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生于安徽省歙县的一个穷困人家。幼年家境贫寒，供不起学费，塾师方先生看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愿收为弟子，并免收学费代为开蒙。15岁那年，陶行知又被歙县崇一学堂的英人校长发现，免费收他入学。这一时期，他开始形成强烈的爱国爱民意识，在学堂的墙壁上曾题词言志：“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7岁时在一家经馆伴读，不到一小时竟能熟背《左传》四十三行。
17岁的陶行知怀着“医药救人”的思想，独自一人离乡赴杭州，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次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他擅长国文、算术和物理，课余自学数理，并研究王阳明学说。因他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思想影响，改名为陶行知。
1914年6月，陶行知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夏末秋初，他得到金陵大学校长的支持与资助，筹借旅费，赴美留学。学成回到祖国，他怀着“要使全中国人民都受教育”的远大抱负，选择了师范教育工作。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任他为教务长，后改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学教授，先后讲授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开始了他整整三十年的不平凡的教育生涯。
担任南京高师教务长的陶行知，积极要求南京高师改革旧教学法代替传统教授法。他提出了许多关于建立“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的建议，主张在新的学制系统中突出师范教育的民众普及教育的地位，提倡女子教育，多办女中，男女同校，打破封建礼教，解放中国妇女。陶行知为建立我国教育学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东南大学时，他发动学生利用假期、晚上办识字班、农民夜校和平民教育读书处。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第一个注意和实践农村教育的教育家。通过试验，他创造和推广了“连环教学法”，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从此陶行知把唤起中国平民觉悟作为教育天职，力图通过寻求教育的出路来为中华民族开辟生机。1927年他放弃了优越的待遇，到南京乡下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晓庄乡村师范试验学校，同时他还筹划创设试验乡村幼稚园。他当时立下宏愿：筹募一百万元的基金，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创办一百万所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乡村教育的实践，使陶行知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生活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1932年他创办了“乡村工学团”和“山海工学团”。总结出“小学生制的教学经验”，成为实践中推广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的有效方法。陶行知推广生活教育整整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陶行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由生活教育而转向推行抗战教育和民主教育。在实践中他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而且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抗战前夕，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救国运动，成立“国难教育社”，发表救国运动宣言，强烈要求蒋介石反动政府“停止一切内战，解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这一时期陶行知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仅大力加强“山海工学团”的军事教育内容，而且还支持教联与中青联两个系统的党组织合并，支持学生张劲夫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他在新加坡、印度、法国等地发表抗日救国演讲。后来，他从法国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向侨胞和各国人民传达中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动员外国朋友和华侨从各方面支持我国的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美国他会见了许多学术界的名流，还为甘地、爱因斯坦等人起草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宣言，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人士中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不仅如此，他在美国、加拿大还经常对群众举行演讲、演唱、卖文卖字，并将所得的钱全部买了医药器材，通过宋庆龄转给白求恩。回国后，他的抗战态度更为积极，并且加深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实际行动来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口号，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提倡民主教育运动。他的民主教育理论与实践贯穿了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精神。他顺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潮流，为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在教育战线上同国民党反动派所推行的法西斯统治和党化教育作坚决的斗争，响亮地提出“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教育”。
1946年7月，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于上海，年仅55岁。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自从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在三十年的奋斗历程中不避艰难险阻，鄙视荣华富贵，以为劳动人民做事为乐，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为探索和开创中国教育的新生路，为建设民主、自由、科学的新中国，大胆实践，敢于开拓，不仅为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那高大的人民教师的形象永远光照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