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毕加索很少在巴黎出现，只在年末的时候待了短短一阵子。到了1948年的2月，他又回到南方，住在哥菲璜，而在瓦劳瑞斯工作。陶瓷依旧是大量地从他手中产生出来：鸽子和猫头鹰，类似古希腊人的形体，绘有安提比斯牧神的碟子，另外一些碟子上则是地中海的鱼、野牛、斗牛，还有太阳。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容器的组合，几乎每一件都有实际的用途。他粗短的双手一向能很快地精通各种工具，而现在这双手就成了工具的本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艺术，而他的一些新奇、怪异的技巧也出奇地成功。有时候他几乎可以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绘画、雕塑和拼贴三者融合的地步以及色彩和三度空间的合成，而且其中每一项都具有独立运用的水准。虽然一般来说，他自己所期望的标准并没有那么高，然而他的成就却已到达这种境地。
从前一年开始，奥佳就时常盯住毕加索和弗兰柯丝，她会在街上跟踪他们，有一次毕加索还打了她的耳光。现在她更变本加厉起来，甚至会跑进他们的住所，跟弗兰柯丝互相又打又抓。当弗兰柯丝告诉毕加索的时候，他似乎并不特别关心，因此她就天天唠叨，一直到他的忍耐到了极限，而在瓦劳瑞斯买了一间房子并搬过去为止。弗兰柯丝并不明白一个男人在工作时要承受什么压力，她一向最先考虑到自己，而当她有任何不顺心的时候，就会拉长了脸，使家中充满阴郁的气氛。对毕加索这个爱大笑的人来说，她就像是一个悲哀的女皇，这可能就是每当有人提到他们应该正式结婚时，他就会勃然大怒的原因。
1948年8月毕加索到波兰去的时候，弗兰柯丝又怀孕了。这一次旅行并不是突然决定的，而是在他极不情愿的状况下，共产党多方游说的结果。当时，苏联和西方的冷战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中苏联的精明策略之一便是在波兰召开知识分子和平会议，集合了各界赫赫有名而又感情真挚的人物。毕加索的绘画固然跟社会写实主义毫不相干，然而他的名声和众所周知的正直却具有相当重的分量。波兰大使派了一个女人到瓦劳瑞斯去游说：“毕加索的共和国护照不成问题，波兰会派一架专机来接他，飞机当然不会掉下来--空气动力学原理会让它浮上去。等他到了之后，一定会喜欢这个会议的。”
那女人所说的飞机的事没错，它一路到波兰都浮在空中，不过关于他会喜欢共产党会议的那一点她却说错了。毕加索一向容易厌倦，而那场会议中又有无数的演讲。不过也有比较热烈的场面，一次，一名苏联代表在演讲中责备毕加索艺术的堕落，说他是西方中产阶级文化的最坏例子，而毕加索以他一贯的火爆回击，把对方的攻击明显地和纳粹的攻击相提并论。
弗兰柯丝·姬洛德以为他只会离开三天，结果他去了三个星期。这在平时已是一个严重的冒犯，更何况她以为她目前的情况理应受到百般呵护。毕加索虽然每天拍一封电报给她，她却有点怀疑这些都是他的司机写的。当毕加索终于返抵家门，抱着礼物之时，她给他的欢迎却是迎面一击，然后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面。
1948年10月，他们回到了巴黎，一方面是为了这一年在安提比斯画作的展览，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较大的陶艺展。这次陶艺展，毕加索拿去了149件他最好的作品，结果没有激起太大的风浪，让他十分失望。不过另一方面它却使所有其他的画家、雕刻家和匠人都拥入最近的陶器工厂，使得此后二十年中法国充满了种种奇形怪状的壶罐和烟灰缸。
1949年4月，弗兰柯丝生了一个女孩儿。在同一时间内巴黎正举行一次大的共产党和平会议，要求毕加索为他们画一张海报。他完成了一幅石版画，黑的底面上有一只白鸽，这是他最好的版画作品之一，而且丝毫看不出宣传意味。这只白鸽，和平会议的象征，一夜之间就出现在巴黎的每一面墙上，即使是极力反对共产党的人也对之称赞不已，而毕加索更是非常高兴地把女儿命名为“派洛玛”（西班牙文就是鸽子的意思）。
1949年是毕加索多产的一年，一批批的画作和陶艺堆在房内，再加上多了一个小孩儿，使得原有空间显得十分不够，毕加索在夏天买下一幢瓦劳瑞斯附近的废弃香水工厂，那里有广大的空间，可以让他在里面从事雕塑工作。1950年里他就运用这个地方，作出了《雌山羊》--他的最好雕塑作品之一，以及许多其他的作品。
