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全国人口骤减，经济遭受极大破坏。因为很多州县被藩镇军阀占据，朝廷收不到赋税，国库几乎耗费殆尽。此时出现了一位理财专家，为中唐时期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人就是当时任判知度兼转运使的刘晏。刘晏管理国家开支、税收、盐铁、转运、铸钱凡二十余年，堪称是政绩卓著的财政管理人才。
他精力充沛，头脑机智、灵活，在治理上做过很多改革。比如，他常常出高价招募一些善于活动的人，把他们安置在全国各地观察物价，然后依次传递，即使在边远地方，几天之内就能把消息传到。这样，转运使司就把粮食、货物的价格完全掌握控制在自己手中，结果不但使国家获利，而且百姓也免除了因为物价过高或过低而产生的忧患。
刘晏认为：“要管理好纷繁的事务，其关键是用人的问题，因此必须先派那些机敏、精干、廉洁、勤奋的人。”于是，他把检验账目、出纳银钱一类的事，委派给读书人去做；而吏员只管公文的书写、收发等，不让他们干涉专业事务。他在解释这种做法时说：“读书人如果贪赃受贿，就会被社会摈弃，于是他们重名誉甚于得利，因此大多清廉；而吏员即使清俭，如果长久不能升迁显荣，就会重私利而轻名声，因此大多贪污。”
刘晏对下属吏员要求很严格，即使他们在很远的地方任职，但遵守命令、服从指挥就像在他眼前一样，甚至连起居、说话等生活小节也不敢有所欺瞒。如果有些权贵把亲友硬塞给他，因为这些人有靠山，他就在俸禄多少、升迁缓急上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绝不让这些人经管、插手具体事务。那些交易场、船场、各衙门等重要部门，刘晏必定经过反复筛选，挑出最好的人员去经营，因此他故去后，掌管财赋出名的人，大都是其手下的旧吏。
刘晏还有一个办事特点，就是他为人勤奋努力，不管多繁忙，都是一天的事情一天内办完，决不留到次日，这也是后来的理财者所做不到的。
刘晏认为人口滋衍繁多，赋税自然增长，因此他主张以爱民为先。
于是他在各道设置知院官，把下属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上报，这样转运使司就可以在丰年出高价买下粮食，然后到歉年以低价卖出，有时还用粮食换来杂货供官家运到丰收地区出售，这些不仅有利于百姓，还促进了商品的交流。另外，知院官如果估计到本地区有了歉收的征兆，就预先用公文上报转运司，比如将在某月需要减免多少赋税，某月需要若干救助，到期，刘晏不等州县自己申请，就已及时奏请朝廷实施了，这种应民之急的方法从未误时，不像老办法那样，非等百姓出现流亡、饿死的现象后再去救济。因此，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人口增长极快。刘晏开始任转运使时，全国不过二百万户，到了第三年已增至三百多万户；在他任职初期，国库收入每年不过四百万缗，到了第三年就猛增至一千万缗，他不愧是位出色的理财专家。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卓有功绩的人物，却在建中元年被政敌诬陷，冠以与谋反有牵连的莫须有罪名，最后被德宗下令赐死，家属流放到岭南，人们都为之惋惜，认为这是天大的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