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天晖（《北京青年周刊》记者）
曾经在长达一年有余的的时间里常常通过电话采访郑莉，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论或剖析新闻人物的心理。言语中她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世人的悲悯以及讲解的耐心程度一直令人惊叹。之后采访的次数少了，却不自觉的开始关注她的专栏文章，平实的话语总带着关切，好像老朋友般在与你诉说着来自生活的体会与感悟，用一个词来形容便是“温暖”。
对于素未谋面的人总会不自觉的贴上许多标签来表明自己对这个人的认知，“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心理学作家”等等都是郑莉在媒体上惯常使用的头衔，待见到这位飘逸且充满阳光的女子，“头衔”、“标签”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她的本质。很少有人知道心理从业者都是如何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有趣的是，郑莉走进心理行业完全是出于原发性的想法，她说，“从小在朋友身边我就扮演咨询师的角色”，从十几岁开始就觉得自己适合做一番心灵的事业，适合做心理医生”。从那时起，郑莉就开始关注于无所不在的“爱”，几乎整个采访也都围绕着这一主题，于是对她最好的形容莫过于“爱的心灵信徒”。
从孩子身上发现爱的缺失
Q：你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心理咨询师么？
郑莉：我本科就攻读心理学，四年下来，发觉自己已经被心理学丰富多彩的研究而深深吸引，那相当于在丰富而多元的人性海洋里游泳。那时，不论是精神分析学派，还是人本主义学派，我都阅读了很多书。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探讨人如何能够在无条件关爱与接纳的环境下自我实现、自我成长。
我毕业后做了中学的心理老师，自己开设了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叫“心晴小屋”，专门做关于孩子的心理研究和咨询，也做一些活动课程。当时，学生身上的心理问题很大，比如，我辅导过一些孩子来自问题家庭，有些比较孤僻，在同学之间不太跟别人说话，以自我为中心。他们需要心理老师付出更多的关爱，帮助他们走出自我中心和孤独感，适应团体生活。
Q：你如此年轻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孩子会不会觉得棘手？你采用了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们？
郑莉：来咨询的孩子有的是班主任带过来的，有的是主动来的。我的辅导还蛮有作用的，起码孩子能把自己的心门打开了，在自我成长和人际交往上得到一个良好提升。
我觉得心理干预应该从小学或者中学就开始。曾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个孩子，父亲给他取了一个功夫巨星的名字，他很喜欢用打人这种方式处理矛盾，他有什么不高兴就会打同学，别人都不喜欢他。我对他做了个体干预，发现其背后有家庭教育的问题，然后到他家里做家庭治疗。原来孩子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不高兴就打孩子，孩子学习了这种处理问题和情绪的方式。后来这种干预还是有效的，他的父亲从自己开始改变，学习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孩子的攻击行为也降低了。
Q：也就是说孩子的问题很多都来源于父母？
郑莉：大人心里有一些压抑的情绪，他自己没有办法通过沟通的方式正面梳理，比如去找朋友消遣、倾诉，或者去找专家咨询，很多都发泄在孩子身上了。父母情绪处理的不当，让孩子的心里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我刚给《北京青年周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叫《从药家鑫看这个时代的低情商病人》。药家鑫杀人事件就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父母严格的教育，他爸爸是当军官的，他曾经被父亲鞭打，还被关在地下室里，这导致了他学不会正确的应急情绪处理能力，从而做出极端的行为。
Q：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当心理老师有没有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学校里老师的身份会赋予很多责任。
郑莉：我觉得我还好。我是早熟型的人，我喜欢反省和沉思内心。我从小就比较爱看书，比如毕淑敏、刘墉、艾略特、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喜欢通过阅读去接近内心世界，并在心灵作家的带领下去自觉成长。关注自我、再开放自我，这是一个过程。有很多人关注自我，但是没有开放自我给周围的世界，就活在自我中心里面，不觉得需要和人沟通，有轻微的孤独症。这就不利于自我以及世界的对接，长期下来就会产生心理障碍。
Q：这种自我成长的觉悟是从何而来的呢？跟对爱的信念有什么关系？
郑莉：其实也来自于父母。虽然我家也不是特别圆满，但我父母在爱的方面比较坚定。他们也说不上富有，但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我身边，挺包容我的。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大舅、小舅他们都会给我的成长很多爱与鼓励，从来不会打击或者压抑我的本性。
所以我认为自己对爱的信仰是很坚定的，我才不会相信没有爱呢。我遇到家庭破碎的来访者，我会跟他讲，你的配偶不是不爱你，他可能在用最大限度的爱来爱你，可能只是方法不恰当。我身边遇到的哪怕家庭破碎的人，也能在我身边表现出很坚定的爱的信念。我们互相给予温暖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