老龄产业。
（二）深入认识老龄产业的性质
“老龄产业”这一名称，是比老年人产业更加准确和科学的提法。老龄产业是一个与所有年龄层都有密切关系的概念，绝不只是老年人的产业。老龄产业中的人寿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住房和保健等，都是从中青年时期就应该加以考虑和筹划的，其服务和效用贯穿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的整个过程。而且，老龄（aging）一词本身有增龄的涵义，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能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它。
老龄产业名为产业，必然是走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老龄产业是我国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老龄社会事业、老龄福利事业、老龄慈善事业等主要依靠国家、企事业单位、社区、慈善机构、NGOs（非政府组织）进行投入的老龄事业有着本质的不同，老龄产业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老龄事业中利用市场机制运作的一种制度安排。
我国老龄产业发展有其特殊性，既要利用市场，又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宏观调控。老龄产业走市场化道路，不等于把老龄产业完全交给市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我们发展老龄产业必须“两手抓”，一个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另一个则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一方面，我国老龄产业刚刚起步，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制度保障、财政投入、税收优惠、费用减免和其他特殊照顾，这符合国际上对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扶持惯例。另一方面，我国属于未富先老的国家，老年人在经济上属于弱势群体，有很多老年人还非常贫困，需要依靠社会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市场，将很可能出现价格过高老年人难以承受，企业经营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损害老年人利益等情况，不能很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这就违背了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本来目的。
（三）老龄产业是新时期的朝阳产业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发展，我国老龄产业已经蓄势待发，老龄产业已经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因为：
第一，进入21世纪，我国的和平崛起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已经受到了举世瞩目，2005年我国的GDP已经达到2.24万亿美元，改革开放前我国GDP只占世界的1.8%，现在已经接近5%，居世界第四位。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显著提高，这为我国老龄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内需的继续启动和国内市场的繁荣，老龄产业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第二，我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形势已经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老年人口有4500万，到现在达到1.4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不到200万。而从2010年开始，新中国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将进入老年期，今后每年平均增加600～800万老年人，是以前老年人增长速度的3～4倍。更为不同的是，这部分即将进入老年期的人群和以往老年人群相比，对市场需求有质的不同。
第三，我国发展理念的转变为老龄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国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五个统筹的要求，最近召开的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建设和谐社会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必须把老年人利益考虑在内，而构建和谐社会也离不开老年人与其他人群的代际和谐，这些发展理念的转变对于促进老龄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四，我国为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而自觉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对此，政府曾许诺采取措施解决人口老龄化给家庭造成的困难，这意味着政府对应对人口老龄化负有重大责任。控制人口增长在宏观上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但微观上却造成了许多家庭的养老困难，国家虽然制定了许多针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但还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老龄产业，利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资源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发展老龄产业是实现人道主义和发展两大问题的双赢战略。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将老龄问题分为人道主义和发展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说过，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发展的双重负担。我国现阶段发展老龄产业是实现人道主义和发展统一的必由之路，老龄产业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群特殊需要，还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岗位，优化产业结构，同时能够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代际反馈，老龄产业将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
二、我国老龄产业中的三大支柱产业
（一）老年服务业是最典型和最大的老龄产业
老年人的需求是老龄产业发展的根本基础，而老年人的主要需求是养老服务需求。目前，我国约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3亿，这就是一个潜在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巨大市场，可以预见的是，养老服务业将是未来最大的老龄产业。
