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大姐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南坐火车回家，列车到西安段时，身上的钱和车票都被偷了。由于没有车票，她们在一个小站被列车员赶下来。一家人一路要饭，走了七天才回到固原的老家。三口人就像乞丐一样，到家后家里人都认不出她们娘儿仨了。在返回的时候，大姐向父亲要钱，父亲不给，还是叔叔一家人帮的忙。返回济源的大姐从此音信皆无。
红梅的母亲眼睛有病，视力不好。红梅的父亲死后，她就跟着红梅的叔叔一家人生活。现在突然看到女儿回来，她很高兴，一再问红梅是不是想她了才回来看她。
红梅坐在沙发上，她母亲单腿跪地，趴在女儿腿上，拉开女儿的羽绒衣，看看里面穿的是什么，又趴得很近，看看女儿身上的裤料说：“女儿，你有钱了，穿得这么好，我过去跟着你过吧。”红梅看着老三，面露难色，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她拿出100块钱塞给母亲，母亲推辞了一会儿就拿住了。
家里的气氛总是很沉闷，要不是我们在这里，叔叔家里的人也许就会把红梅打一顿，给死去的哥哥出口气。红梅这次回来，叔婶家里根本就没打算迎接，所以也没有提前给刘祥武物色合适的相亲对象。
在家里坐了一会儿，在我们的追问下，红梅和她母亲去周边村里给祥武寻找相亲对象去了，我们在家里等着。
这时，在外面转悠的祥武突然叫我，他指着门口的三头牛说：“马老师，过来看，她叔叔家条件还不错，和以前你跟老三去的那个二妞家不一样，就这三头牛就值20000多块，从这一点来看，我在这里可能找不到对象。而且家中还有自来水，这不像是联合国环境部门描述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这个刘祥武倒是挺会观察，知道的也还不少，还能描述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规定的人类生存环境指标。他告诉我，希望去一个大山里更为偏僻的地方，找一个家里更穷的姑娘，那样人家才会跟着他安心过日子，不会跑掉。
一个小时后，红梅和她妈妈回来了，告诉我们：“大姑娘都嫁了，小姑娘都还小。”
看来在这里是待不下去了，我们把老三和红梅留在这里，回到了固原。
早晨在宾馆吃饭，每个房间送两张免费餐票。祥武房间里就他一个人，他吃完早餐后，拿着另外一张餐票走出宾馆，准备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认为这张餐票不吃就浪费了。
他跑到宾馆旁边一家牛肉面馆，对那些准备掏钱买饭的人说：“我送你一张免费的餐票，你可以到宾馆去吃。”大家都很狐疑地看着他，没有人接受。最后他又跑到马路边对两个过路的小伙子说，人家还是不肯去。
“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太没有诚信了，彼此之间没有信任感。”他对在一旁拿着相机拍摄的我说。
经过商量后，我们决定去开城乡的马玉仓家，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下午1点多，我们到达开城。由于道路扩建，原先住在马路边的马玉仓家已经被拆掉了。我们找一家人打听，没想到这个人正是马玉仓的哥哥。他把我们带到村头马玉仓的新家。
自从2001年2月我们离开马玉仓家去泾源县相亲后，和马玉仓已经有十年时间没有见面了。
一见面，马玉仓就把我给认出来了。他戴上了眼镜，也谢顶了，人倒显得斯文了许多。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后，他答应帮忙。
我们在他家等着，他们两口子都出去给祥武找相亲对象。
这时老三给我打电话，说红梅的叔婶非要让他们俩把母亲带回洛阳赡养。老三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已经双目失明，再来一个瞎子，谁来照顾？老三和红梅准备以出去买东西为由逃离叔婶家，晚上就回洛阳。
下午4点左右，马玉仓两口子陆续回来，说暂时没有合适的，还有就是价格也都不是十年前的价格。现在在这里娶一个媳妇的彩礼钱就要五六万。祥武一听这样的情况，就说不等了，因为他没有这么多钱。祥武的心理价位就是在20000元左右。马玉仓说：“别急，你再等几天，也许能找一个离婚的，那样价格就会很低。”
我们回到宾馆，老三、红梅他们已经回来了，没有带红梅的母亲。他们是把身上带的东西都扔在叔婶家溜出来的，已经买好晚上回洛阳的车票了。
红梅说，这次走以后，再也不可能回这个家了，家里唯一的一间房已经归叔叔所有，她也没法再回来了。两年后，我得知红梅的母亲被红梅的叔婶送到了敬老院。
老三和刘祥武在固原火车站。
老三和红梅夫妇来宁夏帮刘祥武找老婆。
