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各地相继沦陷。危急时刻，经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选取莲鹤方壶在内的部分馆藏文物，分装为68箱，由开封经郑州南下，运抵武汉，暂存在法租界内。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也危在旦夕。河南博物馆深感暂存在武汉法租界的文物已无安全保障，几经商议，河南省政府再次决定，将文物运入四川。
1938年11月25日，河南文物由汉口乘客轮抵达重庆，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学校舍内。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不久内战烽烟又起，铁路中断，交通阻隔，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没有回归的机会。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计划把河南博物馆文物全部运往台湾，但是由于战局迅速发展，打破了这个计划。一部分文物被装上飞机运到了台湾，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另一部分文物来不及运走，被留在了重庆。
1950年，河南省代表会同国家文化部代表共同来到重庆，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撤退前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河南博物馆文物。文化部挑选新郑出土的51件青铜器运往首都北京。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其中一只莲鹤方壶中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外一只被运回河南，现在保存在河南博物院。
工艺精湛之美
莲鹤方壶主体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颈两侧用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飞龙，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方壶通体满饰蟠螭纹，这些蟠螭纹相互缠绕，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乃是盖顶仰起盛开的双层莲瓣，以及伫立莲瓣中央的一只立鹤。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表现出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形神俱佳，栩栩如生，让无数人为之倾倒。因此莲鹤方壶被专家们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它说明郑国的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器铸造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造型设计非常奇妙，铸作技艺卓越精湛，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了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东周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更接近于生活。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
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运到开封后，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推荐山东的二位技师将破碎的大部分铜器进行了修复。以当时的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著录，出版了四部有关的专著和图录，一时名声大振。
瑰丽凝重大盂鼎
国宝名称：大盂鼎
出土时间：清道光年
出土地址：陕西省岐山县礼村
国宝现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造于西周周康王时期。鼎高10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构造，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为世间瑰宝。大盂鼎的铭文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历经劫难
出土于陕西“青铜器之乡”周原的大盂鼎，其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在他去世后，后代以七百两白银卖给袁保恒，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当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忠心。咸丰九年，左宗棠又将宝物赠给了权贵潘祖荫。至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示人。光绪末年，金石学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潘祖年设法抵拒。但端方始终不想放过潘家，幸而辛亥革命中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出魔爪。
上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了一幢大楼。他们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义办一展览会，力邀潘家携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用大鼎。但是，此拙劣伎俩被潘氏家族识破，潘家婉言拒绝了参展。1937年日军侵华，潘家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
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后人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完全地保护先人的珍藏。1951年7月6日，华东文化部收到潘家人的信件，信上表明了潘家人希望将大盂鼎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其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同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上海博物馆于1952年开馆，广大民众从此便可以自由地欣赏曾经秘藏于深宅、不予示人的国之瑰宝的风采。至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便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铭文珍贵
大盂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饰饕餮纹，足上部有扉棱。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是珍贵的历史资料。铭文上记载了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他的臣属从不酗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盂在铭文中说明了铸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上的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被史学家高度重视。
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酗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等共计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从政，莫违王命。第三部分说明盂做此宝鼎以祭祀其祖。
铭文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和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大盂鼎堪称西周前期著名重器，造型雄伟端正，铭文庄重雄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西周早期金文就书风而言，大多承袭殷商余绪，笔道首尾出锋，结构谨严精到，布局参差错落而富于动态美、韵律美。不过，如果细分，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质朴平实，以《利簋铭》为代表；二是雄奇恣放，如《保卣铭》、《作册大方鼎铭》等；三是凝重诡异，如《何尊铭》、《康侯簋铭》等，而这类铭文中风格最突出，书法成就最高者当首推《大盂鼎》了。
兽面纹饰龙虎尊
国宝名称：龙虎纹青铜尊
出土时间：1957年
出土地址：安徽阜南县
国宝现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龙虎纹青铜尊简称为龙虎尊，因其主题纹饰有龙虎而著名。它体形高大、口沿广阔、鼓腹、高圈足、高50厘米、口径45厘米、重约20公斤。其铸工极精，整体形成三层花纹。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塑造了三条生动的蟠龙形象，龙身蜿蜒，龙首探出，额有双角，阔吻巨口，两眼大睁。腹部以三道扉棱为界，分隔三组相同纹饰，皆为双虎食人之状。在古代青铜艺术杰作中，此件龙虎尊当属佼佼者，被文物考古界视为珍宝。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宝鉴赏
龙虎尊的花纹从肩部、腹部和足部开始被分为三个栩栩如生的画面，并且是由三个立体的龙头和竖起的扉棱为间隔成分成的三等份。位于肩部的三条蜿蜒的龙游荡其间，龙头则伸到了铜尊的肩部，每条游龙后面还尾随小龙一条。龙虎尊的腹部是用镂空扉棱隔成三个相同的画面，主体花纹四周布满了饕餮纹。
从整体上看，三个部位的纹饰衔接得紧密流畅，浑然一体，从主体花纹看，龙、虎、人造型庄严稳重、造型奇特，透出一种神秘感。特别是龙头和虎头用浇铸法让其在外壁突兀凸起，雄健粗犷，比起用高浮雕法更具有一种威武逼人的悍气。这种手法既突出了尊的特定造型，又表现出纤柔亲和之意，似乎在呵护着蛙形裸人，折射出神秘莫测的魅力。虎与人铸在一起的造型可能是“虎食人”，奴隶主把这残酷景象铸在尊上是拿来威吓奴隶、压制反抗。或认为奴隶主吃饱喝足之后，用欣赏虎食人的可怕场面来寻开心，犹如古罗马奴隶主观赏奴隶斗兽一样。
龙虎尊在造型创意上可以这样解读：圆形大口表示上天，肩部神龙游荡于空中。尊的腹部则表示大地，有神虎张牙舞爪，以其不容侵犯的雄伟姿态保护着纹身的淮河氏族。龙虎尊以其强烈的历史穿透力，传递出商代及商代以前淮河流域虎方部落的原始巫风、图腾崇拜、神祗信仰等多方面信息，展现了虎视八方的雄风。
精湛的工艺
从器物的形制看，龙虎尊应是商代的礼器，因为这礼器上铸有铭文，这符合商代的礼制。在这件器物上，宽大的口沿代表天，天的下方是祥云和神龙，再下面就是在龙的庇护下的“虎口衔人”，即虎方。这又完全符合古代青铜器的美好寓意。所以，所谓“虎口衔人”实际上就是虎方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