养老服务业范围极广，总的来看，养老服务业的重点是生活照料和老年长期照料护理。老年长期照料护理（Long Term Care，简称LTC，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是指老年人由于其生理、心理受损生活不能自理，因而在相对较长的一个时期里甚至全部生命余寿中都需要别人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广泛帮助，包括日常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照料，医疗护理照料中既有在院的临床护理，也有愈后的院外或居家护理，还包括康复护理和训练等内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伴随着高龄化的加深，目前我国已有高龄老年人1636万，预计到2020年达到3067万，2050年将接近1亿，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超过6%，可见老年长期照料护理的需求市场是很大的。
发展老年长期护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首要问题是经济保障。对于我国而言，目前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可以部分为老年长期护理融资，但由于其融资能力有限，而且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本身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它们不能替代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建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二）老年理财业是新兴的老龄产业
传统养老模式的改变带来了养老服务业的崛起，而传统养老资金筹集模式的转变则促进了一个新产业的产生——老年理财业。目前，我国部分老年人除消费之外已经有了一些积累，其财产情况比以前大有改观，客观上具有理财需求。而且，我国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特点是“低水平、广覆盖”，这就要求人们从中青年开始进行储蓄作为养老补充，个人要部分为将来的养老负责，因此，他们必须对自己用于养老的资金进行科学的管理，这也是老年理财业兴起的根本原因。老年理财既包括老年人的理财，也包括中青年为了养老而进行的理财，其范围很广，除了银行、保险、金融咨询以外，甚至以房养老、老年房产“倒按揭”都属于老年理财的范围。之所以把老年理财作为老龄产业的三个支柱产业之一，是基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老年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老年理财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宝贵机遇。现在，我国城市老年人平均年收入已经达到8496元，人均储蓄额为8573元，我国老年人特别是城市老年人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个人财产，这是理财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已经达到18364元，是老年人的2倍以上，等他们进入老年期（大概2020—2030年），对老年理财业的需求将更加旺盛。
二是老年理财业发展相对滞后，但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目前我国老年理财产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产品来看，针对老年人的理财产品非常少，老年人的手中的余钱除了定期储蓄和购买国债外，几乎没有别的投资渠道。此外，有的老年人选择把钱投入基金和股票，希望从二级市场获得收益，有的老年人购买了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还有的购买彩票，但总的来说，这些产品并不适合老年人，存在风险太大、管理不规范等缺点，还需要不断改进。
三是老年理财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其他老龄产业的发展。我们之所以非常重视老年理财业的发展，还因为它的发展是其他老龄产业发展的良好保障。老年理财业是帮助老年人管理收入和财产的，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财产保值增值，为老年人养老做出合理的收支规划，减少不确定风险。
（三）老年休闲文化产业大有可为
老年休闲文化产业是老龄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老年大学、文化教育、旅游娱乐、文体活动和媒体广播等，这项产业之所以大有前途主要是因为：其一，我国老年人健康寿命不断增长，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1岁，部分大城市已经达到80岁，其中大部分时间身体健康，愿意而且能够积极参与社会休闲和活动，这是老年休闲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其二，老年人与其他群体相比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其三，这一代老年人和即将进入老年的一代人，其知识文化水平和受教育年限比过去一代要有优势，其对文化休闲的需求也比老一代更大。其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小康水平，在经济生活上更加富足以后，自然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老年休闲文化产业对于促进广大老年人健康长寿，节约社会医疗护理开支，使更多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作用。发展老年休闲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因为老年文化休闲产业和中青年文化休闲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不存在资源竞争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以老年旅游业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以前，旅游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的事情，老年人的旅游消费并不活跃，旅游意识也没有形成。近些年，随着我国老年人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老年旅游业开始逐步兴起。老年人在旅游时间安排上相对比较灵活。因此，老年旅游能够错开“五一”、“十一”黄金周和春节旅游高峰期，这样，对老年人来说，不与中青年人竞争旅游资源，可以在旅游价格上得到实惠，而对旅行社来说则可以填补其旅游“淡季”的空缺，增加经营收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双赢的结果。
（本文原载《中国老龄》，2006（11））
实现健康老龄化关键靠自己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多强健。我今年85岁，虽说在中国算是高龄，但在发达地区，在当今这个长寿时代，活过80岁的老军人已超过5%。相比之下，我这个年龄也无过人之处，前两年我被评为市、区的健康老人，现在还能讲课，在每年都指导几名博士生。每年公开发表的文章、论文不下十篇，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很少由别人代笔。每次我在给境外一些官员或职员讲课时，在课前或课后总有人问我如何能保持健康，做到思维清晰、声音洪亮、健步行走、对答如流的。我慢慢开始从个人保健实践经验和从事社会老年学研究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经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经常在曼谷亚太经济理事会几个办公室开会，同办公室的女秘书和年轻官员都很熟了。记得有一天开会后等待参加一个晚宴，被十几位秘书围住，让我谈中国的保健经验。她们说，你来曼谷十几年了，你同十几年前的模样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她们问中国有哪些养生保健品能抗衰。
