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都市又是网络全国的交通体系的重要枢纽。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历数汉武帝时代的重要都市：
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秦自雍城迁都咸阳，体现了重要的历史性进步。参见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载《人文杂志》，2003（5），收入《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从鸡峰到凤台：周秦时期关中经济重心的移动》，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3）。
邯郸亦漳、河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
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 瑇瑁、果、布之凑。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
司马迁还说到若干地位及影响稍逊于上述名都的都市，如：
献公徒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司马贞《索隐》：“杨、平阳，二邑名，在赵之西。‘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此因衍也。”
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
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这些都市均以交通条件之优越和交通地位之重要而成为各个经济区与文化区的中心。
《汉书·地理志》论汉帝国地理概势，说“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其中重要都市，则可见：
长安“五方杂厝”，“郡国辐凑”。
雒阳“在于土中”。
“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案都、会之间，不当有‘之’字。篇内皆言‘一都会’无‘之’字。《史记·货殖传》亦无。”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
“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
“临甾，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盐铁论·力耕》中也说到都市的地位：
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
又《盐铁论·通有》：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
这些所谓“都会”均作为区域交通的中心，位于主要交通线的交结点上，以“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的形势，成为全国交通网的重要枢纽。
王莽曾“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汉书·食货志下》）。“长安及五都”大致是当时最重要的都市。
长安“五都货殖，既迁既引”，以“封畿千里，统以京尹”（张衡：《西京赋》）的地位成为全国交通体系的中心。洛阳“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班固：《东都赋》）。汉武帝曾经说：“洛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邯郸北都，原为赵国都城。秦末起义军与秦军主力于邯郸附近决战，章邯一败而秦亡，可以说明其特殊的交通形势与重要的战略地位。陈豨告归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都市的交通结构。临淄东都，原为齐国都城。汉武帝曾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主父偃也曾经说，“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宛南都，“武关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张衡：《南都赋》）。《史记·高祖本纪》也有关于“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的记述。成都西都，作为四川盆地交通中心，其地又与少数民族地区接近，“南御滇僰 ”，“西近邛笮”，扼据华夏文化与西南边地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货殖列传》）左思《蜀都赋》记述成都交通形胜：“于前则跨蹑犍牂，枕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于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 ，缘以剑阁，阻以石门。”“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外负铜梁于宕渠，内函要害于膏腴。”“于西则右挟岷山，涌渎发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
蓟，燕都；江陵、寿春，楚都；吴，越都；睢阳，宋都；番禺为南越之都。这些都市都因长期作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温、轵则是作为东周故都洛阳北向通道的重要枢纽而发展其交通条件的。
合肥地处楚越之交，东有著名的昭关，也位于交通要冲。“陶为天下之中”（《史记·货殖传》），其地位之重要，在于正处于战国以来开通的运河水路交通网的中枢地段。参见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见《河山集》，110~130页。栎阳即栎邑曾作为秦人东进的主要基地，楚汉战争时以汉政权的临时都城曾作为西部中国的政治中心秦亡后，项羽“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在楚汉战争期间，曾以栎阳作为汉政权关中根据地的行政中心，“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太上皇即崩于栎阳宫，又葬于栎阳（《史记·高祖本纪》）。《史记·秦本纪》：“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史记·货殖列传》：“献公徙栎邑。”有人据此以为栎阳在秦献公时代曾作为秦都，然而综合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栎阳未曾作为秦都。参见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载《考古与文物》，1982（5）；《栎阳非秦都辨》，载《考古与文物》，1990（3）。，以交通形势之便，东北遥与曾作为晋文化中心的杨、平阳相沟通。杨与平阳则控制着“北贾种、代”的贸易通道。陈故为陈都，陈胜起义军曾在此设立指挥中心，“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汉武帝“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劲兵处，故徙（灌）夫为淮阳太守”。“淮阳天下交”，《汉书·灌夫传》作“淮阳天下郊”，颜师古注：“郊谓四交辐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