毕加索在工作室里制作这只山羊和其他雕塑时无疑是十分快乐的，然而日常生活却不那么使人高兴。孩子们固然给予他许多欢笑，他们的母亲却绝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伴侣。弗兰柯丝常常觉得自己受到冒犯，因此她就不断地制造阴沉沉的气氛。每天早上过得还不错，在哥菲璜的海滩上有成群的朋友，接下来的工作时间甚至更好，但是其余所有时间，毕加索却要忍受太多的阴郁、愁眉苦脸、怨恨。一段这种日子之后，毕加索告诉朋友他快要自杀了。
毕加索把没有真正这样做的原因归于珍妮维叶·拉波蒂的出现，她“使他再度欢笑”而救了他。从1945年以来，她已经长成一个极度优雅、苗条的年轻女士，大部分时间花在乡居生活、写诗、养狗、养马上面，而且一直像以前那样可爱。1950年她再度定居在巴黎，并且时常去找毕加索，有时在巴黎，有时在巴黎附近。1951年时他们成了恋人。
他们的关系如同田园诗一般。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彼此都完美地合适：她爱这个男人本身，同时对他的作品又有最深的鉴赏力；而他敬重她的诗文、她可爱的人格以及她难得的态度，不侵害，不占有，愉悦，尤其是彻底地友善，完全替他着想并站在他的一边。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并不重要，毕加索的心灵跟她一样年轻，而七十岁的他仍然能步履矫健地与她一同攀登普罗旺斯的山丘，用同辈的语气跟她谈天说地，告诉她关于麦克斯·杰克卜和阿波林纳的事情，这两个人在他心目中还是那样活生生的。他现在已经摆脱了数年前紧缠着他的有关年龄的恐惧感。
“如果我一直不照镜子的话，我根本不会知道我已经老了。”他说。而目前，他根本不去想自己的年龄，除非一些不祥的话语迫使他想起。有一次珍妮维叶·拉波蒂说再过五十年之后，她就可以告诉她孙子关于他的事情，使得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当然，“死”这个字眼从没有被提起过。
世界不容许毕加索无止境地与珍妮维叶一同游泳、爬山，也不允许他继续那一系列快乐的风景画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法国政府以房屋短缺为借口要征收他在波提街当做储藏室的老宅，然而实际上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毕加索找他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帮忙，但大战刚结束时期的荣光早已过去，目前所有的人都反对共产党。经过法律上的漫长繁文缛节之后，封条贴上了那宅子的大门。不过，这是1951年8月的事。在此之前，1950年的9月，他还到英国去参加了另一次和平会议。
不论毕加索对苏联政策的看法如何，他真正关切的无疑是和平本身。他会毫不迟疑地为此投下自己的名声、影响力、财富以及个人的慰藉。从英国回来后不久，他就开始作一幅命名《高丽的屠杀》的画。右边是一群无名的、现代化的、戴盔甲的武装行刑队，一个带剑的指挥官正要下令射杀左边的俘虏群，这些俘虏都是裸体的女人，有的怀孕，有的带着小孩子。对这幅画的意见，头脑简单的共产党员批评说图中的杀人者没有标明身份--主题意识不明确；比较了解这幅画是对一切屠杀的抗议而非单一事件抗议的人们则说它的冲击力比起《葛尔尼卡》来差得太远；反对共产党的人们当然宣称它是纯粹的宣传品。毕加索对这些冷淡的反应十分伤心而且困惑。
在自己的家中，争吵总是多于平静，而毕加索变得越来越不安宁，只不过他十分喜爱克劳德和派洛玛，尤其是派洛玛。1951年的6月里，毕加索还跟弗兰柯丝一同住在瓦劳瑞斯。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回到巴黎，带着珍妮维叶·拉波蒂乘车缓缓南下，到了圣卓别兹。
秋天到来时，这段快乐的日子结束了。毕加索想把他们待过的那幢房子买下来当做礼物送给珍妮维叶·拉波蒂，不过她不让毕加索这么做。从他们友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发现很难让她接受任何赠予。当她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时候，就曾经拒绝他送的一张油灯的版画，直到他说：“你为我带来太阳。我也应该送你一些光亮才对。”
