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文献中的藏文写本中，还有一些古代藏医学的写卷如《藏医杂疗方》、藏文《火灸疗法》以及藏于北图的《藏文针灸图经》等。《藏医杂疗方》中不仅记载了各种疾病、症状、体征等49种，还记载了130余种药材及多种治疗方法。藏文《火灸疗法》（P．t．127、P．t．1044）的取穴法，具有较丰富的内容。两份文献所载的症状、病名、症名涉及到内、五官、骨伤、妇产、泌尿、儿科等，还有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诊断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火灸疗法》的成书年代约为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叶之间，不仅是当今尚存的最古老的吐蕃医学文献之一，代表着这一时期吐蕃医学的发展水平，而且吐蕃时期的火灸疗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象雄（古地名，汉文史籍称为羊同，地在今西藏阿里地区）、突厥、波斯、印度等地的医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敦煌文献中的于阗文《悉昙婆罗》和《时缚迦书》则是印度医学的代表。这些对于我们认识丝绸之路上的科技交流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敦煌医学不仅保存于敦煌文献中，而且在敦煌石窟中也有形象的反映。《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宣扬要“广施七法”，七法之三是“常施医药疗救众病”。敦煌壁画中的两幅《福田经变》描绘了“施医药”的场面。莫高窟北周296窟北顶东端的《福田经变》壁画，描绘两位家属扶着半躺的患者，医生在一旁精心诊脉，身后有一人正在用药臼捣药。这是一幅难得的诊病施药的画面。莫高窟隋代302窟窟顶人字披西披下端的《福田经变》画中，也有施医药这一场景。这幅画分为两组，上组画一病人裸体卧席上，家属两人各执其左右手，医生正对患者进行治疗。下组画一赢弱裸体患者由家人扶持，前面有一医生正在调剂药物，病人身后站立一执药少女。这两个不同的医疗场景，显示着两个病人患有内症与外伤的区别。莫高窟唐代217窟有一幅《得医图》，它是根据《妙法莲花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中的“如病得医”四个字描绘的。画中一患儿得了急病，母亲焦急万分，侍女请进一位快步赶来的老中医，医童手抱医疗用具紧跟其后，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医生出诊的情况。敦煌壁画中的医疗场面远非上述几个，虽然它们都依佛经而绘，但无一不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这些画面和敦煌文献中的医学资料相结合，使我们对敦煌地区古代医学发展水平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4．数学
敦煌文献中的数学资料，主要是《算经》和《立成算经》，它们都是现存算书中最早的写本，为研究中国数学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算经》（P．3349、s．0019、s．5779）为唐人写本，从内容看，主要引自南北朝人编的《孙子算经》。唐朝初年，此书和《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一起，被列为学校中“算学”科的教科书，影响很大。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孙子算经》可能经过后人篡改，和《隋书·律历志》引用的《孙子算经》的有关记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敦煌本《算经》的发现，则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算经》中记录了我国古代筹算的一些基本知识，在该书中不仅对十进制有说明，而且对万万进制也有说明，其中记载了亿以上的计算单位，如兆、京、该、梓、让、沟、间、政、载、极等。这种进制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我国古代算学的影响。《算经》中还有多种度量衡单位的记载，对研究我国度量衡制度的演变也非常重要。
《立成算经》（s．930）为唐写本，是前人从未见过的实用性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演算数学题是用筹来算，不用纸笔，所以也就没有数码。这件《立成算经》抄本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出现了唐人手写的数码字。这些数码字没有表示空位的零号，是按算筹记数的纵横相间规则，记下了一系列数码，除个位数之外，还有两位数和三位数码。虽然还不能说这些数码在唐朝就用来作运算了，但却是宋代以后开始普遍运用数码的渊源，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古代的筹算制度。
5．造纸和印刷术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敦煌文献的出土，则为我们搞清造纸和印刷术的发生、发展过程，提供了直接而有价值的物证。
造纸术自西汉发明，经东汉蔡伦改造之后，逐渐取代原来的竹木简及绢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敦煌藏经洞可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古纸标本宝库。它保存了北朝至北宋期间的数万件古代写本和印刷品，由于它的连续性，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纸谱；又由于它们在石窟中封闭近千年，避免了日光、空气、水分、细菌和蛀虫的侵蚀和破坏，因而十分完好，成为研究古代造纸技术的极好标本。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发明，然而，由于没有实物证明，加之年代久远，史籍记载缺乏，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幸的是，敦煌文献的出土，为我们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源于捶拓。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三种初唐和中唐时期的捶拓本：唐太宗书刘瑕《温泉赋》、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这些原始的捶拓本，为研究雕版印刷术的兴起，提供了实物资料，以这些拓本参照文献记载，可知唐代捶拓法已相当普遍了。
