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是3世纪时，由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唐代传入我国。敦煌文献s．2659摩尼教经典《下部赞》是唐后期中国摩尼教徒根据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赞美诗翻译而成的汉文作品。敦煌本《下部赞》基本完整，除开头稍有缺损外，篇中计有七言诗1254句，还有少量四言和五言诗。这篇作品和敦煌文献中的其他摩尼教文献一样，不仅成为反映唐代摩尼教在我国流行情况的珍贵文献，而且也反映了作为波斯文化的摩尼教文学对敦煌文学的影响。
处在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敦煌文学，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不仅同外来文学发生关系，而且同周边少数民族文学也发生了联系。
从敦煌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敦煌文学和吐蕃文学关系最为密切。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则是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对敦煌的占领。安史之乱之后，唐大军东调，西北边防空虚，吐蕃趁机占领河陇和西域大片地区。从建中二年（781年）到大中元年（847年），吐蕃直接统治敦煌达60余年。当时吐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处在上升时期，对其他民族文化兼收并蓄，汉文化自然为吐蕃学习和采纳。而汉文化高度发达的敦煌，就成为吐蕃在特定历史时期接触、学习汉文化的一个中介，吐蕃文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敦煌文学发生联系的。
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史诗、寓言故事，以及译自梵文的佛经故事、讲经文等。如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古藏文译本（I．O．737A、I．O．737B、I．O．737C、I．O．737D、P．T．983）。其二，是吐蕃民间的或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在吐蕃文学作品中数量最多，体裁多样且最有特色。其中有吐蕃民间神话，如《请王记》；有吐蕃民间故事传说，如英国人F·W·托马斯根据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6个吐蕃文敦煌写本编辑的《东北部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和法国麦克唐纳夫人1967年至1972年间编译两卷集《西藏民间文学研究资料》时作为主要基础的敦煌吐蕃文写本《说不完的故事》；有吐蕃史传文学作品，如《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拟名，s．T．MS．103+P．T．252）；有吐蕃诗歌，如《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在描叙过程中所录载的吐蕃赞普及贵族人物即事抒情的长行歌谣、诗体誓词和抒情小诗等等。
吐蕃时期，除了在敦煌留下数量众多的吐蕃文学作品外，还和敦煌文学发生了密切联系。首先，吐蕃文人直接根据敦煌地区保存、流传的汉族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如敦煌文献中所存古藏文《尚书》4篇（P．T．986），《春秋后语》6篇（P．T．1291），《孔子项话相问书》1篇（P．T．992、P．T．1284、s．T．IK5724）等作品，都是吐蕃文人根据唐代敦煌地区广泛流传的汉族古代和当代文学作品而编译的作品，反映了吐蕃文人积极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历史情况。其次，敦煌文学给予唐代吐蕃文学乃至后世藏族文学以多方面的影响。如出自敦煌文献中大约产生于八九世纪的吐蕃民间诗词《莫抛弃》（拟名），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吐蕃歌谣多用六言体，而是运用长短句形式，这应当是受以敦煌民间曲子词为代表的唐代民间词长短句形式影响的结果。诗词全文如下：
译文：
夜呵，不能离去，
夜呵，不忍离去，
已在佛前申誓祈请，
惟愿今生偕成仙侣。
日日呵，夜夜，
无时不在相思里，
心儿呵，难割舍，