刘祥武在马玉仓家。
“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2010年12月30日晚，由于有采访工作，我提前从宁夏离开。之后祥武的相亲到处碰壁。其实在他踏上火车的第二天，他父亲就胆结石发作了，他往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又打到亲戚那里，才知道父亲已经住进医院，于是买当天的票回武汉了。
到家后，孝感市的医院要求先交15000块手术费，而乡里的卫生院只要6000块钱就能做手术。为了省钱，祥武和父亲只能选择费用少的乡级卫生院。
做手术的前两天，也就是2011年1月8日上午，祥武在家给哥哥做饭时，哥哥突然拿着棍子冲进来，照着祥武的脑袋就是一棍子，祥武的身材远不如他哥哥壮实，只能捂着脑袋跑，哥哥一路拿着棍子追打。这一棍子让祥武缝了20多针。医生问祥武要不要打破伤风针，好的140元，一般的20多元。祥武不愿意掏钱，就没打。
他哥哥的病好长时间都没有发作过了，去年12月28日父亲住院，祥武又在宁夏，就没有人给他做口热饭，加上几天都在下雪，饥冷引发了他的病情。
1月11日上午，祥武的父亲在乡卫生院做了手术。这个手术要是在市区的医院，不开刀，用内窥镜做，创伤会小一些，而乡村卫生院用的是传统的开放式手术。手术后两天，祥武给我打电话，说父亲还是觉得很疼，做手术时，医生说胆管和肝脏已发生黏连，胆囊已经部分钙化。父亲这几天住院，祥武的头也缝了20多针，他说他已经没有时间精力照顾哥哥，只好买了一箱方便面放在哥哥床上，随他吃吧。
祥武抽空到孝感市有关部门，把哥哥的情况反映了一下，乡里已经在他写的情况说明上盖了章，让他找更高的部门去盖章，有关部门的答复是他们只收留对社会产生危害的“武疯子”。
祥武终于把哥哥哄进了孝感市精神病院。当地政府特批了10000块钱资助，加上祥武自己出的7000元，但这些钱只够哥哥在精神病院里待上不长的一段时间，要是家里拿不出后续的钱，哥哥就得出院。
2011年1月21日，我再次来到孝感，和祥武约好去医院看看他哥哥。我在孝感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来。我担心精神病院能否让我拍摄，祥武说没事，医院里他熟悉。
精神病院的病房有铁栅门，为了防止一些精神病人出现极端行为。祥武的哥哥和另外一个病人关在一起，他们俩不能随便出来。
看到祥武来，他哥哥就想过来，但是看我拿着相机，就不往门口走。祥武拿出一块钱，才把他吸引过来。他反复说着要回家。经过医生同意，我们俩走进病房。看见大夫过来，两个病人也不敢多说话，看样子挺怕大夫的。
病房里脏乱不堪，开放式的便池就在屋角，吃的饭像是喂给动物的。
一些没有攻击性的病人可以在走道里溜达，医生还不时哄哄他们。被医生哄，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他们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祥武跟我说，在这样的环境里，17000块钱应该够他哥哥这样的病人治疗半年的，可是人家说就够三个月费用。没办法，现在什么人都要赚钱，即便你是精神病人，也要从你身上赚钱。
从医院出来后，我们又去了祥武的大伯家。祥武告诉我，他爷爷的一些证物就存在他大伯家。我很想去看看那些从台湾那边寄来的东西。
祥武的大伯家住在很旧的四层楼房里，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解放初期建的那种，水泥墙面都脱落不少。祥武说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是粮食局偷工减料盖的职工楼。露出墙砖的楼道很窄，显得拥挤脏乱。
祥武敲了很久，婶子才过来开门，并且隔着门问了好一会儿。祥武说他婶婶经常出现幻觉，总觉得有人要来偷他们家的东西。
进屋以后，发现里面比外面更破旧。内室的墙面脱落后，钉上了一些蛇皮布作遮盖，而且前后门窗上绑了很多木栏。婶婶说这样能防止小偷进来，祥武说其实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值得偷。
1月的湖北很冷，屋里的窗户居然没有玻璃，整个屋子前后都是透风的，异常阴冷。祥武大伯身体不好，躺在被窝里。
祥武找出那些年从台湾寄来的信件，有死亡老兵家属补偿的表，有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公告，还有“军管区司令部兼海岸巡防司令部”简便行文表等。
祥武的爷爷叫刘杰吾，在台湾改名为刘新吾，在国民党部队里做财务官，1974年死在台湾。按照国民党的抚恤规定，可以给在世遗孀一些补偿。这些信件都是办理遗产和补偿的文件。当时刚改革开放，政策不明，手续复杂，需要到很多部门办理。这些文件最后都寄给了台湾爷爷以前的部队，这些抚恤条件，后来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兑现。
