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的法国充满了欢乐，毕加索跟他所有的朋友一样高兴，然而这却是他被囚于个人的神话中，并放逐于凡人社会之外的开始，而且这将是一个无期徒刑。
二战前，他虽然拥有广泛的名声，但这种名声在画廊之外的地方多半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当面见到他的人很少能认出他是谁，而他可以就像常人一样四处走动。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在战时顽强不屈的三个伟大无疵的名字之中，只有毕加索有足够强壮外射的气质来承受热爱的焦点：羸弱的马蒂斯，现在七十多岁了，退隐在远方的汝斯；沉默的布劳格则憎恨社交场合。不只如此，在整个占领期间，曾有许多抵抗组织的人员在毕加索的画室集会，因而这个地方，连同它那不妥协的主人，就成为抵抗力量光明、自由的象征。在战争的混乱中，毕加索到玛丽·塞瑞丝住所去的那段时间，由于人们在画室看不到他，一度盛传德国人终于把他抓了去，并且在撤退中把他当做人质并杀害；因而当人们终于找到他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为之欢呼雀跃。
从那时开始，他的名字就经常上报。光复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的10月5日传出了他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消息，从此他更是举世闻名了。法国的共产主义，在观念上跟莫斯科大相径庭，而且许多成员都没读过多少关于马克思或列宁的书，只是出于解放祖国以及憎恨资本主义的不平而加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好像毕加索的兄弟一样，尤其是在战后初期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不过即使是在那时候，他们之中也没几个人能和毕加索讨论绘画，尤其没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怎么一回事。法国共产党对艺术的观点，对社会写实主义以及用直接宣传来教育大量群众的主张，当然与毕加索处在相反的极端。
珍妮维叶·拉波蒂当时是个迷人的十七岁女学生，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学校抵抗组织的一员。她代表学校的刊物来访问毕加索，想请他解释自己的艺术，因为她的同学们对此实在不太了解。
她来到毕加索画室的时候又紧张又害羞，不过毕加索很亲切地接待她，让她坐在一张长椅上，跟她谈她的学校。她把学校的刊物拿给毕加索看，他给她看一些素描，最近的作品，还有早期画作的复制品。后来她终于鼓足了勇气，提到了要点，用很熟悉的几个字开始：“我不了解……”
“了解？”毕加索叫道，“这跟了解扯得上什么鬼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图画变成教学证明了？它不是为了解释--解释什么，我的天！--而是为了唤醒观看者心里的感觉。一件艺术作品绝对不能让人无动于衷，绝不能让人瞥了一眼就算。它一定要使人有反应、有强烈的感受，并开始创造，即使只是他想象中的创造。观看的人一定得从他的麻木迟钝中被急扯出来，被抓着喉咙一阵猛摇；一定要让他觉察到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先把他从这世界中拖出来。”
毕加索稍微平静一些之后，他告诉她许多前所未闻的有关美学的事：关于美，相关性质，丑恶之美，想象力的主要价值；然后他带着她（她再度脸红起来）走到门外去，并邀请她在文章写完之后再来。
这就是一段如此愉快的关系的开端。她每个礼拜三下午都会来，这段时间她本来应该在上课。他们坐在长椅上，她稚气地喋喋不休，而他则喂她巧克力吃，这是当时法国少见的好东西，一些美国士兵帮他买的。
在这些偷自浮生的半日闲逸之外，他的时间都跟弗兰柯丝·姬洛德在一起度过，或是接待无数访客，或者为西班牙难民奔走，此外他还习惯性地作画，常常工作到深夜。
当与珍妮维叶·拉波蒂的友谊日益增长的同时，他与弗兰柯丝·姬洛德的相处变得更加困难。这两件事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对他来说，珍妮维叶·拉波蒂还只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弗兰柯丝·姬洛德却是他的情人，她已经看到了他个性中暴躁、易怒的一面。
