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对中国历史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莫过于佛教的传人。而位于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则随着佛教的传人，逐渐发展并兴盛起来，成为中古历史上的佛教圣地。
一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佛教是西汉末东汉初经西域由陆路传人中国的。但佛教初传时，似乎并未在敦煌驻足，这使得丝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在佛教的传播上稍异于中原。据《高僧传》记载，直到曹魏时期（244年前后），才有外国僧人竺高座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竺高座是目前所知最早在敦煌传播佛教的僧人。或许在此之前，敦煌就有其他像竺高座一样的僧人活动，但总的看来，佛教在敦煌的传播还是晚于中原内地的。
佛教在敦煌初传时，主要以译经、讲经为主，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竺法护为世居敦煌的月氏人，8岁时出家为僧，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随师姓称竺昙摩罗刹，汉语称为竺法护。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其师竺高座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36国的语言和文字，并携带了大量的佛经东归。“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266年，竺法护到达长安，从事译经和传教工作。284年，竺法护回到敦煌，继续从事传播佛教的工作，在敦煌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汉胡僧俗佛教集团。竺法护在传教的同时，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译经工作上，在其弟子竺法乘等30多人的帮助下将厨宾（今克什米尔）文士侯征若带到敦煌的梵文《修行道地经》译成汉文，接着又翻译了龟兹副使羌子侯带来的《不退******经》，另一部重要的佛经《正法华》也是法护于太康七年（286年）在敦煌翻译的。此后，法护又回到长安、洛阳等地，从事译经和传教工作，法护一生译出佛经154部，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译经大师，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做出了贡献，故《高僧传》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先随师在敦煌、长安笔录译文，后“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在敦煌的影响超过其师法护。法乘对敦煌佛教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修建寺院，使僧俗信徒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二是将佛教的传播对象扩大到一般民众，从而为敦煌后来成为佛教圣地奠定了基础。法乘所建为何寺，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晋代敦煌确已建寺。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前室北壁题《莫高窟记》言“晋司空索靖（239年—303年）题壁，号‘仙岩寺’”，敦煌文献P．3720中的《莫高窟记》则是此窟《莫高窟记》的手写本，据此，该寺就在莫高窟，至五代犹存（P．2963尾题），仙岩寺在晋代情况如何，已难知其详，但它已成为莫高窟开凿的先声。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史称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直到北魏灭北凉后，敦煌才又重归北方统一政权之下。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河西地区相对稳定，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河西，遂使河西成为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而自西汉以来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伴随着十六国时期中原士人及百姓的流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样一方面是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步，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始终像阴影笼罩着河西一隅。经济文化的进步，是佛教在河西传播的基础，社会的动荡则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佛教虽以译经、讲经为主，但由于以苦修为内容的“禅定”思想在北方流行，促进了河西、敦煌石窟寺的开凿。
