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力转输：担负与辂
秦汉时期，人力仍然是陆路运输的主要动力之一，人力“担负”也是陆路运输的基本形式之一。参见王子今：《四川汉代画像中的“担负”画面》，载《四川文物》，2002（1）。
《史记·律书》赞美文景之治天下“和乐”的升平景象，说道：“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以百姓得以“息肩”体现轻徭政策之利，说明以“担负”形式服事徭役往往使百姓被迫背离“田亩”，承受沉重的苦难。
秦汉征发徭役的主要内容当首推大型土木工程和大规模的运输活动，而土木工程修建也不能缺少运输这一重要环节。《淮南子·精神》：“今夫繇者，揭臿，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高诱注：“繇，役也。今河东谓治道为繇道。”“笼，受土笼也。”“负笼土”，即土木建筑工程中最常见的短途运输形式。《九章算术·均输》中列有算题：
今有负笼重一石一十七斤，行七十六步，五十返。今负笼重一石，行百步，问返几何？
答曰：四十三返、六十分返之二十三。
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类用工数量极大的劳役内容。遗存至今的秦阿房宫前殿的夯土台基东西约1 300至1 400米，南北约500至600米，北高8米，南高3至4米，夯土计427万立方米左右。依《九章算术·商功》“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的比率折算，夯土（即所谓“坚”）427万方，当合松土（即所谓“壤”）7116万方。又有算题称“土笼积一尺六寸”，“秋程人功行五十九里半”，以负土路程为平均10里计算（现存夯土台基东西1 300至1 400米，依陈梦家汉里相当于325米说，已近43里），仅运土所需劳动日即达3 436万以上，即相当于10万人近一年的工作量。秦始皇陵封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汉书·楚元王传》），土方量达1 1025万立方米。地宫以平均深度20米计，土方量也达4985万立方米。复土时完成地宫和封土的夯土土方，共需运输土方2 5867万立方米。由于挖掘地宫出土仅6244万立方米，因而需由他处挖掘运送土方1 9623万立方米。据《水经注·渭水》，取土在5里外的鱼池。仍依《九章算术·商功》的劳动功率折算，复土工程用工数量合计约9 7907万工作日。骊山复土工期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九月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四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九月，葬始皇郦山”。秦二世元年（前209）“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考虑到降水日、土忌日等对施工的影响以及施工队伍中管理、后勤人员的数量，可以估算其用工数量。据测算，复土工程中运输土方的劳作多达9 4724万工作日，大略占用工总数的967%以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关于秦始皇陵用工人数的记载，还有《史记·黥布列传》：“丽山之徒数十万人”，《汉书·贾山传》：“（始皇）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文献通考·王制考》引《汉旧仪》：“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水经注·渭水》：“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等等。关于复土工程用工数量的推算，可参见王于今：《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论证》，载《文博》，1987（1）。
不仅各种大型土木工程施工中繁重的短途运输需大规模征调徭役，使百姓不得“息肩”，使用民力之酷烈，尤其在于行程常常至于千百里的长途转运。
秦始皇多所兴作，“输将起海上而来”（《新书·属远》），一时“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淮南子·氾论》），以致不得不发“丁女转输”，役者“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史记·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通西南夷道工程之艰巨：“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裴驷《集解》：“《汉书音义》曰：‘钟六石四斗。’”这种落后的运输方式的社会劳动消耗（物质消耗和活劳动消耗）或劳动占用达到惊人的程度，而运输经济效益极低，甚至总运输量中仅有156%抵达目的地。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春出击匈奴，“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对于“私负从马”的意义有不同认识，但对于所谓“粮重”，则多依《汉书·匈奴传上》颜师古注“负戴粮食者”说。《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再击大宛，“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颜师古注：“负私粮食及私从者，不在六万人数中也。”诸葛亮北伐，魏延献计由子午谷突袭长安，请求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作战人员与从事人力“担负”的运输人员的比例达到一比一。曹真伐蜀，杨阜上疏也说到“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三国志·魏书·杨阜传》）。看来，战争中军需物资的运输常常采用人力“担负”的形式。
《后汉书·董卓传》记载，李傕、郭汜乱关中，汉献帝仓皇东归，流落大阳，“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供饷”。汉朝廷遂得以辗转经安邑还至洛阳。张杨先使人“缮修洛宫”，作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当时为“百官”“供饷”的方式，是“使数千人负米”。
人力“担负”虽然运输经济效益极低，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以征调民力数量之多，往往对社会造成幅度较大的影响。对秦汉时期的交通运输进行全面考察，不可不注意这种落后的运输方式。
采用人力“担负”这种运输形式，一方面是由于交通道路条件的限定，如《新语·资质》所谓“广者无舟车之通，狭者无步檐之蹊”，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运输工具及畜力，譬如车马的缺乏。参见王子今：《四川汉代画像中的“担负”画面》，载《四川文物》，2002（1）。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天子用车也未必系驾纯色的马，高级官僚有的也不得不乘坐牛车，可能投入运输业的畜力可以想见。汉武帝时代，畜牧业取得突出发展，然而一般民户仍未必具有置备车马的财力。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汉书武帝纪》）。《汉书·儒林传·申公》：“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又“以安车蒲轮征（枚）乘”（《汉书·枚乘传》）。有的知识分子从帝王征召，甚至要“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贡禹传》）。“担负”自然成为贫苦人民从事转输劳役的普遍方式。《汉书·兒宽传》记述汉武帝时左内史收租税情形，“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属不绝”，即体现出不同社会等级运输能力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