毕加索并不是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不满或生气，但有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常是亲切的，然而狂怒的潜力一直都存在，极少有人能忍受这种狂怒。朵拉·玛儿当然不能忍受，而弗兰柯丝·姬洛德也感到很困难，1945年开始，她就比较少见他，有时离开他一两星期，甚至两个月。而朵拉·玛儿则根本不去他的画室，只在他约她的时候才与他一同外出。后来朵拉·玛儿甚至有精神崩溃的迹象，这件事使毕加索沮丧、困惑，甚至不知所措--他一直以为别人都像他自己一样坚强。
1945年，夏日来临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了。集中营释放了他们的生还者，这些回到法国的人大多只剩下一把骨头，而且大都患有结核病。毕加索从他们那儿听到的事情，还有他看到的一些照片，使他感受颇深。这几个月中他全部的时间都花在一幅类似《葛尔尼卡》的画作《停尸间》上。它也是没有色彩而全部是灰色的，虽然尺寸不到《葛尔尼卡》的四分之一，却仍是一幅大作，由于它是灰色的，因而画面显得更大。左边的上方是一张白色的桌子，放着一块起皱的布、一个壶、一只汤锅，可能还有一片面包；下面由左下角延伸到右上角的对角线上，躺着一堆散乱的尸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婴儿，全部乱七八糟地叠起来。这幅画并不合大众口味。它的立体派规格，它的扭曲，它的似雕像的平面都是完完全全的毕加索。然而它却是一个直接而非象征的叙述，一个沉默、巨大的谴责。
1945年夏末，毕加索丢下尚未完成的画作，带朵拉·玛儿到南方去。这一次的假期可能有些焦虑的成分，虽然他一直待到秋天，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却看不到地中海太阳的全部热力。后来，他在瓦库鲁斯的梅纳比小镇买下一幢房屋送给朵拉·玛儿。
10月底毕加索回到巴黎，11月时弗兰柯丝·姬洛德发现自己没有他是不行的，于是又开始到他的画室去。这个时候，珍妮维叶·拉波蒂已经毕业，而在数个月前毕加索激起了她到美国去的雄心，因而她到宾州的史瓦斯摩去就读了。弗兰柯丝这时的出现当然使他很高兴，她带回了青春与新鲜的气息。1946年2月，她跌断一只手臂，毕加索带她到南方去休养。回程之前他要求她搬去一起住，弗兰柯丝提到他老是跟朵拉·玛儿往来，他保证那已经结束了，而且朵拉·玛儿也明白这一点并会告诉她。他强迫弗兰柯丝一起到梅纳比朵拉·玛儿的住所去，在那儿他逼朵拉·玛儿承认他们的私情已经完了。朵拉·玛儿对毕加索说：“你一辈子都没有爱过任何人。你不懂得怎么去爱。”
1946年5月底，弗兰柯丝开始与毕加索同居。7月里毕加索带弗兰柯丝乘车到普罗旺斯去，待了一阵子后又到哥菲璜和安提比斯的海滩去。哥菲璜地方上小美术馆的新任馆长拉索齐尔有一天跟毕加索和一些其他朋友在海滩上相遇，他厚着脸皮向毕加索要一件捐赠作品，“当然，”毕加索以一贯的敷衍态度说，“我会去找一张小的。”这似乎是浇了对方一盆冷水，不过一会儿之后他又说：“我一直想在真正大的平面上作画，可是老没有这种机会。”
“平面！”拉索齐尔叫道，“你要平面？我倒可以给你一些。”他的确可以，美术馆的整个二楼都是空荡荡的大房间。
毕加索开始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作画时光。他走进那自给自足的小世界，把房门关上，然后开始在墙上画了起来。每天从中午画到傍晚，从夏天一直画到冬天，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蓝色的山峦、羊群、带笑的人脸、长角的半神、少女、渔人、卖海胆的女人、几何状而出奇明亮的裸女，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东西。当冬天把他赶回巴黎时，他也只得离开这一切。毕加索并没有正式地把它赠送出去--他讨厌与自己的作品分离，而只是把它们放在一种无主的状态。
毕加索一回到巴黎就去看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朵拉·玛儿。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从不与以前的情人失去联系，即使和奥佳也保持某种通讯，而且他也从不曾完全忘了她。毕加索对友谊有着了不起的包容力，他不但是情人也是朋友，当爱情消失殆尽之后友谊却仍然留存。他与朵拉·玛儿在决裂之后仍然十分友好，而且一直都互相喜欢。
1947年的5月，弗兰柯丝生了一个孩子，她把这男孩儿命名为克劳德，不久之后毕加索就带着他们，连同一位保姆，再度出发到哥菲璜去。
毕加索到那儿去纯粹是为了看看他前一年留下的小玩意怎样了，然后再回来作更多其他的。他在这时发现一种新的媒介--泥塑（陶瓷），他察觉到了它的潜力，然后开始热切地探索这一领域。夏天过去了，冬天开始了，他制作的盆盆罐罐总数已经接近两千件，而他仍然在旋转、揉捏、赋形、切割、上釉，并且在那些已经驯服了的黏土上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