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风之丕变，始于庆历间（1041-1048）刘敞作《七经小传》，学界由是追求新奇而蔑视训诂，王应麟《困学纪闻》有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1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其后，王安石撰《三经新义》，学者仰承其鼻息，鄙弃汉儒之学，视同土梗。
宋儒崇尚思辨，好谈心性理气，《仪礼》为实学，难得学者青睐。四库馆臣云：“《仪礼》至为难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空言以骋辨，故宋儒多避之不讲。”不仅如此，宋儒每每贬低汉人文字训诂之学，如程颐说：“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又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在此种风气之下，学者多欲摆脱郑注。王安石废罢《仪礼》，推崇《周礼》，而所撰《周官新义》决不用郑注。但学界仍不乏热心《仪礼》之学者。乾道间，张淳撰《仪礼识误》，订正《仪礼》文本讹误尤多。又有李如圭氏，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于礼学颇有建树，所撰《仪礼集释》，“全录郑康成注，而旁征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如圭生于南宋，尚见古本，今据以校正，补注疏本经文脱字二十四，改讹字十四，删衍字一百六十九，并参考唐石经、陆德明《经典释文》、张淳《仪礼识误》，及各本文句字体之殊，应加辨证者，不胜指数”。李氏又撰《纲目》、《释宫》各一篇。魏了翁《仪礼要义》，取郑注贾疏处甚多，学者称“《仪礼》之训诂备于郑、贾之说，郑、贾之精华备于此书之所取”。此外，陈祥道《仪礼注解》、杨复《仪礼图》，皆流行于世，大旨均不离郑注贾疏。朱熹学术，晚年归结于礼学，表彰《仪礼》，服膺郑玄。，且以多年之力撰作《仪礼经传通解》。然而，礼学考据始终未成为宋代学术之主流。
元儒敖继公，字君善，福建长乐人，寓居吴兴，赵孟尝从受业，后经江浙平章事高彦敬荐举，授信州教授。敖氏所撰《仪礼集说》十七卷，成于大德辛丑年(1301年)。元代礼学荒芜，敖氏起而研读《仪礼》，诚属可嘉。然敖氏承宋儒鄙视郑玄之绪余，声称郑注，疵多而醇少”，希图颠覆其人其书。敖氏撰作《仪礼集说》时，，删其不合于经者”，，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之以一得之见焉”。
敖氏批驳郑玄，不露声色，但却处处立异。笔者细为寻绎，敖氏手法可约略归为五端，今不惮繁复，缕述如下，以见其改窜之迹。
1.篇名提示
各篇大旨，郑玄《三礼目录》均有提示性说明，但敖氏置之不顾，而是自行立说，如：
《乡饮酒礼》：
郑注：“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
敖继公云：“乡饮酒者，士与其同乡之士大夫会聚于乡学而饮酒之礼也。”
《乡射礼》：
郑《目录》：“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
敖继公云：“乡射者，士与其乡之士大夫会聚于学宫，饮酒而习射也。”
《大射》：
郑《目录》：“名曰《大射》者，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其群臣射，以观其礼。数中者，得与于祭；不数中者，不得与于祭。”
敖继公云：“诸侯与其群臣饮酒而习射之礼也。言大射者，别于燕射、宾射也。”
《丧服》：
郑《目录》云：“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也。”
敖继公云：“此篇言诸侯以下男女所为之丧服。”