拉波蒂回到巴黎，他则与弗兰柯丝度过了一个黑暗寒冷的冬天。1952年里，毕加索和珍妮维叶·拉波蒂两人的好朋友艾留阿德死了，毕加索马上赶到巴黎去，行前弗兰柯丝提议要一同去，她说从现在开始她和毕加索应该“时时刻刻待在一起”，同时还威胁如果他不听她的话，她就要“给他点脸色瞧瞧”。
毕加索当然不会听话，一个人到巴黎去了。艾留阿德的死给了他很大的悲哀，葬礼结束之后他也生病了。当他又伤心、又疲倦地回到瓦劳瑞斯时，弗兰柯丝告诉他她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了。这是一种解决的办法，但却不是毕加索想要的那种解决方式，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失去他的孩子们。他问她是不是有了别人，她说没有。但在1953年春天，她一个人到巴黎去的期间，开始跟一个希腊男人有了某种接触。
毕加索低声下气地求弗兰柯丝留下来，这种态度使他的许多朋友都感到惊讶。他的恳求，加上弗兰柯丝的拿不定主意，产生了一些效果，1953年就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中度过。
这是一段颇悲惨的时期，他无法跟珍妮维叶·拉波蒂取得联系，她因为对艾留阿德的死十分悲伤，已经隐居到乡下去了，而且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知己在身边了。这段日子里，他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十分矛盾而激烈，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突然变得十分活跃，一反过去对那些不是朋友却对他好奇的人们的逃避态度，他现在投入每个人群，身边跟着一大堆闲人，逛遍附近每一个斗牛场和夜总会，尤其是在圣卓别兹一带。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能碰见珍妮维叶·拉波蒂，她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去这些地方。这段时间也是滑稽的化装出现在他脸上的时候。访客们有些觉得有趣，有些觉得尴尬--他们发现接待他们的毕加索脸上挂着红色硬纸板的假鼻子、假胡子，还戴一顶纸做的帽子。
1953年9月29日，弗兰柯丝·姬洛德终于离开了，她是带着孩子一起走的。她事先已经告诉过他，但由于她做过太多没有实现的威胁，这一次他没有料到她真的会走。她到巴黎后就直接去找她的希腊男人去了。
也许这是一种解脱。几天之后毕加索也到了巴黎，稍早的时候珍妮维叶·拉波蒂已经打破了沉寂，与他通了几封信。这次毕加索一到巴黎就打电报给她，求她来看他。当她来到他的住所，门打开时出现的是女仆爱妮丝，她露出一个欢迎的微笑，悄声说：“弗兰柯丝终于走了。先生太害羞了，不敢打电话给你，要我告诉你…”就在这时，萨巴提斯先走出来欢迎她，然后才是毕加索。
大家在一起进午餐，然后其他人都及时走开了。珍妮维叶告诉他关于她在亚波尼的农庄，然后她问他，可不可以去看看。他说当然可以。她说，她会开车送他去，车子就在门口。他告诉儿子保罗过一会儿来加入他们，然后两个人就出发了。两人已近一年没有见面，他们的关系受到了某种考验。这一路上两人都十分沉默。毕加索想求她来与他共度人生，但却不知该用什么方法说出来，可能因为他不惯于求别人，可能因为他所要说的事对他是那么重要，而且过去弗兰柯丝对他年龄的一再强调也使他失去了自信。
一直到了亚波尼，他都没有说出来，晚餐时两人单独在餐厅，他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晚上也没有，第二天早上也没有，而他告诉她，他要回瓦劳瑞斯了。
珍妮维叶非常吃惊而且深深地觉得受到了伤害，她起码希望他能多待一阵子。沟通的困难，害羞的情绪，还有紧张的心情在当时一定相当严重，因为当时保罗在旁边。车子已经发动了，而毕加索终于鼓足了勇气，转头向她说：“你来不来？”她十分伤心，十分困惑，居然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先换了床单再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难明白。这几个字刚出口她的脸就红了起来，但话已经说出了口，不可能再收得回来，而那辆汽车就这样绝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