千万呵，莫把我抛弃。这是一首反映吐蕃奴隶对忠贞爱情希冀和渴望的诗词，是由一位有娴熟藏语天赋的吐蕃抄经手即兴创作的。诗词所描写的是在一个万籁俱静的夜晚，孤苦伶仃的作者想起了心爱的恋人，于是他向佛恳求，希望佛祖保佑他有一天能和心上人团聚。但是，摆在诗人面前的现实是，一天过去了，一夜一夜也过去了，愿望不仅老得不到实现，而且更添反侧转辗，空留无限相思，诗人倍觉幻灭失意，凄然孤寂。诗人感慨万千，与其这般活受煎熬，倒不如把这缕情丝割断。可是，怎么能割断呢？息息相连着的“心儿”怎能割舍得了呢？于是苦水浸透了爱情，酷寒凝冻了热恋。面对漫漫长夜，诗人大声疾呼“别把我抛弃”。这不是对意中人的埋怨，也不是懦弱者的乞求，而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控诉，是受苦人悲愤交加的怒吼。整首诗短小精悍，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吐蕃下层奴隶同命运抗争，追求自由幸福的形象，可称得上吐蕃民间诗词的精品。17世纪末、18世纪初藏族文人彭仲巴·才旦创作了一篇《茶酒仙女》的文学作品。作者虚构了一座叫“恋旧意想城”，城中有个国王叫“同族王”，在一次王臣饮宴上，国王命令侍者多上茶，少献酒，以茶代酒。为此，引起了酒仙（具乐甘露）对茶仙（智慧仙女）的嫉恨。于是酒仙向国王呈词，竭力夸耀自己的世家和身世。她自称是天界的甘露，作为高贵的礼品来到人间，养育众生的青稞是她的母亲，糌粑是她的长兄。她为国王和臣民带来了温暖和幸福，并攻击茶仙是从东方支那来的流浪人，要求国王和臣民戒掉这“血红色的饮料”。茶仙听了十分气愤，同样炫耀自己高贵的身世，自称是天界如意宝树的后代，生在天竺是菩提，生在支那则是茶树。并引用了许多历史典故，证明饮酒的危害，要求国王把“酒魔”驱逐到大海彼岸。茶、酒激烈争辩的时候，国王出面评判，公正地评论茶、酒的功过，并劝茶、酒仙女亲密合作，为民造福。据近年来研究，藏文《茶酒仙女》和敦煌文献中的《茶酒论》不仅人物、情节、主题等相同或相近，甚至连某些诗句和语汇都有对应的关系，表明藏文《茶酒仙女》是借鉴或源出于敦煌本汉文《茶酒论》而加以创作的产物。
总之，唐代吐蕃文人积极接触、学习敦煌地区保存、流传的汉族文学作品，对唐代吐蕃文学乃至后世藏族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就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反映了古代汉藏两族人民积极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
回鹘原称回纥，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唐朝初年，回鹘势力逐渐强大，唐玄宗时封其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势力“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建牙帐于乌德犍山，成为当时北方最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在内乱外患打击下崩溃，以庞特勤为首的十五部向西奔逃，其中有一支逃奔甘（张掖）、凉（武威）地区，这支回鹘后来以张掖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逃奔安西的一支，击败天山东部的吐蕃，收复龟兹（今新疆库车）以东各城，后以西州（今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西州回鹘政权。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一东一西，将敦煌包裹在中间，从而对敦煌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些晚唐、五代时甘州回鹘的汉文文学作品，如P．3931残卷为上起晚唐，下迄后晋天福四年时期甘州回鹘官方往来汉文函、状、表、牒之汇抄，计有49篇。其中第1篇前残，第48篇后缺，其余47篇基本完整，共存331行，约4000余字。就此卷内容而论，可以分为五类：上中原王朝表本4篇；与朝使及边镇往来启状28篇；僧牒及巡礼僧关系文书4篇；十二月书仪12篇；天竺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十日志1篇。其中除第五类1篇为流传甘州区内之佛徒读物，第二、四类中多为中朝使臣、边镇节帅向甘州回鹘通问、致贺、致赠、答赠交涉等方面启状的抄本外，其余皆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边镇官员往来文书的抄本。如第1、2篇是甘州回鹘上中原皇帝问侯起居奏表的抄本。第39、40篇两篇《表本》是甘州回鹘归奉后梁王朝奏表的抄本，第23篇《甘州致中朝某令公状》（拟），第33篇别纸是甘州回鹘向汉族边镇官员通问、致贺启状的抄本。此举第39篇《表本》如下：