她们把我问住了，我说不知道，我不吃补品，主要是生活规律有序，工作时勤用脑。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天早上坚持运动，或是跑步；或是太极拳；或是做自编的早操，能持之以恒。我还告诉她们，家族也没有长寿史，我得出“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动补”的结论。
一、决定人类寿命长度，遗传和环境都重要，但当代主要取决于环境因素
我是从事人口学、老年学研究的，很早就把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ing）介绍到中国，并在《人民日报》、政协会议上宣传、推介。在倡导健康老龄化时，我首先考虑的是，人类健康长寿的决定性因素遗传和环境哪个更为重要？这个问题困扰科学家一两个世纪，如果认为遗传因素或基因（长寿基因）是决定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先天就决定了，后天似乎无能为力。我对长寿基因决定性作用持怀疑态度，我家族没有很高寿的，我也看到过许多高寿者的父母一代或祖辈并不都是高寿；有人说相关系数很高。
2002年，我参加在马德里举办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听到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说到健康和寿命的决定性因素时提出，人类在20世纪平均寿命延长了30岁，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直到最不发达地区均如此。人类一个世纪共长了30岁，几乎同人类起源到20世纪寿命总长度一样。谁都知道人类的基因变化不是按世纪计算，是按物种进化、按亿万年计算的，人类在一个世纪寿命增长了30岁，充分说明决定20世纪寿命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环境的变化。不难明白，20世纪是迄今人类生产力发展最快的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类进入长寿时代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不能认为遗传因素对健康长寿就不起作用，人类能进入长寿时代，关键是人类物种这个遗传因素，许多其他物种不能活得这么长（除个别的动物，如鱼、象等比人类寿命长外），说明遗传因素还有决定性的一面。目前，人类寿命平均最高只有80岁，对健康长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环境因素，到将来寿命更长的时代，遗传可能起作用更大。
二、环境对健康长寿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深远的
影响人类健康长寿的环境因素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是宏观环境，包括诸如生态环境、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涵盖很广，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居住环境、医疗获得的条件等。一个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空气、水体、土壤等都遭到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老年群体的健康是受害的。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使老年人健康面临三大威胁：
一是生产力水平低，必然有一部分人面临营养不良，这是对老年人健康的最大威胁。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预期寿命就可以看出，以联合国公布的2000—2005年为例，发达国家是75.6岁，发展中国家是64.1岁，最不发达国家是51.4岁，差别很大。我国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71.2岁。我国平均寿命迅速提高是事实，但这里而掩盖了巨大的城乡寿命的差别，和东、中、西地区的差别，城乡平均寿命最少差5岁。我国粮食产量能够基本自给，但人均平均原粮只有360万公斤，由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我国贫困地区总有部分人达不到保证2600卡路里热量，世界粮农组织就认为中印两国有一部分人口营养不良。
二是经济不发达必然导致缺医少药，特别是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差别很大，医药费贵，造成一部分老年人有病不能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造成贫病交加。我国城乡居民有病获得的医疗距离太远，这些都是影响健康长寿的因素，而且我国的医生、护士、病床与实际需要差别很大。
三是经济不发达必然导致文化教育落后，不利于健康教育、健康促进。
以上是从宏观的角度来概括影响健康长寿的因素，我们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改变大环境，创造有利于提高健康水平的外部环境因素。
三、健康长寿的宏观条件满足后，健康长寿的关键就是自己
实现健康长寿是健康老龄化的目标，使老年人活得更长、更有活力，能工作的时间更长，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压缩到人生最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实现健康老龄化首先要实现有经济保障的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关键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现在很多文献都说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在健康长寿中占到60%，这些都是估计数字，现在医学统计还未到这个程度。有的人为了强调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心理平衡就占到一半。我在泰国时，总结“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动补”，后又补充“动补不如心补”。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编纂了《人生百岁不是梦》，说明健康长寿是可望也可即的。我们从百十位百岁老人的生活方式，看各位嗜好食物、喝酒等的人都有，看来个体差异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百岁老人都比较勤快，所以我们概括出“勤者寿”。我们也发现所有老年人都是与人为善的，大概“仁者寿”具有普遍性。一个人在与家人、朋友、同志相处时，常常闹别扭，肯定长寿不了，所有百岁老人都是乐观豁达的，所以“乐者寿”也是至理名言，终日愁眉苦脸的人很难高寿。
现在国内外大学研究证明，知识能使人长寿。在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老龄大会上，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说：“知识比医疗条件、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对健康更为重要，有人说许多人死于无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知识背后隐藏有工作、收入、生活方式的差异。”我认为“智者寿”也是有道理的。
（本文原载《养生大世界》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