敖氏之说，多为标新立异，并无依据。如《丧服》大旨，郑玄以为天子以下死而相丧之礼，敖氏则以为诸侯以下丧服。至有郝敬云：“服制断自大夫以下，天子诸侯缺焉。”《仪礼》多为士礼，其说颇似有理，然难经推敲。盛世佐云：“《中庸》云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诸侯以上绝旁期，至于为高曾祖父母父母妻长子之属，则贵贱一而已。···所异者或绝或降耳。其不绝不降者，则固无以异也，而是篇已具矣，何阙焉？”，敖氏各篇提要，大率如此。
2.改易今古文
《仪礼》有今文、古文，文字每每有歧异。郑玄做注，反复斟酌，力求取其正字。为慎重起见，郑氏但凡取今文，则于注中出古文；取古文，则于注中出今文。如《士冠礼》“宾对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辞。”郑注云，古文“病”为“秉”病为正字，秉为借字，故郑玄从今文作“病”。又如《士昏礼》：“大羹湆在爨。”郑注云，今文作“汁”。湆为正字，汁为借字，故郑玄从古文作湆。皆其例也。
郑氏裁断得当，学者咸无异词。然敖继公力图以文本与郑氏相异，故蓄意变换今古文，若郑用今文，则敖用古文；郑用古文，则敖用今文；更改之理由，讳莫如深。笔者逐一查核，略举如下：
《士昏礼》：“舅飨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妇人送者酬以束锦。若异邦，则赠丈夫送者以束锦。
郑注：“古文锦皆为帛。”
敖氏将此节诸“锦”字通改为“帛”。
《士相见礼》“侍坐于君子之法”节：“君子欠伸，问日之早晏。”
郑注：“古文早作蚤。”
敖氏改“早”字为“蚤”。
《燕礼》“主人酬宾”节：“主人盥洗升，媵觚于宾。”
郑注：“今文媵皆作腾。”
此篇“媵”字反复出现，敖氏均改作“腾”。
《燕礼》“主人辨献士及旅食”节：“主人洗升，献士于西阶上，士长升，拜受觯，主人拜送觯。”
郑注：“今文觯为觚。”
敖氏从今文，改“觯”字为“觚”。
《特牲馈食礼》“尸入九饭”节：“祝命挼祭。”
郑注：“今文改挼为绥，古文此皆为挼祭也。”
敖云：“挼祭即授祭也，挼字盖误。祝命佐食授尸祭，尸于是祭荐，欲及其授祭之节也。”
《公食大夫礼》“宾入拜至”节：，宰东夹北，西面，南上。
郑注：“古文无南上。”
敖氏从古文，径删“南上”二字。
《公食大夫礼》“鼎入载俎”节：“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顺出自鼎西，左人待载。
郑注：今文“奠”为“委”。
敖氏从今文，改“奠”为“委”。
《少牢馈食礼》“尸酢主人命祝致嘏”节：“上佐食以绥祭。”
敖氏改“绥”为“授”。
敖氏昧于小学，所改今古文，均无学术依据可言。敖氏之所以不辞辛劳，改换文字，其用心亦在立异，以显耀其文本不同于郑玄所据之本。
3.删改经注
敖氏每每改易经注之文字，数量颇大，其情况有二：一为径改，不说明任何理由，若不仔细案验，殊难发现；二是说经有碍，而又不能潜心研索，遂断言某字为衍、某字当为某字、某处有脱文云云。
《士相见礼》：
“言忠信慈祥”，以“忠信”二字为衍；
“先见之”，“先”改“走”。
《乡饮酒礼》：
“若有北面者则东上”，，东”改“西”。
《乡射礼》：
“司射适阼阶上，东北面告于主人”，以“东”字为衍文；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三”改“二”；
“胜者之弟子洗觯升酌，南面坐奠于丰上，降，袒执弓”，以“袒执弓”三字为衍；
“获者之俎，折脊胁肺臑”，以“臑”字为衍。
《燕礼》：
“设洗篚于阼阶东”，以“篚”字为衍；
“宾出立于门外东面”，“东”改“北”；
“升酌膳酒”，以“酒”字为衍；
“腾觚于宾”，“觚”改“觯”；
“升酌膳觯”，以“觯”字为衍。
《大射》：
“宾诸公卿大夫之矢，皆异束之以茅，卒，正坐”，以“卒”字为衍；
“司射倚朴于西阶西，适阼阶下，北面请射于公，如初”，以“如初”为衍文；
“大夫与其耦皆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诸公卿升就席”，云“诸公卿”下脱“大夫”二字。
“大夫继而东上”，“继而”下添“西”字；
“三耦卒射亦如之”，“三”改“二”；
“以耦左还上射于左”，“左”改“右”；
“一小射正授弓”，“授”改“受”；
“卒正坐左右抚之”，以“卒”字为衍；
“若诸公卿大夫之耦不胜”，以“诸公卿”三字为衍；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以此句为衍；