捶拓法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雕板印刷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现已难以确认，专家研究表明，印刷术至迟在唐初就已产生，到了唐代后期，版刻已相当发达并逐渐普及。敦煌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现藏于伦敦的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刻本。此件原卷被斯坦因携往英国，翟理斯目录编为G．8083号，斯坦因原编木刻品号为sP．002号。卷子首尾完整，由7张纸接连而成，全长约488cm。首页为一幅印画，内容是释迦牟尼在给孤独园中说法图，接着便是《金刚经》全文，最后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和题记，时间为公元868年。这是现存世界上第一件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品，是印刷术发明于唐代的实物证据。且此件印品极为精美，首页印画刀法圆熟，线条婀娜多姿；经文字体苍劲有力，用墨浓淡适宜、清晰显明。从这件印刷品的成熟、精美程度来看，绝非雕版印刷初期所能达到者，说明至晚唐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另外，伦敦藏《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和《上都东市大刁家印历日》也值得注意，“成都府樊赏家”和“上都东市刁家”是当时两处私人开设的印书铺，地点分别为四川、长安，可见当时雕版印刷已比较普及了。
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晚唐、五代、宋初的雕版印刷品，为研究早期印刷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来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元代石窟中发现了一桶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5枚之多，被悉数携至巴黎，后有所流散，现藏于法国国立博物馆内。国内敦煌研究院也存有十数枚回鹘文木活字。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古代历史上使用最广、保存文献较多的一种文字，早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就已开始为回鹘人所使用。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崩溃，部众西迁，先后在新疆、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等三大割据政权。除喀喇汗王朝因受******教的影响于10世纪中叶放弃回鹘文，采用阿拉伯文外，其余各回鹘汗国都继承了漠北回鹘的文化传统，回鹘文随之被广泛地使用于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后又扩及中亚的某些地区，在13至15世纪间回鹘文被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汗国作为官方文字。大约从10世纪开始，回鹘人已从中原地区学会了雕版印刷技术，将之应用于回鹘文献的印刷。蒙元时代初期，吐鲁番地区已有了高度发展而分布甚广的印刷手工业。吐鲁番一带成为回鹘文化的中心。至于当时有无活字印刷，则不得而知。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则为这一问题找到了实物证据。大家知道，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时由毕升发明的。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证明了维吾尔族先民在传播印刷术上的贡献，这就为丝绸之路科技交流平添了一段佳话。
敦煌文献和敦煌壁画中的科技史料远不止上述几种，如P．3303背残卷，详细介绍了印度制糖法，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印度制糖法沿丝绸之路东传的情况；今藏敦煌市博物馆的《占云气书》，虽与行军占侯有关，但所保存的彩绘云图的文字说明，是气象学研究的珍贵史料；安西榆林窟第3窟东壁南侧“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对称地绘有两幅“酿酒图”，对研究我国蒸馏酒的创始年代极为有用；同窟“千手千眼观音”壁画中还绘有两幅相同的“锻铁图”，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冶炼手工业利用风扇鼓风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作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敦煌文献及壁画中的科技史料，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视，这也正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咽喉之地，在科技交流方面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之一。
敦煌科技史料，既有明显的敦煌地方特色，又反映了中西科技在此交汇的特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科技史料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古代科技成就，对此，我们应当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我国政府已将科教兴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来实施，我们更应奋发努力，为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