十六国时期的两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昙无谶都对敦煌佛教产生过影响。鸠摩罗什（344年一413年）是龟兹（今新疆库车）人，早年深受小乘佛学的影响，青年时改宗大乘，尔后，主要从事弘扬大乘佛学的活动。他的弘扬活动，曾对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军进攻西域，次年，吕光进军龟兹，大破龟兹诸国联军，东归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到凉州。途经敦煌时，罗什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传说，至今还在敦煌一带流传。传说鸠摩罗什从龟兹去长安传播佛教，他骑的白马到敦煌后，突然病倒了，几天不吃草，也不饮水，罗什心中十分着急。有一天晚上，罗什梦见白马对他说，“我本上界龙驹，受佛主之命，驮你东传佛教。进关之前，因道路险阻，风沙迷漫，难辨方向，故由我伴你而行。现在已经进关，前面便是大道，敦煌是我超脱生死之地，我不能伴你而行了，望你前途珍重！”罗什苦苦哀求，希望白马继续伴他东行，白马见他情真意切，又说“前面不远便是葫芦谷，那里有你新的乘骑，你去吧！”说完，便化作一片彩霞冉冉升起。罗什一惊，从梦中醒来，这时随行的人进来告诉他，白马已经死了。罗什十分痛心，花费重金修建了一座白马塔。此塔至今仍耸立在敦煌沙州古城东南隅。白马的传说和白马塔的修建，显然是后人为纪念鸠摩罗什而建造的，但也说明罗什对敦煌地区的佛教确实产生过影响。罗什在敦煌稍事停留后，便随吕光到达凉州，从事译经工作，后人长安，继续从事佛经的翻译，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
北凉时期的翻译家昙无谶也对敦煌佛教产生过影响。昙无谶原为中印度僧人，后辗转经厨宾、龟兹、鄯善（今新疆若羌）来到敦煌，在这里熟悉了汉语。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将他作为“圣人”接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主持翻译了《大般涅槃经》等11部佛经。昙无谶早年学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他翻译的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尤其是在《大般涅架经》中，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六国时期，凉州是北方著名的译经中心，伴随河西的佛经传译，出现了“西天取经”热。敦煌地接西域，成为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西行求法者，既有河西僧人，又有中原、江南的僧人，东晋著名僧人法显就是从河西经敦煌到达西域的。由于凉州是北方的译经中心，中原、江南僧人也有至河西取经的，河西僧人也东去南下，对中原、江南的佛教产生影响。如北魏太武帝灭佛，至文成帝兴佛，其领导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师贤、昙曜等大多原为北凉僧人，他们对北朝佛教禅学及戒律方面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昙曜与现存大同云岗石窟的开凿与兴盛更是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十六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南北方政治、经济情况不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形成了南统与北统之分，南朝偏重佛教哲理争辩，北朝偏重宗教修行。当时，北方主要流行以“禅定”为内容的修行方法。“禅”是梵语的译音，意译为“思维修”、“静虑”、“弃恶”等，“禅”又叫“定”，因此称为“禅定”，是佛教所谓“六度”之一，即六种修行方法之一。所谓“禅定”，就是先到佛像前仔细观察佛的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到僻静处（禅室），闭目静坐，抛弃一切私心杂念，苦思冥想，便能心眼见佛，获得悟解，修成正果。这种以“禅定”为内容的佛教修习活动，对河西佛教也产生了影响。前凉时期，敦煌就出现了修习禅定的高僧如单道开、竺昙猷等。北凉时期，就在译经大师昙无谶来到凉州的同时，“特深禅法”的厨宾僧人昙摩蜜多（法秀）也“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这些高僧的活动为讲求苦修的禅法的流行奠定了基础。“禅定”需要安静的环境，因此禅僧往往选择远离城乡的地方开窟建寺，作为修习场所。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个叫乐傅的禅僧云游至敦煌鸣沙山一带，当他到达今莫高窟附近时，忽然看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傅感到有些眩晕。作为禅僧的乐傅以为得到了佛的召示，于是他募人在莫高窟开了第一个石窟。乐傅开窟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从东边西行到乐傅所开石窟旁边又开了一窟。由乐傅、法良二人都是禅僧来看，莫高窟最早开凿的石窟可能就是专为他们修习禅定的禅窟。由于年代久远，加之以后各朝代对前代建造的石窟不断进行改造，以及战争的破坏和风沙的侵蚀，乐傅和法良最早开凿的两个石窟已无法查考，整个十六国时期莫高窟开凿的数量也难以知晓。据今人研究，现存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大约有9个，它们的编号分别为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它们大多为北凉时期开凿的。随着莫高窟的开凿，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也开始在这里扎根，并和中国本土的艺术相结合，创造出光辉灿烂的石窟艺术。
佛经的翻译和传播，寺院的兴建及石窟的开凿，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在北魏占据敦煌以前，敦煌的佛塔和佛寺已有不少。《魏书·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本世纪以来，在敦煌、酒泉等地先后发现12座北凉沮渠蒙逊、牧犍时期（428年一434年）的佛教造像石塔，这些造像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及反映的社会背景，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凉时期敦煌佛教发展的情况。据敦煌文献S．797号记载，在西凉李暠迁都酒泉的第二年（406年）初，比丘德事占等12人在敦煌城南受具足戒，主持受戒仪式的有僧人法性、戒师宝意、教师惠观。一次受具足戒者有12人，可见当时出家人也为数不少。莫高窟藏经洞中出土的有纪年的佛经，时间在305年至442年问的就有10件，这也是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发展的一个证明。
