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曾提及，宋元以来，传统的丝绸之路由于受到来自草原丝绸之路的冲击，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已有所下降。但无论是传统丝路，还是草原丝路，宋元以来，都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以及人类航海事业和造船水平的不断提高，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并最终代替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伴随陆上丝路的衰落，敦煌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也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起自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交通路线，此外，由中国港口出发，横渡黄海或东海到达朝鲜和日本的航路，可以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线。在东西方交往中，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古老的通道，但和陆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是，它最终形成的时间要比陆路晚，而其真正繁荣时期则在唐宋以后。而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国际形势而言，唐宋以来，东西方都在发展对外海上交通，极力加强从海上和中国发生关系。远东的日本和朝鲜，从唐代开始即和中国关系密切，到了宋代时期彼此友好往来更加频繁。宋元以来，南海地区已出现了一些较大国家，如宋代的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部占碑一带）和阁婆（一名莆家龙，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北岸一带）。宋人记载说，“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阁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今印度西南奎隆）诸国，无不由其境而人中国者”。所有印度洋沿岸国家商人和贸易使团航海到中国，都要在三佛齐停留，是海上丝路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中途停泊地和重要的货物转运站。元初南亚的重要国家马八儿（印度科罗曼德海岸）和俱兰（即前之故临），史称南亚的“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是当时印度洋上的大国，形成了东西交通的重要据点，并和中国关系密切。正由于和这些岛国间加强往来，必需经过海上交通，从而促进了海上丝路的迅速发展。此外，印度以西的波斯和大食，也都积极发展海上交通，大力加强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联系。尤其是大食（阿拉伯）兴起后，吞并波斯，进一步控制了印度以西的海上霸权，无疑对唐宋以来的海外贸易产生了影响。大食兴起后，不断加强其对外海上交通，尤其是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起，大食和中国的海上交往更加频繁。早在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年～775年）时，就曾废弃旧都大马士革而以巴格达为新都，这个位于两河流域上的巴格达，正是一个天然的航运中心，具有通航于远东、欧洲和非洲的巨大优越条件。因而巴格达新都的建立，标志着大食已将对外交往的中心由陆路转移到了海路。因此，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不能不说和大食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北宋中期，因西夏政权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朝规定以后大食到宋朝只能“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并下令西部边境的州军，凡从陆路到宋朝的西亚商人概不放入。大食诸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贸易的就更多了。元代，由于印度洋航路的开辟，西亚、北非、东非以及地中海地区，都通过海路到达中国，从而开辟了波斯湾、阿拉伯海以及红海通往中国的各条航道，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uta）就是14世纪40年代从海路到达中国的。
第二，海上丝路的兴盛，与其在中国对外交通中地位的变化有关。自汉至唐，陆路丝绸之路始终在中西经贸中占据着主渠道的位置，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却有许多局限性，除了沿途有高山、沙漠阻隔，路途艰险外，它还受到中国北方不时发生的战乱影响，也因西域各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经常受阻与中断。唐中期以后，吐蕃占据河陇，唐中央同西域的陆上通道被隔绝。宋代，由于西夏占据河西，西域各国的朝贡使和商人被迫改走青海或由草原路进入中原。陆上丝绸之路这种经常受阻的情况，不能不促使中周同印度、阿拉伯各国的交通发生由陆路到海路的变化。事实上，自汉至唐五代，海上丝路一直在缓慢发展，西南亚和南亚的商人从南海航路到中国贸易，路程虽然比陆上丝路远，但却没有陆上丝路因政局的变化而常常中断的情况；自汉至唐，经过七八个世纪的航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南亚、南亚等国家，都积累了在这条航线上航行的丰富经验，所使用的海船也不断改善，海上航行已变得不那么艰险了。比起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漫无边际的戈壁沙漠及崇山峻岭、雪山冰川来，艰险程度已大大缩小。就中国而言，由于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大运河的开凿，内地的丝绸、瓷器等出口物资都可以方便地集中到东南沿海的口岸。而在运输瓷器方面，海路显然比陆路要安全可靠得多。这些因素使得海上丝路在中外商人的眼中比陆上丝路更具吸引力。故而，唐中叶以后，随着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再度受阻，海上丝路逐渐取代了陆上丝路的位置，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主渠道，至宋元时期达到鼎盛。
第三，海上丝路的兴盛，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重心东移的形势有关。唐以前，中国经济重心在北方地区，即是后来经济渐趋落后的河陇地区，唐前期经济也十分繁荣，史称“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但是，南方经济自魏晋以来就不断发展，“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地区饱受战乱之苦，黄河流域经济遭到破坏，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淮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如唐宪宗时即提出：“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可见“安史之乱”后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唐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到了宋代，江南经济更为发展，南宋时期，更出现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局面。而宋元时期社会经济许多部门的发展，都对海上丝路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就农业而言，北宋时，江南稻田一般每亩产米二至三石，南宋时，太湖一带的水稻亩产达六七石之多，元朝也大抵如此。茶树、桑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比以前更加普遍，元代，江淮以南几乎到处都有茶园。农业的发展对海外贸易有重要影响，粮食、茶叶成为宋元时期的出口物资，而桑树的普遍种植，则同丝绸纺织业息息相关。手工业中，丝绸、陶瓷业的发展对海上丝路影响最大。南宋时，江南的丝织业跃居全国首位。江浙生产的丝织品，无论其产量，还是花色品种以及制作技术，都为全国之冠，深受东西方各国喜爱。宋元时期，制瓷技术达到中国瓷业发展史上的成熟时期。北宋时期，制瓷业除定窑（今河北曲阳）、汝窑（今河南临汝）、官窑（今河南开封）、哥窑（浙江龙泉）、钧窑（今河南禹县）等5大名窑外，还有江西的景德镇。南宋时，江南制瓷业迅猛发展，一举成为全国制瓷业最发达的地区，在靠近海外贸易港口的浙江处州、江西景德镇、福建等地发展尤为突出，这就为瓷器的大宗出口开了方便之门。