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郡国仓制
贾谊曾经为汉文帝论积粟的意义。他认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畜积足而人乐其所”，则“可以为富安天下”（《汉书·食货志上》）。重视粮食囤积，其实是渊源相当久远的经济思想。《管子·国蓄》说：“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又说：“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国家为有效地控制经济，应当“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国家更重视仓廪对于维护其政体的作用。《商君书·农战》提出“仓虚”则“主卑”的观点，要求百姓“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强调“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认为善于治国者，粮仓虽然充盈，仍应劝勉农作。《商君书·垦令》还提出应当加强对粮运的严格管理，以求“国粟不劳”。
云梦睡虎地秦简有《仓律》，其中有反映秦时仓制的内容，例如：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啬夫免，效者发，见杂封者，以隄（题）效之，而复杂封之，勿度县，唯仓自封印者是度县。出禾，非入者是出之，令度之，度之当堤（题），令出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提供的译文，应理解为：谷物入仓，以一万石为一积而隔以荆笆，设置仓门。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而给仓啬夫和乡主管禀给的仓佐各一门，以便发放粮食，由他们独自封印，就可以出仓，到仓中没有剩余时才再给他们开另一仓门。啬夫免职，对仓进行核验的人开仓，验视共同的封缄，可根据题识核验，然后再共同封缄，不必称量，只称量原由仓主管人员独自封印的仓。谷物出仓，如果不是原入仓人员来出仓，要令加称量，称量结果与题识符合，即令出仓。
又说，“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其出入禾、增积如律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译文：在栎阳以二万石为一积，在咸阳以十万石为一积，其出仓、入仓和增积的手续均同上述律文规定。。可见律文主要是针对地方仓储管理的规定。入仓与出仓，是运输过程的终结与开始。“入禾仓”及“出禾”程序之繁琐，与《商君书·垦令》所谓“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朱师辙《商君书解诂》：“或以‘设’为‘役’之误字。”相联系，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官仓粮食转输已实行程式化的严格管理。
《后汉书·公孙述传》说，建武八年（32），“帝使诸将攻隗嚣。述遣李育将万余人救嚣。嚣败，并没其军，蜀地闻之恐动。述惧，欲安众心。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即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群臣，问曰：‘白帝仓竟出谷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城东素有秦时空仓，述更名白帝仓。使人宣言白帝仓暴出米巨万。公卿以下及国人就视之，无米。述曰：‘仓去此数里，虚妄如此；隗王在数千里外，言破坏，真不然矣。’”《太平御览》卷一九○引《益州记》：“今成都县东有颓城毁垣，土人云‘古白帝仓也’。”秦时旧仓至两汉之际仍然可以使用。《华阳国志·蜀志》说，张仪、张若城成都，“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有关秦时粮仓的记载，还有《史记·货殖列传》：“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史记·货殖列传》：“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窖”，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穿地以藏也。”实指暗中藏储。任氏有得“仓粟”之便利，又有“窖仓粟”技术，因以致富。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若今吏督租谷使上道输在所也。’韦昭曰：‘督道，秦时边县名。’”《史记会注考证》引述刘奉世的见解，也以为“督道者，仓所在地名耳，犹称细柳仓也”，任氏世“为仓吏，故能藏粟致富”。郭胤伯《松淡阁印史》有“厩田仓印”，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印有“蜀邸仓印”，罗福颐均定为秦官印，以为前者“当是掌厩马专田所产粮储之仓”，后者“当是（郡邸）长丞属官主邸仓者”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