屋子里阴冷，坐不住人，我觉得站着更暖和一些。拍摄完这些文件后，我们就去了祥武的家。
因为快要过年了，祥武在上海打工的妹妹也回来了。父亲也做完手术，在家恢复。这里冬季没有取暖的设施，没有几件家具的屋里显得很清冷。老人穿着一件军大衣御寒，祥武的妹妹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祥武的妹妹话也不多，我拍摄的时候，她还觉得不好意思，担心哥哥这样找媳妇，会被人笑话。吃完饭，祥武找了个车直接送我去机场。我连夜赶回北京。
2011年2月11日，凤凰卫视播出了刘祥武去宁夏相亲的节目。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些内心的困惑。
村干部看到后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让我不要再做这样的节目，说丢人。连我堂哥都笑我，说我丢人现眼。
其实我的目的不是炒作，我的目的是相亲。
我们当地人都在怀疑我的动机。我当时给你写信，是求你帮我把问题解决了，我没想这样出名。
我没图什么，也不用可怜我，也不用心疼我，我也不要虚的，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刘祥武去精神病院看望哥哥。
刘祥武在大伯家。
捡钱包后的遭遇
2011年春，第二次赴宁夏相亲之前，刘祥武给我打电话，说他在郑州一个工地给人打工。我当时工作紧张，就委托郑州一个摄影师给他拍几张照。我想看看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因为郑州那家建筑工地条件艰苦，待遇也极差，2011年4月25日，祥武和老乡准备去东北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一些的工作。
4月27日，他们一行六人乘坐K926次列车到达长春。
刚开始，祥武和几个同乡一起打工，后来由于他身子弱，干不了太重的活，影响到了大家的收入，几个同乡弃他而去，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长春。
祥武在日记里写着：
4月27日：K926次，10：00到达长春站，大包小包行李拿着，在车站广场找旅店。这次从郑州过来，车票的费用就花了208元，经济压力蛮大的，好在几个老乡以前来过长春，轻车熟路地找了过去，每人15元，挤在一间房里。
4月28日：打听到老乡联系好的工地，每人分摊38元的费用，在工棚里铺床住，上下两层，男女混住，用布帘子隔开。
4月29日：早上5点钟起床，20分钟吃完饭，我和老乡一行六人上了五楼。我们干的是一户一结的活，有时一天一结账。由于手艺不佳，这一户干到天黑也没有干完，而且老板说好几处要返工，当天没有结上账。
晚上在厕所里大便时又发现了鲜血，曾经以为是痔疮，开过一次刀，但后来还是发现有血，医生怀疑是肠炎、肠息肉或者肠癌，建议住院确诊。我没有钱治疗，不料活儿一重就症状加重。
4月30日：今天两人返工，并接着干昨日没有干完的活，我和其余四人在工棚睡觉，11点左右打车到火车站，每人又花去八元钱。
5月1日：老乡说要去大庆，要我出钱买车票。我想这样跑来跑去也挣不到什么钱，况且身体也吃不消，于是就没有同意。他们劝了一下后也没有坚持，可能也是我干活不怎么样，拖了人家的后腿，他们就都走了。
这么一下子分开，我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一下子没了主张，只得硬着头皮在火车站周围边走边想。
突然，在东一条街一个空调外机的缝隙里发现一个黑色钱包，我扎起袖子，把手伸进去拿了出来，开始只发现两张铁路中心医院的医疗保险卡、身份证、VIP卡，后来仔细查找，从里层找出了一个“小烟卷”，伸展开来，是两张北京的车票，D22次，长春到北京，票价239元，5月2日14：15开。
捡到钱包后，刘祥武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问他自己有什么打算，他说：“要是把这两张车票退掉，能有400多块钱的收入，但是那样不好。要是交给警察和失主，人家会不会说里面的钱是我拿走的，说不清楚更麻烦。”
我说：“祥武，你要想好了，这两种选择都是有利弊的。”
我又想了很久，后来给他打电话，结果没人接听。
17点35分，我收到祥武的短信：“我的手机提示声很小，如果没有回音就打电话提醒我，我现在在北京大街农业银行旁的拆迁房里住，车票和身份证等已经通知了电视台，播出后可能会找到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