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之中常常体现着“中庸”的精神。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路，没有拜孔子为师时，是个被世人公认为没有毅力、无法无天的庸才。他生性粗鄙，喜好舞刀弄棒、打架斗殴，特别讨厌读书习礼。每当听到读书声，便使劲晃动帽子、甩起猪尾巴，嘴中还吹起刺耳的口哨，即使对举世闻名的大学者孔子也横加侮辱，简直是冥顽到了极点。孔子还有个学生叫冉求，生性胆小怕事，遇事畏畏缩缩，前怕狼后怕虎，犹豫半天还拿不定主意，更谈不上果断地付诸行动了。可是，这样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经过孔子长期的耐心教育，都成了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变化呢？孔子有一次同弟子们的对话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一天，子路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兴冲冲地赶来问孔子：“先生，听到了一个好主张，是不是就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平静地说：“有比你阅历丰富的父兄在，你应该首先向他们请教，怎么能马上就去实行呢？”子路听罢，犹如迎面浇来一瓢冷水，兴奋劲去了一大半。对孔子行了一礼，一路思考着走了。过了一会儿，冉求慢吞吞地来到孔子身边，嗫嚅着问“：先生，听到了一个好主张，是不是就该马上实行呢？”孔子立即兴奋地回答“：听到了好的办法，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冉求受到了鼓舞，平添了几分自信心，对孔子施了一礼，转身行动去了。这时，一直站在孔子身旁的另一名弟子公西华感到迷惑不解，就问是怎么一回事，孔子微笑着说：“冉求遇事退缩，因此我鼓励他大胆去做；而子路遇事勇敢过人，显得莽撞，所以我要叮嘱他慎重。”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孔子是根据学生们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采取取长补短的办法，对弟子们进行调教，使他们的言行中“度”，不偏激。
孔子强调言行不走极端，但并不死守教条，不知变通，“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典型的便是他离开齐国与鲁国的不同做法。
孔子之时，鲁国的政权已在卿大夫手中，国君形同傀儡。当时的执政大臣季平子与鲁昭公发生冲突，将昭公赶出国。孔子在国内呆不下去，便来到与鲁相邻的齐国。齐景公很欣赏孔子，向他请教如何治国，孔子针对齐国当时君臣上下竞相奢侈，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混乱的现状，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政在节财”两条要诀。但由于齐相晏婴的反对，景公始终没有让孔子担任具体职务。有一天，孔子去见景公，景公很客气地对他说：“我老了，没有办法重用先生了。”这无异于对孔子下了逐客令。
孔子回到住所，与弟子们捞起已经下锅的米，饥肠辘辘地迅速离开了齐国。
过了十几年，因为孔子在鲁国做官，将鲁国治理得有条不紊，引起了齐国的恐慌。齐国挑选了十六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又选出一百二十匹骏马，派人送往鲁国，鲁君终日沉湎于女乐中而不理政事。子路见到这种情景，劝孔子说：“先生，您走吧！”孔子还抱有一线希望，说：“快要郊祭了，如果送给大夫们祭肉，我还可以留下来。”可是，孔子的希望落空了。临行前，孔子悲伤地说：“我们慢点走吧，这是离开我的祖国啊。”
本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出境，孔子行行停停，走了好几天。鲁国的乐官师已听说孔子走了，急忙赶到鲁都南郊的屯邑为孔子送行。面对老友，孔子强忍悲愤，引吭高歌。一曲唱罢，在场的人无不扼腕叹息！
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发展，看问题、办事情不能墨守一定之规，而应在变化中求平衡，灵活、变通地掌握好分寸，否则，便不是“执中”，而是“执一”了。孔子离开齐国与鲁国时的不同表现，证明了孔子所奉行的“中庸”并不是呆板的、僵化的教条，而是变通的、视客观情况而定的，是“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