“受赐者”，“赐”下添“爵”字。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阶下，北面坐奠爵”，改“散”为“膳”。
《聘礼》：
“皮如入，右首而东”，“右”改作“左”；
“请礼宾”，以“礼”为“醴”之误。
《公食大夫》：
“奠于鼎西南”，以“南”字为衍；
“宰夫膳稻于梁西”，，膳”改“设”。
《觐礼》：
“啬夫承命，告于天子”，以“啬”为“大”字之误。
《丧服》：
“大夫之庶子为适昆弟”，以“弟”字为衍；
“冠”改。
《特牲馈食礼》：
“宰自主人之左赞命”，以“左”为“右”之误；
“三拜众宾，众宾荅再拜”，以“再”为“一”字之误；
“取肝擩于盐，坐振祭，振之”，以“坐”字为衍。
《少牢馈食礼》：
“有司赞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妇赞者于房户”，“户”改“东”。
《有司彻》：
“主人立于洗东北、西面，侑东面于西阶西南”，“洗东北”之东”字误；“西阶西南”，“南”字衍。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东”，郑注：“不言鱼俎东，主尊于。”敖云：“羊当作鱼，字之误也。”
“改字解经”，清人视为学术之大忌。后世学者之研究结果证明，敖氏窜改之处，鲜有正确者，此正可见其轻率与无畏。
4.与郑注立异
郑玄生当东汉，去古未远，颇见古本，加之兼习今古文，其注之价值自不可低估。然敖氏心存敌忾之气，因而不能不处处与郑立异。
《士冠礼》“冠日陈设”节：“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
郑注：“杂裳者，前玄后黄。《易》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色，天玄而地黄。”
敖氏：“杂裳者，或前玄后黄，或前黄后玄也。”
《士冠礼》“迎宾及赞冠者入”节：“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外。摈者告。”
郑注：“告者，出请入告。”
敖云：“此宾乃主人戒宿而来，故不出请事。”
《士昏礼》“将亲迎豫陈馔”节：“其实：特豚，合升，去蹄。举肺脊二、祭肺二、鱼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
郑注：“纯，全也，合升左右胖曰纯。”
敖云：“士礼，腊用一胖。此一纯，乃用左右胖者，亦异昏礼也。”
《乡饮酒礼》“速宾迎宾拜至”节：“主人一相迎于门外，再拜宾。”
郑注：“相，主人之吏，傧赞传命者。”
敖氏云：“一相，盖学中之有司，给事于饮射之礼者。”
与郑注立异，为敖书之主要特色，如郑玄以杂裳为前玄后黄，敖氏则云或前黄后玄，类似之例，不胜枚举。以至为求异郑，当有先郑与后郑两说并存时，敖氏亦宁取先郑，不取后郑，令人感慨系之。
郑注贾疏并非处处可以攻击，且总有不可动摇之说，而敖氏不愿公开引证。有学者指出，敖氏之书，间有“本郑意而未明言”，者，亦有暗用贾疏之说而未做说明者，以下略举数例。《大射仪》“张侯设乐”节：
乐人宿县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皆南陈。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其东，南鼓。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阶之东，南面。在建鼓之间。
此节经文大意，乃叙述乐人在堂前陈设乐器之章法，一组在阼阶之东，由北向南依次为笙磬、笙钟；另一组在西阶之西，由北向南依次为颂磬、钟、朔鼙、建鼓。两组乐器东西相对。此外，堂前两阶之间陈设建鼓，阼阶之西为建鼓和应鼙，鼓，陈设在东西两建鼓之间。上述安排自有一定之规经文亦叙述有致。但此处潜藏一问题，即堂前东、西两面均有成组乐器，为何北面不设钟、磬，而仅设建鼓？此外，经文四次提及鼓，必定提及鼓面之朝向，前三次皆称“南鼓”、“南鼓”“东鼓”，唯独西阶之东亦为建西阶东之建鼓称，南面”，原因何在？