臣闻：开元圣帝，统有万邦，蓟门贼臣安禄山叛逆，倾陷中国，殄灭贤良，社稷湮灭，銮舆西幸。某曾祖圣明，某官点率部下铁骑万人，亲往往讨；未及旬月，尽底划除。上皇及肃宗皇帝却复宫闱。朝庭念以粗有臣功，特降公主；其于盟好，具载史书。自后，回鹘与唐朝代为亲眷。贡输不绝，恩命交驰。一从多事以来，道途榛梗。去光化年初，先帝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幣，兼许续降公主，不替懿亲。初闻銮驾东迁，后知已无宗派。瞻天望日，空切愤怀。今者，陛下统御寰瀛，恩沾远迩。去冬剖陈志恳，亦已闻天。依赖陛下，便同唐朝天子，用结千秋之愿，将连万代之荣。种种血诚，辄具披写，污渎天听。伏切惭惶。
这是一篇反映甘州回鹘历史的重要文献。据考证此表是甘州回鹘给后梁太祖朱温的上表。表文首先追述了回鹘先世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功绩，接着回顾了回鹘汗国灭亡后，一支迁往甘州，建立政权，并为唐朝所承认的历史。然后描述了后梁代唐的过程，表达了归附后梁的愿望。表文词气恳诚，文采粗具。虽说不上是文学佳作，但仍可作文学作品来读。且其中所述甘州回鹘历史，为正史所不载，则其意义更不待言。甘州回鹘文献何以在敦煌出现，据专家研究，五代时，曹氏沙州归义军与回鹘友好相处，并派有驻甘州的联络官，称为“甘州使头”。
甘州使头既要同甘州回鹘打交道，自当熟悉其公文程范及节仪往来之事，因而抄录其公文启状及书仪程范以备参考。因此，此卷可能为曹氏归义军某甘州使头或使头属员所抄，后辗转落入金光明寺僧人道清之手。
P．3931残卷中甘州回鹘所写表、状、启、牒，与同卷中汉族中朝使臣、边镇节帅所写的启、状完全相同：均以汉文写作，均遵循标准的汉文往来公文的格式规范，均熟练运用唐、五代时汉文公文中通行的骈文形式。它们或是出于甘州回鹘政权中任职的汉族文人之手，或出自甘州回鹘中精通汉文之士。从文书反映的文字通俗而雅驯来看，甘州回鹘文学已达到较高水平。由此表明，晚唐、五代时，与汉族政权统治区紧相毗邻的甘州回鹘，不仅在政治上对中原王朝“常修职贡，竭丹诚而内附”，而且在文化上“每慕华风”，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五代时西州回鹘的文学作品，如斯坦因获自莫高窟编号为or．8212（119）的回鹘文残卷背面有一篇由一名叫约翰的人写的12行的愿文性质的韵文。有些西州回鹘的文学作品与敦煌汉族文学发生过密切联系，如P．3509回鹘文册子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是10世纪前半期西州回鹘人根据敦煌汉文《双恩记》（即《大方便佛报恩经讲经文》）而编写的回鹘文译本。与此同时，西州回鹘文学也对敦煌汉族文学产生过影响，如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是10世纪前半期一位西行求法中途折返的汉僧在西州回鹘国内讲经时所写的汉文讲经文。它在语言上显然受到当地回鹘语的影响，而且它散韵相间的连续讲说的方法，也与一般的敦煌讲经文不同，而与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散韵相间的方式相似。这篇敦煌发现的产生于西州回鹘王国的汉文讲经文表明，在西州回鹘存在着与敦煌同样的俗讲活动，产生于西州的有特色的讲唱文学作品也曾传到敦煌，从而对敦煌的讲唱文学产生影响。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五代、宋初于阗塞族的文学作品，如著名的钢和泰藏卷中《于阗沙州纪行》，是于阗使臣在于阗王李圣天同庆十四年（925年）出使至沙州时所写的游记。P．3510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文（拟）》是于阗王李圣天的太子从德在公元935年至967年之间以太子身份让人所写的一篇发愿文。P．2958卷背所抄7件于阗文文书，其中第三件为《沙州祈愿文》，当为993年沙州曹氏某篇《祈愿文》的于阗文译本。而P．3513号卷于阗文《从德太子礼忏文》，不仅其礼忏祝愿的格式、用词与敦煌汉文写本中的愿文非常相似，而且所求之神也是汉地所称的四大菩萨。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五代、宋初于阗塞族政权与敦煌汉族政权在政治、宗教方面广泛交往的历史面貌，而且表明了于阗文学在敦煌流传的情况，以及敦煌文学对于阗文学产生影响的情况。
以上仅就敦煌文献中所反映的丝绸之路与敦煌文学之关系作了简要的途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敦煌文学，随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开展，不仅吸收了外来文学的营养，而且也吸收、融会了周边少数民族文学的精华，同时又给周边少数民族文学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敦煌文学既继承中原汉族文学传统，又富于西部边陲民族文学的特色，同时又包含外来文学因素，这种历史风貌正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