北魏灭北凉后，曾把很多河西僧人和佛教设施迁到平城，这对内地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影响了凉州及敦煌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灭佛事件，也影响了敦煌佛教的发展。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崇信道教的拓拔焘在道士寇谦之、崔浩等的怂恿下大规模灭佛，下令各地捣毁佛像，焚烧佛经，坑杀僧人，一时间，北魏境内佛塔寺庙几乎消失殆尽。这是佛教传人中国后受到的第一次空前规模的劫难，北魏统治下的敦煌，佛教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北魏初期，佛教在敦煌没有多大的发展。
494年至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中原佛教再度兴盛，仅西域胡僧到达洛阳者多达3000，龙门石窟也开始了大规模兴建。中原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影响到敦煌。孝文帝时为都大将的穆亮，就十分信佛，他的夫人曾在洛阳参加龙门石窟的造像活动。北魏末年在敦煌的统治不稳，派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北魏灭亡后，元荣又继任西魏瓜州刺史。元荣本身非常信佛，他到任后，试图利用佛教巩固在敦煌的统治，于是大兴佛事。531年，他以银钱一千文施入寺院造经。532年，他出资造《无量寿经》100部，《维摩疏》100部，《内律》、《贤愚》、《摩诃衍》、《观佛三昧》、《大云》等经各1部。533年，又出资造《涅槊》、《贤愚》、《法华》等经100卷，这些佛经经文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有10余件。在出资大量写经的同时，元荣还出资在莫高窟修窟造像。在他的带动下，莫高窟掀起了继北凉之后的第二个造窟高潮。莫高窟现存北魏末年到西魏统治敦煌时期开凿的洞窟有10个，这些洞窟都与元荣有直接关系，其中285窟，据专家研究，即是他亲自主持营造的大窟。继东阳王元荣之后，北周时期的瓜州刺史建平公于义（在任时间约为565年—576年）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任其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窟造像活动。据敦煌研究院排年分期，有北周洞窟14个，最大者为428窟，该窟就是建平公于义所建之窟。且从其窟内供养人像多至1200多身的情况，我们也可看出北周敦煌佛教修窟造像活动之一斑。
574年，北周武帝下令废佛灭法，诏令也推行到敦煌地区，瓜州城东的阿育王寺和沙州城内的大乘寺都遭到毁灭。但这次灭佛对莫高窟影响不大，开窟造像活动一直在进行。
北魏前期，北方仍以禅修思想为主，与这一思想相适应，莫高窟以中心塔柱为主的窟形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窟形。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北方佛教也开始注重对佛教经义的研读和宣讲，和这一变化相关，北周时期莫高窟禅窟已经不见，中心塔柱窟也大大减少，而殿堂窟逐渐成为主要窟形。这种窟内有较广阔的活动空间，便于信徒在这里举行礼拜及其他活动。所以北周时期窟形发生变化，透露出敦煌地区佛教的信仰方式逐渐由禅修变成单纯的供养礼拜。
可见，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敦煌佛教一开始就受到西域和中原佛教的影响，这就为敦煌佛教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特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频繁，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敦煌地区的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阶段。
隋代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南北佛学的统一。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北方佛学在注重禅修的同时，开始了对佛教义理的探讨。隋朝统一的政治局面，为南北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因而也促进了南北佛学的合流，对宗教修行和佛教义理的并重，成为隋代佛学发展的趋势。这种统一后的佛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也影响到敦煌。
隋代敦煌佛教的发展，得益于隋文帝父子的大力提倡。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十分信佛，奉佛教为国教，还制定了保护佛教的法律，规定对破坏佛像的人以“不道论”或“恶逆论”。文帝子炀帝杨广更是佞佛。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隋朝佛教很快恢复到北周太武帝灭佛以前的盛况，敦煌佛教亦不例外。601年，隋文帝下令各州建舍利塔，派中使前往瓜州，在崇教寺（寺在莫高窟）起塔。一些隋宫廷成员的写经也流通至敦煌。如S．2514《佛说甚深大回向经》题记是：“大隋开皇九年（589年）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流通供养。”s．4020《恩益经·卷第四》的题记是：“大隋开皇八年（588年）岁次戊申四月八日秦王妃崔为法界众生敬造杂阿含经五百卷，流通供养。”这一方面说明统治者对佛教的倡导已远及敦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敦煌在隋代佛教中已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