郑玄对此解释云：“言面者，国君于其群臣备三面尔。无钟磬，有鼓而已。其为诸侯则轩县。”古礼用乐有等差，天子堂前东南西北四面均悬有成组乐器，称为宫县(悬)；诸侯去其南面一组，唯东西北三面有之，称为轩县(悬)；大夫唯有东西两面有之，称为判县（悬）；士唯留一面，称为特县（悬）。郑注之意，天子与诸侯相会用轩县(悬)，经文称北面之建鼓为“面”，表示此建鼓代表北面一组乐器。郑玄未曾提及者，北面一组乐器为何仅留建鼓？贾公彦疏申述云：“‘言面者，国君于其群臣备三面尔’者，言国君合有三面，为辟射位，又与群臣射，阙北面。无钟、磬，直有一建鼓而已，故不言南鼓，而言南面也。云‘其为诸侯则轩县’者，若与诸侯飨燕之类，则依诸侯轩县，三面皆有鼓与钟、磬。”贾疏之义，若是天子与诸侯飨燕，则三面都有鼓与钟、磬、1、鼓齐备的成组乐器。由于是天子与诸侯大射，北面紧邻射位，若依然陈设成组乐器，势必影响君臣之射。为，辟射位”，故需撤去原设于两阶间之乐器。如此，则廷中仅剩东西两组乐器，予人以用“判县”之嫌。为显示依然用轩县（悬）之等级，故于阶间留一建鼓，并用“面”字表示此鼓代表悬于北面之乐器。由郑、贾二氏之说解，经义已畅达无滞。敖继公说解此节经文曰：“国君合有三面乐，东方、西方与阶间也。阶间之县东上，其鼓则西上。与在东方、西方者之位相类也。大射盛于燕，宜备用乐乃以避射之，故去其阶间之县，但设其鼓于故位而已。”其文显然全袭郑、贾之说，毫无新意，但敖氏讳言出处冒充己说，可见其胸襟不磊落也。
综上可见，敖氏对郑注之排斥，已经无以复加。敖氏志在颠覆《仪礼》郑注，然由于其深文周纳，不露声色，不留痕迹，学者难以觉察，以至四库馆臣亦称敖氏不过“偶驳正注疏”，且能“词气安和”，世人为其所欺，于此可见一斑。
到明代，郝敬做《仪礼节解》，对郑注之抨击再次升温。郑玄在经学界之地位一落千丈。 敖氏之书 受到清初许多学者赞扬 四库馆臣云：“继公于礼所得颇深。”又：“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
二，敖继公樊篱内之清初诸儒
有清之初，最早系统研究《仪礼》者为张尔岐。张氏《仪礼郑注句读》全录郑注，全书未引敖继公、郝敬之说，与当时学风判若两途。张氏三十岁始读《仪礼》，“读莫能通，旁无师友可以质问”；当时文本奇缺，善本难求，“闻有朱子《经传通解》，无从得其传本。坊刻《考注》、《解诂》之类，皆无所是正，且多谬误，所守者唯郑注、贾疏而已”。书籍匮乏，仅有北监本《仪礼注疏》可依，而此书全录郑注，因而郑注成为张氏研究《仪礼》之主要凭据，其著作名之为《仪礼郑注句读》，正缘于此。张尔岐于郑义多所阐发，于郑注之疑误亦时有考辨，但总体不离郑注左右。张氏研究路径正确，持论公允，于经义多有发明，似正可成为扭转风气之枢纽。然而，，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加之当时《仪礼》研究尚未成为风气，故张氏之研究对清初《仪礼》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学界佞敖之风依然故我。
清初《仪礼》学者之著作，如姚际恒《仪礼通论》、方苞《仪礼析疑》、蔡德晋《礼经本义》等，多不出敖继公之樊篱。
姚氏对于《仪礼》本身及《仪礼》学史之研究甚浅，因而无力在郑、贾、敖、郝各种分歧之间做判断，只得仰承敖氏、郝氏之说。《仪礼通论》对经文之疏解比较简单，而以半数以上篇幅引述郝敬、敖继公成说，略作铺衍。有些经文之下，则完全引用郝氏、敖氏之说，没有自己一句话。据笔者粗略统计，《仪礼通论》引用郝氏之说，有四百处以上；引敖氏之说达二百处以上。姚氏所引郝氏、敖氏之说，大多未经深思，而多属随声吠影之类。姚氏对二氏赞扬有加：
元敖君善《集说》颇称精密，未许粗心人领会，于是书大有裨益。以及郑注之非，间亦驳辨，此其所长。若其过于求详，词义冗蔓，反致不达，且多可以不必言而言者，此其所短。取其十之二三焉。
郝仲舆《节解》训释详明，为《仪礼》第一书，亦其《九经解》中第一书也，优于《仪礼》注疏多矣。取其十之五六焉。
万斯大锐意于礼学，《三礼》兼治，著述颇丰，其中《仪礼》有《仪礼商》二卷。然万氏之学，“多信宋而疑汉”，故不能不有偏颇。应谦云：
独孜孜于经学者，吾见充宗万子。万子于《礼经》，专志殚精者数十年矣。其所爬罗剔抉，颇能见先儒所不及而自负其能，每有欲推倒一世：独扩心胸之意。余喜其覃思，嫌其自用。余谓万子，经之已讹者，注疏承而讹之，不可也；经之已明者，驳议从而殽之，亦不可也；世之儒者或取前儒已废之说，而示博示奇，如建文之欲复皋雉，更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